房间里霎时鸦雀无声，但是海伦·杜·普雷向他微微一笑。微笑，是她征战政坛的有力武器，对于这个房间里的所有男人，该武器同样好使。她说：“弗朗西斯，我认为你应该和整个班底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经过仔细研究，再来决定是否退出竞选。告辞之前，让我再说两句。我知道这段时间你非常沮丧，但是，就算是我当选总统，也不会干得比你好。我看你需要更耐心一些，你的第二届任期会更有建树。”
肯尼迪总统有些不耐烦：“海伦，美国总统都是第一届任期的成就比第二届更大，这一点你我都很清楚。”
“大多数情况下的确如此，”海伦·杜·普雷说，“但是到了第二届，或许众议院的议员就不一样了呢？从我个人的利益来说，如果我能做两届副总统，肯定比只做一届地位更加稳固。而且，如果您不是只干一届就被自己的民主党国会给赶下台去，而是一位连任的总统，那么您给我的支持也会更有力。”
她拿起备忘录资料准备离开。弗朗西斯·肯尼迪道：“你其实待在这里就可以。”
杜·普雷又向屋里每个人露出了招牌式的甜美微笑：“我不在，您的幕僚说话肯定更自在。”说着，她走出了黄色椭圆办公室。
肯尼迪周围的四个人始终沉默着。他们是他最信任的幕僚，肯尼迪以个人名义任命了他们几个，他们也只对他个人负责。总统就像是神话中长相奇怪的独眼巨人，生了一个脑袋和四条手臂，几位高参就是他的左膀右臂，同时也是他最好的朋友。自从肯尼迪的夫人去世之后，他们又变成他最亲近的家人。
杜·普雷关上了身后的门。办公室里的男士们开始打开各自的备忘录资料，并伸手去拿桌上的茶和三明治，房间里一阵悉悉率率的声音。“海伦可能是整个行政部门最聪明的人。”总统的幕僚长尤金·戴兹随口说道。
肯尼迪冲戴兹笑了笑，这个家伙一贯对漂亮女人没有什么抵抗力。“你有什么想法，尤？”他问，“你觉得我应该多些耐心，竞选连任吗？”
十年前，尤金·戴兹还是一家大型计算机公司的老板，那个时候弗朗西斯·肯尼迪才初涉政治。尤金·戴兹本人简直就是一台精密计算机，干掉了不少竞争对手。但是他出身贫穷，因此他坚持正义的理念更多出于实际需要而不是什么浪漫的理想。他渐渐意识到，美国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把持了太多的权力，长远来说，这会毁掉真正的民主。所以，当弗朗西斯·肯尼迪高举实现真正的社会民主这面大旗进入政坛时，戴兹为他募集了竞选资金，最终帮助肯尼迪登上总统之位。
尤金身材高大，平易近人。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当某些人的重要愿望和特殊诉求被总统拒绝时，他能避免这些人与总统结仇。戴兹低头看着手中的材料，他的头有些谢顶，胖墩墩的身体把剪裁精良的外套背部绷得紧紧的。“为什么不竞选？”他语气轻松，“你只要随便混混就好。让国会来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一切都是老样子罢了。不过外交事务除外，这方面你还能找到些乐趣，说不定还真能做点好事呢。
“事情得这么看，我们的军队人数只达到应有人数的一半，因为我们把孩子们教育得太聪明，结果他们都不爱国了；我们有技术，但是没人愿意购买我们的产品，想要维持收支平衡是没戏了，政府迟早要破产。你就干脆竞选连任，放松一下，舒舒服服地过上四年。再怎么说，这份工作可不坏，你还能随便花钱。”戴兹笑了笑，挥挥手，意思是自己不过开个玩笑。
肯尼迪身边四位幕僚虽然表面上满不在乎，但是都盯着肯尼迪看。没人觉得戴兹的态度有什么不敬，他开玩笑的说话方式也是肯尼迪过去三年里一直鼓励的。
国家安全顾问阿瑟·威克斯是个彪形大汉，那张脸一看就是大城市来的——混血儿，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意大利人——他也能抖搂一些粗俗的俏皮话，不过对于肯尼迪和总统办公室，他还多少有一些敬畏。
威克斯十年前认识了肯尼迪，当时肯尼迪第一次竞选议员，他则是东海岸的自由派，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伦理和政治学教授。他身家丰厚，却视金钱如粪土。两人在思想学识上惺惺相惜，因而渐渐成为朋友。肯尼迪觉得阿瑟·威克斯是他见过的人当中最博学多才的，而威克斯则认为肯尼迪是政治圈子里道德最高尚的。这样的关系基础并不会——也不可能——让两人成为密友，但是足以让他们互相信任。
威克斯觉得，国家安全顾问的职责要求他说话不能像别人那么随便。“尤可能觉得他在开玩笑。”他朝戴兹做了个手势，“但是您确实能为我国的外交政策作出宝贵贡献。我们的影响力超出欧亚国家的理解，我觉得您竞选连任势在必行。无论如何，美国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权力堪比国王。”他平静的语气充满了说服力，有着纽约人特有的低沉。
肯尼迪转向他左边的一人，奥德布拉德·格雷，肯尼迪叫他“奥托”。他是肯尼迪班底中最年轻的一位，大学毕业刚刚十年。他以黑人左翼运动起家，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并获得过罗德奖学金。他个子高挑，仪表堂堂，大学时期就是聪慧的学者和一流的演说家。当年肯尼迪一眼看中了他，这个貌似政治煽动者的年轻人，实际上对人谦恭有礼，深谙处世之道，不必使出威逼胁迫的手段也能让人乖乖听话。在纽约一次剑拔弩张的活动中，肯尼迪获得了格雷的崇敬和信任。那一次，肯尼迪以他高超的法律技巧、过人的智慧、翩翩的风度以及不带种族偏见的公正方式成功地平息了事态，从而赢得了冲突双方同样的尊敬。
从那以后，奥德布拉德·格雷就开始助力肯尼迪的政治生涯，并且竭力主张他竞选总统。肯尼迪招他进入班底，担任与国会沟通的联络官，负责推进总统提案的实施。格雷青春活力的理想主义激情和他与生俱来的政治天分经常发生冲突。很自然，理想主义多少处于下风，因为他对于政府怎样运作、何处施加影响力、何时该发挥捐助资金的威力、何时避重就轻、何时体面让步等等这一切都知道得太清楚了。
“奥托，”肯尼迪说，“说说你的想法。”
“辞职吧，”格雷道，“正好你现在事事不顺。”肯尼迪微微一笑，其他人都大笑起来。格雷接着说道：“咱们有话直说吧，我同意戴兹的建议。国会在你头上拉屎，媒体也捅你刀子，政治说客和大企业主把你的方案捂烂在手里，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又觉得你背叛了他们。这个国家就像是一辆该死的凯迪拉克，你是司机，可是车上连动力转向装置都没有。你还想再来四年，让这个国家每个该死的疯子都有机会踹你一脚，把你踢下台吗？要我说，咱们大家都他妈的别干了。”
肯尼迪似乎开心了起来，脸上英俊的线条绽开成满面笑容，那双深邃纯净的蓝眼睛闪闪发光。“真有意思，”他道，“不过接下来我们说认真的。”他知道手下这几个人刚才都在使激将法，为的就是刺激他能竞选连任。他们都不想离开这个权力中心，离开首都，离开白宫。就算雄狮失去了利爪，也总好过连雄狮都做不成。
“你们都想让我再度竞选，”肯尼迪说，“可是就算连任又能干什么？”
奥托·格雷道：“太对了，我们就是想让你连任。当初可是你求着我加入总统班底的，说这样才能帮助我们的人民。我那个时候信任你，现在也一样。我们确实有所建树，而且我们还能做得更多。我们的路还很长，现在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只有你才能改变这一切。你得为此奋斗，不能放弃。”
肯尼迪问道：“可是我到底怎么才能获胜呢？国会实际上就是由苏格拉底俱乐部那帮家伙把持着。”
格雷看着他的老板，脸上浮现出只有他这样的年轻人才会有的激情和力量：“我们不能这样想。你看，我们过去曾经克服过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还能再赢一次。再说，就算我们不能获选，难道连试都不试吗？”
房间里一时安静下来，因为大家似乎都意识到还有一个人没说话，而这个人对弗朗西斯·肯尼迪的影响力最大，他就是克里斯蒂安·克里。所有的目光现在都投向克里。
克里虽然和肯尼迪是好朋友，但是仍保持着对总统的一份敬意。肯尼迪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克里这么尊敬他，因为他内心一直充满对暗杀的恐惧，而克里则十分看重勇敢无畏的品质。当时就是克里斯蒂安请求弗朗西斯参加总统竞选，并且还承诺如果能够任职总检察长，并兼任联邦调查局和特勤局的局长，那么总统的人身安全就由他全权负责。所以现在，美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实际上由他一手掌控，但是肯尼迪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作为和国会的交易，他不得不按照他们的要求任命了两名最高法院的法官，以及驻英国大使。
肯尼迪也盯着克里斯蒂安·克里看，终于，克里开口道：“你知道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最关心什么问题吗？他们压根就不在乎外交政策这类玩意，也不在乎什么经济学概念，更不关心全球变暖，就算地球晒成葡萄干，他们也无所谓。他们关心的是夜里走在大城小镇的街道上，总是害怕遭抢劫；晚上睡在床上，总是担心有坏人破门而入，谋财害命。
“我们现在就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按照社会契约，政府应该保护全国每一位公民的安全，但是政府没有能够履行职责。女人害怕被强奸，男人担心遭谋杀。现在的人都堕落到泥坑里了，比畜生还不如。有钱人夺走底层大众的每一个子儿，而犯罪分子干脆要了穷人和中产阶级的命。而你，弗朗西斯，就是唯一能带领我们走出泥沼的人。我相信你，相信你能拯救这个国家。我也就是因为这个才跟着你干，而你现在却要抛下我们大家不管了。”克里顿了顿，“你得再努一把力，弗朗西斯，不过是又一个四年嘛。”
肯尼迪总统深受触动。他明白，这四个人仍然信任他。他心里也明白，其实自己也是有意引导他们说出了刚才那番话，引导他们重申对他的信任，引导他们担负起与总统相同的责任。他朝他们笑笑，从心底里感到欣慰。
“我要仔细考虑考虑。”他说。
众人明白这句话就表示会议结束了，因此纷纷告辞离开，只有克里斯蒂安·克里没有走。
“特丽莎过节回家吗？”他随口问。
肯尼迪耸耸肩：“她在罗马又找了个男朋友。复活节假期她要坐飞机回来，跟以前一样，她特别说明她根本不在乎这些宗教节日。”
克里斯蒂安道：“我挺高兴，她总算是要离开欧洲了，在那儿我很难保护她。她还觉得在欧洲就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反正国内不会报道。”他顿了一会儿，又说，“如果你真竞选连任，你就得让她离你远远的，或者干脆和她断绝关系。”
“这可不行。如果真得参选，我还需要极端女权主义者的选票呢。”
克里斯蒂安大笑起来。“好啊，”他说，“现在说说先知的生日宴会吧，他可是一直盼着呢。”
“别急，”肯尼迪说，“我会让他尽兴的。我的老天，都一百岁了，他竟然还盼着过生日。”
“他过去是个了不起的人，现在还是。”克里斯蒂安道。
肯尼迪看了他一眼，目光尖利：“你以前一直都崇拜他，我可不像你。他也有缺点，也犯过错误。”
“没错，”克里斯蒂安说，“不过他是我见过的人里面，将自己的生活掌控得最牢的人。他给我的指导和建议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克里斯蒂安又停了一下，“我今晚要和他共进晚餐，所以我可以告诉他生日宴会已经万事俱备了吧？”
肯尼迪干巴巴地笑了笑：“告诉他吧，没问题。”
这天晚上，肯尼迪在椭圆办公室签了几份文件，然后坐在办公桌边，注视着窗外。他能看见白宫院子四周的大门，都是黑色的铁门，顶端缠绕着白色的电网。跟往常一样，一靠近街道或人群，他就浑身不自在，尽管他也知道暗杀之类的事情不过是自己的想象罢了，因为对他的保护简直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白宫周围有七道防护；方圆两英里之内，每一栋楼里都有一支安保卫队，监视楼顶和各个房间；所有通往白宫的街道上都有岗哨，而且警卫身上都藏着速射手枪和重型武器。每天早上，成百上千参观白宫的旅游者都要在底层大厅接受特勤局卫队十分严格的安检，这些特工一直在大厅里溜达，偶尔还跟游客寒暄两句，但是他们的眼睛一直保持警觉。白宫里凡是没有绳子围着、允许游客进入的部分，每一寸空间都在摄像头的监控之下，而且还有特殊的录音设备，可以捕捉到所有的窃窃私语。武装警卫在每个走廊的拐角都有一张特制的计算机工作台，关键时刻就可以用作路障。在白宫向公众开放的时间里，肯尼迪一般待在四楼，那是专门为他修建的，用作他的生活区。生活区的地板、墙壁和天花板都是特别加固过的。
弗朗西斯·肯尼迪很少使用这间著名的椭圆办公室，只有在特殊的仪式上签署官方文件的时候才来这儿。此刻，他放松身心，正在享受难得独处的几分钟。他从办公桌上的雪茄盒中抽出一根细长的古巴雪茄，体会着原块烟叶给手指间带来的油质。他切掉末端，小心地点上，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来，透过防弹玻璃窗看着外面。
他仿佛看见自己还是个孩子，远远地，从白色的岗哨那边穿过宽广的草坪，然后跑向自己的杰克叔叔和罗伯特叔叔。他多么爱戴这两位叔叔啊。杰克叔叔风度翩翩，童心未泯，却又如此有力量，让他觉得一个孩子也有指点江山的希望；罗伯特叔叔呢，那么严肃，那么热忱，却又彬彬有礼，妙趣横生。这时，弗朗西斯·肯尼迪突然想到，我们当时叫他鲍比叔叔，不是罗伯特，要不就是有时候叫他罗伯特？他记不清了。
但是他的确记得四十年前的那一天，就是在同样一片草坪上，他跑向两位叔叔，他们每人抓住他一条胳膊，他就双脚离地，被一路吊着一直走到白宫。
现在他也跟他们一样身居高位了，当年令童年的他敬畏的权力，现在就握在他手中。回忆总是带来诸多伤痛、美好、失落，还有诸多遗憾。当年致使两位叔叔遇刺的东西，正是他现在考虑放弃的。
弗朗西斯·埃克萨威尔·肯尼迪没有料到，就在受难日这一天，所有一切都将因为罗马两个籍籍无名的革命者而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