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步履艰难地走回他那简陋的住所。在路上，他忽然想到，也许有人会认为他最终也胆怯了，在行动分局的绑架或暗杀威胁下也要销声匿迹了。他耸耸肩，随便他们怎么想，没时间向他们详细解释。
他用旅馆的优惠券要了一份午餐，今天是炖肘子和面条。尽管多年印度支那的丛林时光和阿尔及利亚的荒野生活让他对美食没有概念，但这顿饭实在令他难以下咽。当天下午，他收拾好行李，付清账单，离开那里独自去执行一项任务——去找一个人，或者更准确点，找某一类人，一类他都不知道是否存在的人。
他登上火车的时候，一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彗星4B型客机朝着伦敦机场四号跑道降落下来。飞机从贝鲁特飞来。在排队穿过入境旅客大厅的旅客中，有一个亚麻色头发的高个子英国人。中东的阳光把他的脸晒成黝黑的健康色。他在黎巴嫩尽情享受了两个月的愉快生活，感到身心舒畅。不过对他来说，更令他愉快的是看着一笔数目不小的款项从贝鲁特一家银行转入了瑞士的另一家银行。
在遥远的埃及沙地上，他挫败了埃及警察的追踪，并留下了两具德国导弹工程师的尸体，每具尸体都有一个干净利落的子弹孔穿过脊椎骨。现在，困惑不解、满腔怒火的埃及警察早已把尸体埋掉了。他们的死使纳赛尔总统的阿尔·扎菲拉式火箭研制推迟了好几年，而在纽约的一位犹太复国主义百万富翁则觉得他的钱花得太划算了。这个英国人轻松地通过了海关检查，乘出租车驶向他位于伦敦西区的公寓。
罗丹找了九十天，收获了三份薄薄的档案，每份都放在一个马尼拉纸卷宗里。他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公文包里，从不离手。回到奥地利已经是六月中旬了，他找了家小旅馆住了下来。这是维也纳布鲁克纳街的克莱斯特旅店。
他在城里的大邮局发了两份简明扼要的电报，一份发到意大利北部的博尔扎诺，另外一份发往罗马。电报是召集他最重要的两名助手到他维也纳的住所开一个紧急会议。二十四小时之内人就到了。勒内·蒙克雷从博尔扎诺乘出租车来，安德烈·卡松则从罗马乘机抵达。两个人都用的假名字和假证件，因为他们两个都排在驻意大利和奥地利的法国特工卷宗的前列，这个时候特工们正不惜血本地花费大把的银子雇佣眼线在边境检查站和机场找他们呢。
先到克莱斯特的是安德烈·卡松，比预定的十一点早了七分钟。他让出租车停在布鲁克纳街的街角，下车后，在一家花店的橱窗前花了几分钟整理了一下领带，然后迅速走进旅店大厅。罗丹和往常一样登记了假名，是他最亲近的同伴才知道的二十个假名中的一个。被叫来的两个人在前一天都收到了一份署名为“舒尔茨”的电报，这就是罗丹在这二十天内用的假名。
“请问，舒尔茨先生在吗？”卡松问前台的年轻人。小伙子查了一下登记簿。
“六一四号房。是他约你来的吗，先生？”
“对，没错。”卡松回答，径直走上楼梯。他走到二楼，沿着走廊寻找六一四号房。在右手中间的位置，他找到了。他抬手准备敲门，忽然被人从背后抓住。他转过身，抬头看见一张脸——铁青的下巴，眼睛从那道浓黑的眉毛下俯视着他，毫无表情。他身后十二英尺处的墙上有个凹进去的隐蔽处，他就是从那里开始跟在卡松身后的。尽管地上的灯芯绒地毯非常薄，但卡松还是一点儿声音都没听到。
“你要干什么？”这个大个子漫不经心地问，但抓住卡松右腕的手却丝毫没有放松。
有那么几秒钟，卡松感到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想到了四个月前，阿尔古被从伊登·伍尔夫酒店闪电绑架的事。但很快他便认出了身后这个人，他是外籍军团里的一名波兰人，以前在印度支那和越南时都曾在罗丹的连队里待过。罗丹有时会让维克多·科瓦尔斯基执行特殊任务。
“我和罗丹上校约好的，维克多。”他轻声回答。听到对方提起自己和老板的名字，科瓦尔斯基的眉毛更是拧成了一团。“我是安德烈·卡松。”他补充道。科瓦尔斯基似乎对这个名字没什么印象。他伸出左手绕过卡松，在六一四号房门上敲了敲。
里面有个声音问：“谁？”
科瓦尔斯基把脸凑到门缝处，“来了个客人。”他尽力“低声”说。门开了一道缝，罗丹向外张望了一下，随即拉开了门。
“我亲爱的安德烈，真抱歉这样对你。”他冲科瓦尔斯基点点头，“没事了，下士，我在等他。”
卡松的右手终于被松开了。他迈步进了房间。罗丹在门口又对科瓦尔斯基说了几句，然后关上了门。波兰人又退回墙上的隐蔽处。
罗丹和卡松握了握手，把他领到燃气壁炉前的两个扶手椅旁。此时虽已是六月中旬，但外面下着蒙蒙细雨，天气依然阴冷。他们两个早就习惯了北非的烈日，所以把炉火烧得很旺。卡松脱下雨衣，在壁炉前坐了下来。
“马克，你往常可没这么小心谨慎。”他说。
“这不是为了我自己，”罗丹回答，“任何情况下我都能照顾好我自己。但我可能需要几分钟把这些文件毁了。”他指了指窗边桌上公文包旁边的那个厚厚的马尼拉纸卷宗。“这才是我带维克多来的原因。不管发生什么事，他必须给我六十秒的时间来销毁这些文件。”
“那些文件一定很重要。”
“也许，也许，”罗丹的话音里透着一丝满足，“我们得等勒内来。我让他十一点十五分来的，这样你们两个人就不会同时到达而让维克多不安。出现太多不认识的人会让他紧张。”
维克多左腋下别着沉甸甸的左轮手枪，他紧张起来会发生什么？想到这些，罗丹露出了一丝难得的微笑。此时，他们听见一记轻轻的叩门声。罗丹穿过房间，把嘴凑到门上：“谁？”
这次是勒内·蒙克雷，他的声音紧张得有点结巴：“马克，看在上帝的分上……”
罗丹拉开门。蒙克雷站在门口，身后是那个波兰巨人。相形之下，蒙克雷就像个侏儒。维克多用左臂勒着这个会计，紧紧地夹住了对方的两条胳膊。
“行了，维克多。”罗丹轻声对这个保镖说。蒙克雷被放开了。他走进屋里，对坐在炉火边微笑的卡松扮了个鬼脸。门再次关上了，罗丹向蒙克雷表示歉意。
蒙克雷走上前来，两人握了握手。他脱去外衣，露出一件皱巴巴的灰黑色西装，手工很差，并不合体。就像大多数习惯了穿军装的人一样，他和罗丹都穿不惯便服。
看着他们两个在那两把简陋的椅子上落了座，罗丹便坐到了那把他用来当写字台的桌子后面的高背椅上。他从旁边的柜子里拿出一瓶法国白兰地，向他们扬了扬。两位客人都点了点头。罗丹倒了三大杯，递给蒙克雷和卡松。先饮些烈酒可以帮他们消除身上的寒气。
勒内·蒙克雷斜靠在床头。他个子不高，但很结实。他和罗丹一样都是职业军官。但不同的是，他没指挥过战斗。他的军人生涯大多是在行政部门度过，开始的十年一直在外籍军团会计处工作。他从一九六三年春天开始主管“秘密军组织”的财务。
只有安德烈·卡松不是军人。他身材矮小，办事精细。他在阿尔及利亚是一家银行的经理，现在的穿着打扮还是老样子。他是法国城市地区“秘密军组织”和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地下组织的联络人。
虽然加入组织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这两个人和罗丹一样，都是“秘密军组织”里的强硬派。三年前，蒙克雷在马赛郊区的外籍军团会计处工作时，他十九岁的儿子在阿尔及利亚的部队服役。后来，蒙克雷少校再没有见过他的儿子，连尸体都没见着。这个年轻的列兵被游击队俘虏了，部队攻占村子之后，他就被埋在了那里。事后他知道了儿子曾惨遭折磨的悲惨遭遇。在部队里，没有什么秘密可以长久保存，这一点尽人皆知。
安德烈·卡松和“秘密军组织”的关系则更密切一些。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他把毕生都奉献给了他的工作、家人和他的家庭。他所工作的银行总部设在巴黎，所以即使阿尔及利亚陷落，他也不会失去工作。但他参加了一九六〇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叛乱，是他的家乡康斯坦丁的领导人之一。甚至在这之后他仍然没丢掉工作，但是当他发觉银行户头一个接着一个地结清了账，商人们卖掉了一切搬回法国时，他才知道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了。就在军队哗变之后，当地的农民和小商贩倾家荡产地孤身逃回法国，饱受苦难。他们当中很多人甚至从未见过这个国家。看到这些，他对戴高乐的新政很是恼怒，于是便帮助“秘密军组织”的一支部队从自己工作的银行抢劫了三千万旧法郎。一个低级出纳员发现他与“秘密军组织”合谋，举报了他，终结了他在银行的事业。他把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佩皮尼昂的岳父家住，自己则加入了“秘密军组织”。他的价值在于他对当前法国国内“秘密军组织”的同情者十分了解，这个群体约有上千人。
马克·罗丹在他书桌后面的椅子上坐下来，看着他们两个。他们也注视着他，目光充满好奇，但什么都没问。
罗丹有条不紊地开始了他的介绍，他讲得很仔细，主要是关于过去几个月里，“秘密军组织”不断被法国情报机构挫败的情况。他的客人都盯着各自的酒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在过去的四个月里，我们遭受了三次沉重的打击。在理工学院试图使法国脱离那个独裁者的失败尝试，仅仅是我们长长的失败清单里的最新纪录。其中有的甚至还没开始就被破坏了。只有两次，我们的人进入了狙击范围，但都因为计划和执行中的低级错误也搞砸了。我不用讲那么具体，你们和我一样，都知道得很清楚。”
“我们失去了安托万·阿尔古，他被绑架了。他是我们最精明强干的领导之一。尽管他忠于我们的事业，但毫无疑问，在如今的审讯手段下，他们很可能对他使用药物。这样一来，整个组织都处于危险之中。安托万知道一切，所以我们现在不得不重新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只能坐在这个昏暗的旅馆里，而不是在我们慕尼黑总部的原因。”
“如果一年前我们就从头开始，那也不会太糟。那时候我们能发动成千上万热情的爱国志愿者，可现在就没那么容易了。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的死对我们更不会有任何帮助。我不想过多责备那些同情我们的人。他们有权要一个结果，而不是听空话。”
“好了好了，你究竟想说什么？”蒙克雷问。这两个听众都知道罗丹是对的。蒙克雷比任何人都清楚，从阿尔及利亚银行抢劫来的钱都花在组织的运作上了；右翼企业家的捐助也开始枯竭。最近他在募捐时遭到了露骨的蔑视。卡松知道，他与法国地下组织的联系渠道现在也开始恶化了。他的多个藏身处被抄。阿尔古被捕后，很多人都不再支持“秘密军组织”了。巴斯蒂安-蒂里被枪决只能加速这一进程。罗丹所介绍的都是事实，但听起来让人很不愉快。
罗丹继续讲着，好像没被打断过一样。
“刚才我说的那些就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现状。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干掉那个老家伙，解放法国。所有与之相左的计划都必须放弃。如果我们继续沿用传统手段，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先生们，我不想再让更多的爱国青年去执行几天之内就会被泄露给法国盖世太保的计划了。简而言之，告密的人太多，卧底太多，不服从指挥的人太多。”
“法国安全局现在已经趁此机会渗透到我们的组织中，就连我们最高级的委员里也已经有人开始向他们泄露机密。现在看来，我们的决议他们几天之内就会知道——我们准备做什么，计划什么，执行任务的是谁，都会暴露无遗。不可否认，面对这样的处境让人很不愉快，但我确信，如果我们不去面对，那纯粹是自欺欺人的行为。”
“依我看，只有一个方案可行。这个方案可以避开安全局整个间谍和特工网络，让他们失去情报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事前发觉。即使发觉了，也破坏不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的首要目标——杀了那个老家伙。”
蒙克雷和卡松迅速抬起头。房间里一片死寂，只能偶尔听见雨点打在窗格上的声音。
“的确，我们当前的处境非常糟糕，但如果你们同意我对形式的判断是正确的，”罗丹继续说，“那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愿意并且能够消灭那个老小子的人，秘密警察也一样知道。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法国国内活动，只要一露面，就会像一只被追捕的野兽，不仅被正规警察部队搜捕，还会被‘大胡子’和告密者出卖。我相信，先生们，我们唯一的办法是雇一个外人。”
蒙克雷和卡松惊愕地望着他。过了一会儿，他们慢慢有所领悟。
“什么样的外人？”终于，卡松开口问道。
“不管他是谁，这个人必须是个外国人，”罗丹说，“他不是‘秘密军组织’或者全国抵抗委员会的人。全法国的警察都不认识他，他也没留下任何档案。所有独裁统治的弱点就在于它那庞大的官僚机构。档案里没有的就等于不存在。没有人知道这个杀手，因此他就‘不存在’。他持有外国护照，干完这差事就消失了，回到他自己的国家。这时法国人民就会行动起来，彻底铲除戴高乐这帮卖国贼的余孽。这个人能否逃出法国并不重要，我们接管政权后肯定会释放他的。重要的是他能不引起注意，不被怀疑地进入法国，而这是现在我们任何人都做不到的。”
两个听众都沉默不语，陷入沉思。罗丹的计划逐渐在他们的脑海中成形了。
蒙克雷轻轻吹了声口哨。
“一个职业杀手，一个雇佣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