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金中国》
语言泡沫与自我膨胀
许知远（1976-），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微电子专业，现任职于《生活》杂志。曾为《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刊撰稿。著有《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新闻业的怀乡病》等。
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虚与实、泡沫与真相相互交错的混沌年代。
有一句名言被用滥了，却总是非常管用，那就是狄更斯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1]。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媒体就如此形容当年的盛况，即所谓的“镀金时代”。
那时候美国的国家财富积累很快，甚至超过了当时的世界第一大国——英国。纽约的摩天大楼越起越多，商界和政界越来越富裕，贫富差距却也越来越大。这是美国历史上贫富最为悬殊的年代，很多生活在底层的人连温饱都成问题。于是，很快，臭名昭著的“大萧条”[2]来了。
许知远将自己这本书命名为《镀金中国》，副标题是“大国雄起的虚与实”。他说，如果你每天都坚持阅读《参考消息》第八版，会发现连篇累牍都是些激动人心的标题，什么“已经崛起的中国”、“中国——第三世界国家的楷模”、“世界必须学会与中国相处”、“中国世纪”等等，好像全世界都在和我们一起焦虑，觉得中国已经强大到不行了。作者由此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实力等于它所拥有的物质力量吗？
经过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据说有望在未来数十年内超过美国。但历史上一个国家的实力与其物质力量的发展往往并不同步，美国在1880年的时候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在国际舞台上却并未受重视，因为它的外交力量和军事力量还不够强大。那么，目前这个常常在语言泡沫之中自我膨胀的中国又是什么情况呢？
作者说，倘如你生活在此刻的中国，你会经历和目睹一些与表面的辉煌数字并不相符的东西：大学成了巨大的商业公司和行政机关，思想与价值成了其中最不重要的一环；社会上人人渴望成功，脸上挂满了焦虑的神情；互联网上褊狭与愚蠢泛滥，人人以言谈粗鄙为荣，除去实际利益什么也不相信……而最重要的一点，人们都已经丧失了对美好未来的期待，也不再相信生活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对善良、正义、理想、尊严、勇气这些人类的基本情感一律采取漠视态度。这是作者近年来观察中国社会现状后的总结。他说，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虚与实、泡沫与真相相互交错的混沌年代。
许知远虽然念过北大，所学的却是计算机专业，并不是我们心目中那种典型的北大才子形象。他早期接触过很多西方传媒的运作模式，所以不管是写作风格还是身份定位，都有点类似ThomasFriedman[3]的风格。西方国家有一种公共知识分子，虽然也常常以媒体记者身份采访很多人，但并不意味着他自己就很肤浅。他也许好学深思，博览群书，又能用一种老妪能解的通俗语言把自己所经验和观察到的总结出来，虽然这种观察好像没有严格的学术支撑，却因为视角本身的庞大而带给人很多灵感。
许知远毫不讳言他早年对梁启超和李普曼[4]等人的崇拜，并至今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令人怀念的。新文化运动为它奠定了清新自由的基调，而处于青春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习惯将学院之外的媒体作为拓展自我的空间，新闻界人士往往同时是教授、作家、翻译家，多种身份互相延伸。秉持着这种理想，许知远访问过很多名人，观察了很多中国当下的虚实问题。比如在谈到中国商业时，他非常坦白地说，在接触过那么多本土企业家之后，他才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言谈都是苍白的。虽然今天大家都觉得中国企业在全球越来越有实力，但是有多少家企业能够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品牌？除了依靠国家扶持或垄断资本，又有什么真正创新的东西能够拿到国际市场上去？
（主讲梁文道）
《飘移中国》
聪明的真话
韩寒（1982-），上海人，作家，赛车手。出版有小说《三重门》《光荣日》，散文集《零下一度》《杂的文》等。曾发行个人唱片《十八禁》，出演电影《海上传奇》。2010年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
很多人的撒谎体验是从写作文开始的，而为数不多的说真话经验大概是从写情书开始的。
韩寒刚出道的时候，年轻，长得帅，又是很好的赛车手，难免被媒体追踪热捧。韩寒的杂文写得很好，我跟朋友聊天时说，要是中国每一个80后都像他这样，头脑清晰利索，讲话又有幽默感，这个国家就太有希望了。
韩寒的笔调很有点像年轻时候的鲁迅，文中有不少火辣的讽刺，当然他没有鲁迅那种深层的悲剧感，我觉得鲁迅小说里那种非常黑暗的元素才是他最伟大的地方。而韩寒的杂文写得比较聪明，他对这个时代的观察使得很多年轻人都愿意相信。《飘移中国》是他在香港出版的文集，“飘移”这个词相当讨巧，显然会让人联想到他赛车手的身份。
大家都觉得韩寒文章写得很勇敢、很刺激，他自己却觉得不过是说了一些真话，当然他的真话比大多数人说得要好。
韩寒说很多人的撒谎体验是从写作文开始的，而为数不多的说真话经验大概是从写情书开始的。
从小学到中学，语文教材和作文范文只教给大家赞美、歌颂，而揭露和鞭挞被认为是阴暗和不积极的。当然赞美和歌颂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关键是连赞美和歌颂的内容都有规定，这就注定了我们的作文写到最后只能全是假话了。
韩寒这话说得相当有道理，而且说得很幽默。他说他上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组织看《泰坦尼克号》，他有点担心，因为听说里面会有裸露镜头，但老师说没关系，片子是经过教导主任制作的。他很吃惊，心说没想到教导主任还会剪片子。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当然很投入，等到露丝躺在沙发上的时候，大家都情不自禁屏住了呼吸，但露丝的衣服刚刚滑落，银幕上便一片漆黑——一只大手遮住了放映室的胶片。底下一片哗然，原来是这样制作的啊，还是现场制作呢。
等到露丝穿回衣服，银幕马上重现光明，时机把握得天衣无缝，看来这个段落教导主任也偷偷摸摸看了不少遍吧。于是韩寒说，人们总说要保护青少年，好像青少年就是这么一个无比脆弱的群体，一看见露点照片就要上街强奸，一看见鲜血就要拔刀捅人，一看见历史真相就要暴力游行——这话真是明快有趣。
韩寒敢于挑战权威，对很多文坛大腕都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过。有一回他说巴金、茅盾、冰心三个人文笔不好，冰心的书他读不下去，被很多人骂。韩寒回应说：
评论家们如此义愤填膺，想必是不认同我的观点，那他们就应该告诉我，巴金、茅盾、冰心的文笔好在哪儿？如果他们说的我不认同，那就是大家的审美观念不一致，一拍两散才是正常的。但现在他们说我忘本，是人品有问题，说我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原来读不下去冰心的书就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这耻辱柱似乎得做大点吧。
在《脆弱的教授》这篇文章中，他说曾有一位教授提出，中国的图腾不应该再用龙了。韩寒说如果龙不是好东西，那究竟什么才算好东西呢？按照当代人的理解，钱和房子应该是公认的好东西了，那中国的图腾索性就一个楼盘加上一张人民币得了。历来民族图腾都是凶兽，你见过用兔子做图腾的吗？
韩寒说他发现很多大学教授都很脆弱，有一回一个教授在博客上说韩寒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韩寒反复查看自己的文章，左右都看不出问题，后来仔细想想，大概是开头那句“吃饱了撑的”惹的祸。韩寒说，好吧，“吃饱了撑的”的确是对身体的攻击，我愿意为此道歉，您从此就别撑了。
这些文字相当讨巧，所以年轻人很爱看。当然也有人批评韩寒，比如许知远的那篇《庸众的胜利》[5]。的确，韩寒的杂文虽然反叛，却并没有真正的危险性和颠覆作用，恰好在我们这个时代可以承受的限度以内。每个人对现实的不满都可以透过对韩寒的喜欢投射出来。
（主讲梁文道）
《中国怎么想？》
经济降温之后
马克·里欧纳德（MarkLeonard，1974-），现任欧洲外交关系协会执行主任，曾在欧洲改革中心（CentreforEuropeanReform）任职，另著有《欧洲为什么将主导二十一世纪》等。
观察中国的知识界会为观察中国的方方面面提供一个窗口。
很多西方观察家谈论中国的时候，很少重视中国思想界自身的判断与看法，无论学术还是传媒领域，都习惯于把一些西方模式套用到中国的发展现状上。直到《中国怎么想》（WhatDoesChinaThink）问世，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作者马克·里欧纳德非常年轻，是欧洲外交关系协会的执行主任。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他采访了中国知识界很多人，各种立场派别都有。他想提醒西方，过去是否太忽略中国的看法？是否应该关注一下中国自己的思考？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重要而深刻的争论只能通过知识分子来完成，像是一场由代理人来打的战争。所以，观察中国的知识界会为观察中国的方方面面提供一个窗口。
书中首先介绍的是张维迎[6]提出的价格双轨制，所谓价格双轨制就是一方面由政府来为物品制定官方定价，另一方面又允许市场来浮动价格。张维迎称之为“斑马理论”，并用一个有趣的故事加以说明：一个村子里养了很多马，村领导一直告诉大家这种马有多么好，而隔壁村子养的斑马则不好。但是渐渐地大家发现，这种马好吃懒做，并不好啊。怎么办呢？有一天村长偷偷放进来几匹斑马，跟老百姓们解释说：“大家不要怕，这不是斑马，只是画上了花纹，看起来像斑马而已。”后来斑马的数量越来越多，几乎整个村子里都是斑马了。村领导才出来正式宣布：“其实斑马是好的，我们原来那个马才是坏的。”
这就是价格双轨制，暗度陈仓地把市场经济移植入计划经济，直到把计划经济的一切残余完全取代为止。这种做法到了邓小平、江泽民之后似乎有了变化，于是张维迎说他现在也很担心政府失去了走向合理格局的动力，不想从经济舞台退场，甚至认为领导人已屈服于一种危险的民粹主义[7]。
张维迎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讨论严肃的议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经济学家们自己关起门来讨论就好了，但是今天的老百姓却使用左翼的措辞抨击我们，诋毁我们的功劳，说我们接受了美国政府或者新资产阶级的资助。
类似的情况也在政治改革领域存在。为了观察这个问题，马克·里欧纳德特地跑到四川的平昌县考察。平昌县最近几年很出名，因为它破天荒地准许党员直选党委书记。以前可能会允许直选村长、乡长，但是从来没有碰过党的组织。现在平昌县的党员可以直选党委书记，就等于搞党内选举，让党员民主化。马克·里欧纳德把它形容为民主改革的另一匹斑马。而学者俞可平[8]认为，党员本身的优势，如较高的教育水平、出色的表达能力，足以让他们成为民主先锋部队。
俞可平的观点和张维迎一样饱受抨击，很多人认为这样是走不通的，中国的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不是学西方那一套民主选举，而是要走出一种自己的模式。同样，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时候，也不能完全跟随英美那种已经快要破产的新自由主义。
究竟该怎么办？马克·里欧纳德又访问了另一批人——新左派知识分子。新左派和自由派的争论最近几年虽有所平息，但争论本身早已深入人心。有人还把这个争论进行了简单的二元分化，好像自由派都主张激进的市场改革，让中国变得更加资本主义，同时在政治上要求自由、民主、人权；而新左派则反过来主张一种国家主义的威权统治，倾向于赞成公有制的社会经济和福利更广泛的社会保障，对外则坚持捍卫主权，保卫民族和国家利益。
作为旁观者，马克·里欧纳德清楚地指出，这样的理解不仅简陋，也并不符合事情真相。其实像张维迎这样的学者，过去曾是中国市场改革的智囊之一。而新左派经济学家如胡鞍钢[9]、崔之元[10]等，主要强调的是我们需要更强大的中央政府执政能力。过去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大政府是坏的，小政府是好的，而新左派学者却认为大政府不见得就是坏的，但是需要有恰当的执政能力，这才是最重要的。
新左派认为国内消费能力只有在人民感觉安逸的时候才会上升，所以需要用社会福利来保证人民不受疾病、失业或养老问题的困扰。可以看到，近年来国内很多政策路线都受这种思想影响，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新左派是反对民主改革的，那就大谬不然了。
其实很多新左派主张，如果缺乏更广泛的政治改革，新左派的议程就没有发展的可能，因为中国的新贵们对政治是有约束力的，这就需要民主赋予政府权力，从特权集团手中取回财富作为公共财产。20世纪90年代，自由市场和独裁政府之间还有个二分法，人们认为经济改革有效，可以晚一点再来谈改革政府。现在我们面临的许多经济改革的问题，都需要政治改革来矫正。
类似的说法很接近一般印象中的民主派，而它恰恰是被很多人误解的新左派提出来的。另一位北大学者潘维[11]则认为，像平昌县那样的地方民主选举实验是行不通的，因为西方民主选举在中国实行到最后，只能是“赢者通吃”，去竞选的官员不只服务选民，还要服务财主。他认为中国的土壤不适合照搬西方模式。
听起来大概很像国家威权分子的言论，但其实他不是。潘维更赞赏市场改革议程，坚信法治比民主重要。他认为，法治源于对人的不信任，对任何当权者的不信任；而民主则根植于一种信念，那就是选举终究会选出好的领导人，而不是相反。通过以上介绍可以了解，过去大家一直认为很“左”的某些人，在某些方面并不那么“左”；大家认为很“右”的学者，也没有那么“右”。这个二元分法显然太不恰当了。
书中还提出了几个重要观点，比如“黄河式资本主义”。作者认为中国在寻找一种与西方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其中既有市场竞争，同时又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提供多种公共保障和社会福利，包括教育、医疗等。
马克·里欧纳德还提出一个“围城世界”的观点。他说过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喜欢搞国际组织和全球化，而那些多边协定及种种区域性联盟，通常会削弱成员国的国家主权。中国则恰恰相反，中国通过参加多边协定确保大家把生意做好就行了，并不干涉别国内政，同时也捍卫自己的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