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记》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通史巨著，探讨区域历史文化也必须对《史记》给予高度重视。阴山虽然地处我国北疆，但阴山地域汉代之前的民族部族、行政设置、经济生活、民俗文化等历史状况，在《史记》中均有记载，应当进行深入地挖掘研究。
[关键词]《史记》；阴山地域；历史文化
《史记》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通史巨著，其内容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洪细兼收，包罗万象，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记录了我国自有文字以来近三千年的历史。我们今天了解汉代之前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不仅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研究，《史记》是取之不尽的宝藏；而且从地域角度探讨区域历史，《史记》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下面仅以地处我国北疆的阴山地域汉代之前的历史文化为例，对《史记》中的记载略加梳理，简要说明。
阴山山脉横亘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介于东经106°——116°，西起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的狼山，中段为乌拉山、大青山、灰腾梁山，东段为坝上高原的大马群山。东西绵延长达1200多公里，南北宽达50——100公里，北界大致在北纬42°。山脉的平均海拔高度在1500米以上，主峰是位于狼山西部的呼和巴什格山，海拔2364米，亦是整个阴山山脉的最高山峰。山脉北麓有乌兰察布草原，南麓有河套——土默川平原。山脉内部的盆地中心及山前地带有数个积水形成的湖泊，著名者有乌梁素海、岱海、黄旗海等。山脉南侧有大黑河、昆都仑河等汇入紧靠阴山的黄河。黄河在阴山之南形成一个大弓形，弓形黄河湾内是属于阴山地域的鄂尔多斯高原。阴山的最大特点是南北不对称，南坡山势陡峭，北坡则较为平缓，仿佛一座巨大的天然屏障，同时阻挡了南下的寒流与北上的湿气。因此，阴山南麓的雨水较为充沛，适宜发展农业。阴山山脉自古以来就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天然分界线，山区本身则是农牧交错地带。
就行政区划而言，阴山地域主要指今天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盟市，主要包括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西面囊括乌海市和阿拉善盟东部地区，东面包括锡林郭勒盟西部地区。当然，作为一种区域历史文化，其历史影响和文化辐射应比起地理范围和今天的行政区划范围更广更大，还涉及到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宁夏北部，以及外蒙古国等部分区域。
阴山地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我国北部一个很重要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区域。阴山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域，先后活跃着匈奴、鲜卑、柔然、铁勒、突厥、回鹘、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众多少数民族，汉族也从春秋时期开始就有居民迁入。像阴山这样一个不太大的区域内先后活跃有这么多民族的地区，在我国并不多见。几千年来，阴山地域各民族在这一地域创造了十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现在又是周恩来总理称赞的“模范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中心区域。深入研究这一典型地区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对于进一步考察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文化基础及特征，更好地解决我国当前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阴山地域先民的活动，很早就在古文献中有所记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武丁时期卜辞中曾提到土方、鬼方、羌方、方等，有学者研究认为这些方国的活动范围已到达阴山地域。特别是司马迁所著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中，无论本纪（如《秦始皇本纪》）、表（如《六国年表》）、书（如《平准书》），还是世家（如《赵世家》）、列传（如《匈奴列传》），都有关于阴山地域史实的记载。
一、《史记》中关于阴山地域部族和民族的史料
先秦时期生活在阴山地域的少数民族部族，正如《史记》所说“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大概是因为各部族“逐水草迁徙”，“随畜牧而转移”，“居无常处”，“时大时小，别散分离”。[1]（卷110《匈奴列传》）这些部族见于甲骨金文的有土方、鬼方、羌方、方等名称，见于史籍的有荤粥、猃狁、犬戎、山戎、北狄等。荤粥大概与黄帝同时，其活动区域包括今阴山地域，《史记》记载有黄帝“北逐荤粥”。[1]（卷1《五帝本纪》）夏代荤粥与夏为邻，有密切交往。战争交往是北方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有力促进了各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
春秋时，北方各游牧部族被泛称戎或狄。狄分赤狄、白狄和长狄。晋文公（公元前636年——前627年在位）攘戎狄，居于河西固、洛。赤狄、白狄皆在河西，约今陕北和鄂尔多斯东南沿边一带。在鄂尔多斯市西南边沿，则居住着义渠、朐衍诸戎。[2]（p20-21）《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义渠、朐衍诸戎居住包括今内蒙古与陕西、宁夏接壤的鄂尔多斯市西南边沿鄂托克前旗等境。当西戎诸部被秦吞灭，秦穆公霸西戎时，赤狄、白狄也被晋降服。《史记》载，公元前569年（晋悼公九年），晋使魏绛“说和戎、狄，狄朝晋”[1]（卷14《十二诸侯年表》），“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狄，东至河内”[1]（卷39《晋世家》）。晋的势力已伸入今鄂尔多斯地区。
战国时期，林胡、楼烦、东胡逐渐发展为北方几个主要游牧部族，并称为“三胡”。《史记》载，公元前457年（赵襄子元年）“赵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1]（卷110《匈奴列传》）。赵拓边至晋北，与林胡、楼烦等相邻。其后三家分晋，“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1]（卷110《匈奴列传》）公元前328年魏国败于秦，“魏尽入上郡于秦”[1]（卷44《魏世家》）。秦惠文王于公元前320年“北游戎地，至河上”[1]（卷15《六国年表》）。秦上郡已包括今鄂尔多斯市东部准格尔一带，直抵黄河南岸。此时的林胡、楼烦居秦、赵之北。另据《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载，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十九年）赵武灵王召楼缓谋胡服事说：赵国“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又自请于公子成曰：吾国“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说明林胡、楼烦居赵北，且及赵西。林胡、楼烦占据阴山以南今乌兰察布南部丘陵、呼和浩特及鄂尔多斯市东北边沿一带。[2]（p31-32）
战国中期中原各国不断北上略地，上述北方各族活动范围有所变化。《史记》载，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二十年），赵“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1]（卷43《赵世家》）。林胡、楼烦因此迁入今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公元前297年（赵惠文王二年）“主父（即赵武灵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1]（卷43《赵世家》）此时林胡为赵武灵王所迫，已移居河套内，今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乌审旗一带。楼烦则居今黄河西岸，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一带，赵惠文王时归附赵国。其时部分楼烦、林胡人被招募充赵骑兵。赵孝成王时（公元前265——前244年）又破降林胡，今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林胡、楼烦尽附赵国。
秦汉时期生活在阴山地域的民族基本上以匈奴为主，而阴山地域也成为匈奴的核心地区。《史记》专设有《匈奴列传》，对上古至汉武帝时期匈奴史事作了详细记载。
秦王朝时，对阴山地域与匈奴交替控制。秦并吞六国，匈奴亦以乌加河以北的阴山为中心，控制着阴山南北广大地区。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取楼烦、白羊王占据的河南地，匈奴头曼单于被迫放弃阴山以南地区，向北退却数百里。其后蒙恬取高阙、阳山（今临河西北狼山）、北假，筑亭障，修长城，秦长城成为匈奴与秦的分界线。蒙恬死后，戍守边疆的数十万大军南调镇压起义。匈奴乘机南下重新占据高阙、阳山、北假等阴山战略要地，并夺取“河南地”。正如《史记》所载，“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后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1]（卷110《匈奴列传》）匈奴冒顿单于继位后，通过大规模的征服战争，灭东胡部落，迫使月氏西迁，吞并楼烦、白羊二河南王之地，收回蒙恬所占黄河以南地区。“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1]（卷110《匈奴列传》）西汉初年冒顿又向北征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在西北平定楼兰、乌孙、呼揭等部族。其势力范围北至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西至天山南北，东至辽东平原，南至山西、河北北部、陕北及河套地区。包括黄河以南以东的广大地区，“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1]（卷110《匈奴列传》），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游牧族政权，盛极一时。
西汉建立后，承秦之敝，经济萧条，社会残破，无力对抗匈奴。公元前201年秋，匈奴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驻守马邑的韩王信投降匈奴，匈奴遂引兵攻占太原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公元前200年（高祖十年）冬，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抵御。冒顿单于领精兵40万骑，围困刘邦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达七日。刘邦用陈平计得以逃脱。随后，采纳刘敬建议，使刘敬奉宗室女，名为公主，以妻单于，岁赠匈奴絮、缯、酒、米、食物，约为兄弟，以和亲。[1]（卷99《刘敬列传》）此后终高祖之世中经孝惠帝、吕后至文、景六七十年间，和亲成为西汉初对匈奴的基本政策。汉朝还开放“关市”，准许两族人民互市贸易，匈奴人从汉地换取所需物品。关市便利了匈奴人民同中原人民的相互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和亲对于汉王朝来说虽是屈辱的外交政策和权宜之计，但有利于两族人民分疆自守、安居乐业、各得其所。
但匈奴贵族并不满足，常以骑兵骚扰掠夺汉边地人口和牲畜财物，云中、北地、上郡等郡遭掠最甚。公元前177年（汉文帝三年）夏，“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领有今鄂尔多斯乌审旗及鄂托克前旗、伊金霍洛旗等部分地区）葆塞蛮夷，杀略人民”[1]（卷110《匈奴列传》）。公元前162年，汉文帝致书匈奴单于双方复和亲。公元前161年匈奴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公元前158年冬匈奴复绝和亲。军臣单于又各以三万骑攻入上郡、云中，“杀略甚众”。文帝中止和亲、岁赐，关市也因此中断。公元前156年景帝即位，汉遣御史大夫陶青至代下，与匈奴议恢复和亲。汉又“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1]（卷110《匈奴列传》）
西汉经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武帝时国力强盛，中央集权加强，抗击匈奴侵扰的条件成熟。公元前133年（元光二年）汉武帝采纳王恢计，使聂翁壹佯为卖马邑城，以诱军臣单于。单于将10骑入武州塞（今山西朔县北至大同市西一带）。汉则伏兵30余万于马邑（今山西朔县）附近山谷中企图一举消灭匈奴主力。军臣单于“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察觉汉有伏兵，乃攻亭，得雁门尉史，知汉谋，大惊，急令退兵。[1]（卷110《匈奴列传》）“马邑之谋”虽未成功，但揭开了反击匈奴战争的序幕。汉武帝对匈奴的三次大规模战役的胜利，制止了匈奴贵族的掠夺，对保障阴山地域在内的北方社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大规模的战争也使汉付出了极高代价，“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自此双方再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奠定了匈奴“藩臣于汉”的基础。
二、《史记》中关于阴山地域行政建制的史料
阴山地域是多民族生活的地区，民族变迁剧烈，政权更替频繁，中原政权和少数民族之间不断在这里进行争夺和控制。在中原政权强大之时，无不在此开边设郡，加强管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开始在阴山地域设置郡县，标志着中原政权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体制的确立，为秦汉以后历代沿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