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最后一章叫“卡列宁的微笑”，特丽莎有一番自省，她一直想弄清楚：托马斯爱我吗？他爱过别人吗？他爱我是否比我爱他更深呢？也许正是这种对爱情的探讨，对其深度的度量以及种种猜测和研究把他们的爱情扼杀了。特丽莎想到自己耗费了一生的精力，甚至滥用女人的软弱来对付托马斯，现在才明白这一切是多么不可理喻。为了证实托马斯是不是真的爱自己，她终于把托马斯拖到了头发花白、筋疲力竭、手指僵直，再也不能握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了。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以被苏联的坦克所蹂躏的布拉格之春为背景而写男女之间的肉体和精神之战。在这最基本的人性战场上，米兰·昆德拉发出了许多精彩的哲学见解。比如关于媚俗，他说：在极权的媚俗之王国，总是先有答案并排除一切新的问题，所以极权的媚俗的真正对手就是爱发问的人，而问题就像裁开了装饰画布的刀，让人们看到隐藏其后的东西。
再比如托马斯认识到罪恶的制度并不是由罪人建立的，而恰恰是由那些确信已经找到了通往天堂唯一道路的积极分子们所建立的。由于天堂并不存在，积极分子也就变成了杀人凶手。
（主讲吕宁思）
我与父辈
另一种角度看知青
阎连科，1958年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情感狱》《最后一名女知青》《日光流年》等，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国内外奖项二十余项。
二三十年前，涌现过一批知青文学。后来衰落了，但它的某些影响还在。比如《七十年代》这本书，其中的作者几乎都是下放的知识青年。有人认为那段日子太苦了，自己的光阴被虚耗了，说是去农村向农民学习，帮助农村建设，其实是荒废了人生中正常的求学阶段。
对于这些往事的看法多是从回城知青的角度出发。相反，当年知青下乡的时候，乡里的那些农民对这段历史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感受呢？《我与父辈》就描写过去被大家忽略这部分情况。作者阎连科先生过去写的小说常常让人觉得力量强悍，但这本书却回归到一种相当平淡的写作方式，甚至直白到让人有些不习惯。
在这本书里，阎连科谈的是他的父亲、大伯和四叔，他父辈那一代人。为什么要谈呢？书中一开始便说，忽然之间，他发现父辈全走了。2007年10月1日，当整个国家都在普天同庆的时候，他接到一个电话说四叔走了，之后他就发现父辈那整整一代人都不见了。他们曾经做过什么？说过什么？是不是应该把这些留存下来，说给后人知道？
他回忆起小时候跟父辈们相处的时光，那恰好是知青下乡的年代。有一天，大家正在田里劳作，不知道为什么，远处突然开过两辆载着革命青年的卡车，架着机枪从田间公路上驶过。那些红卫兵忽然朝着在田野里劳作的农民没头没脑地打了一梭子子弹，子弹就落在田头草丛里。草摇土飞之后，当过兵的退伍军人忽然大喊：“卧倒！”于是社员们都学着他的样子各自卧进红薯秧的垄沟，而卡车远去，载着青年革命者和他们的笑声。
看完这一段，你会怎么去想当年那些年轻人呢？那些知识青年、革命青年刚到乡里的时候，都觉得生活太苦了，但在当地老百姓看来，他们过的却是好日子。当地的农民很尊重这些年轻人，自己家里吃得不像话，还尽量做些细粮给知识青年吃，好活儿让给他们干，好事儿让给他们做，他们怎么还觉得苦呢？
有一段写得非常震撼，说有一个知识青年强奸了当地姑娘，跑了，后来什么事儿都没了。反过来，一个本地农村青年据说强奸了一名下乡女知青，而且仅仅是怀疑，没有二话，马上就被枪毙了。
作者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坛轰然而起的知青文学都把下乡视为炼狱，把一切苦难简单归结为某块土地和那块土地上的愚昧。知青下乡的确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就一直生存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他们几千年来的命运算不算是一种灾难呢？
这本书的力量就在于它直白而又沉着地描述了父辈们在农村“过日子般的生活”，也附带提到了自己少年时的一些经历。那个时候他远离家乡，跟叔叔的儿子一起在一个工厂里打工。每天早上起床，拉着空车快步跑到三十里外的火车站，每人装上一车煤，再缓缓如牛地拉着重车回来，遇到上坡，还要走着S形一步一挪地慢慢上去。每天这么走，有时候连续做四十多天不休息，以至于连毛泽东去世了这样的事他们都不知道。
日子过得这样辛苦，有一次他哥说：“连科，你还回家读书去吧，读书才是正事……不读也行，读多了也不一定有用……明天周末，我们回去洗个澡吧。洗个澡，明天你好好睡上一觉……”两兄弟间的谈话，在他看来都是最为坦白也最为深刻的人生道理。他说：“那是一段我人生中最为辛苦的岁月，每每提起，都会欷歔掉泪。”
这样的写法好像没有什么文学修饰效果，可是当你看到后面整段的文字谈他在农村的父辈和兄弟姐妹们怎样生了重病还要忍痛去种地，怎样受到羞辱而依然想要有尊严地活下去，怎样每天蹚过一条几乎是零度以下的冰冷的河只为了去远方砍木材、搬石头回来盖房……再回头看他说的“这是我人生中最为辛苦的岁月”，这“辛苦”二字的分量就非常扎实地落了下来。[13]
在《我与父辈》里，阎连科对他的父亲、大伯和四叔都作了非常深情的描述，书中有一段说他大伯的儿子，大我五六岁的发成哥，现在已经做了爷爷，可是他的子女们，那些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代人，却永远无法明白他的父辈们当年是如何为了生存而奋斗，为了婚姻而丢掉做人的尊严和舒展。
为什么说婚姻会使人丢掉做人的尊严呢？在农村谈婚姻是要有本钱的，比如家里有没有好房子，有了好房子你儿子才见得了人，人家才愿意把闺女嫁到你家。而以前农村的房子都是自己盖的，盖房真是非常辛苦。
他大伯家共有八个子女，你简直想象不出来这么多孩子是怎么活下来的，尤其是“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其中的辛苦真是不足为外人道。有一年他的发成哥要跟别人相亲了，可是对方嫌男方家里穷、人口多，房子也不是瓦房。于是大伯就领着老老小小一家人每天去搬石头、砍木头，一片瓦一块砖地硬是搭起了一所简陋的房子。
盖房欠下了一笔巨债，一家十口平常还得吃喝过活，那时候种一天地只能赚一毛钱，怎么办呢？阎连科写道：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宣布说，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在新中国成立了二十多年后，一个北方乡村的农民站在他们一家人用血汗盖起来的三间瓦房门口，对着他的六男二女的孩子们说：“房子是盖起来了，债也欠下了。人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欠，唯独不能欠的是人家的债。从明天起，我们一家人都去拉石头、卖石头，尽快把欠人家的债务还上！”
这是一些再简单不过的做人道理。父辈们就是这样，他们都不是什么有文化的人，甚至连字都不认识多少，却有着最简单分明的是非观。他们教育子女的方法在今天看来也很不科学，比如怀疑自己儿子偷了人家东西，就不分青红皂白先暴打一顿，打完之后看儿子还是坚决不认罪，才想到去问问清楚，到晚上确认他果然没有偷，便“叹一口气，摸摸他的头”。这样一种教育方法也许很不文明，但是阎连科却说，他现在多么盼望父亲再好好打他一顿，从前父亲每次这么打他，他都觉得非常踏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