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克华和一家人坐在南下的火车上将永久地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他才知道年初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已经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印迹。
2月7号一大早已进入老年的母亲宋淑卿刚刚醒来就抱怨说昨晚梦见了一群小孩子要让她背着过老家的那条小河……一下到河里才知道河里一点水都没有，河底却有数也数不清的臭虫。小孩子们都争着捉臭虫吃……她说这梦不吉利，今天肯定要出事，让克华小心点不要出去疯跑。
宋老太太在几十年的风雨颠簸中，凭梦境和别人极不易觉察出来的微小征兆就能准确地预感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她采取了一条补救措施，就是把那个瓷尿盔给扔进了厕所茅坑里。办完了这件事她才歇了一口气，回来又在心烦意乱中给丈夫做早饭。
丈夫杨忠奎在省参事室上班。这是一个专门安置国民党起义将领的机构。这个机构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每年的春节和中秋节的茶话会做做准备工作和开这两个茶话会，至于省委方面的负责人是否出席这些茶话会那就要看他们的心情如何了。在这里上班的参事们其实早已没有资格参加任何社会生活了。他们与其说是被社会遗忘的角落，还不如说是社会生活中等级最低的一个阶层，就像地富反坏右社会渣滓牛鬼蛇神一样。参事们整天就像黑鬼一样隐没在这个社会的偏僻角落里，惶惶度日，其余时间则不过是在看看报纸以及写点配合形势的发言稿中打发日子罢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个机构以及它的全体成员在长时间无人问津和极度恐惧中，于六六年底战战兢兢地迎来了第一批前来造反的红卫兵小将。他们事先已接到通知，要老老实实接受革命冲击，让毛泽东思想占领这块暗无天日的死角。所以他们早上八点一上班，就全体按解放后的行政级别大小在大门口列队恭候小将们的到来。他们预先已经按照通知的要求各自给自己做了一块脖子上挂的大牌子。尺寸一律，长宽都是一米。上面除了各人的姓名和起义前的军衔外，一律都写着“血债累累死有余辜的国民党反动将领”。在这种恭候中，有的人因年事过高两腿打颤脸上的汗水不停地往下滴，洇湿了胸前的纸牌子也洇湿了脚前的那块土地。因为有不容违抗的指令，不准乱说乱动，所以谁也不敢挪动一下。有想拉屎尿尿的实在憋不住了就只得拉尿在裤子里。是谁呢谁兜着，而别人闻到臭味也不敢吭声，都得低着头站着。就这么过了三个多钟头后，在一片愤怒的狂呼声中太原十中的造反小将们轰轰烈烈地开了进来。前面是由一辆大卡车改装的宣传车开道，车上有男女二位小将坐在麦克风前不停地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铲除旧政协！彻底砸烂国民党盘踞的黑机构！揪出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彻底清除国民党的一切残渣余孽……有的参事经受不住这种喊叫就瘫软在了地上。
小将们也确实敢做敢为。他们先把政协和民革的牌子砸了，糊上大标语和勒令书后，接着就是搜，就是烧，凡是带纸的东西一律不留统统烧掉。在熊熊烈焰前，他们喝令眼前的老头子们交待自己的罪行。而那些十几年来早已不把自己当人看的昔日的将军们，在严厉的喝令下向年轻人和围观的人一一交待自己的生平行状，每说一句就要在军用皮带的抽打下痛苦地呻吟一声，致使像杨忠奎这样比较强壮的人身上的血肿也是很长时间才得以慢慢消散，而有的血块则一直保留到他死。有个红卫兵怒骂老头子们所做的准备工作还不充分，接受革命冲击的态度还不老实，就又让每个人各为自己又糊了一顶纸帽子，上面写上和纸牌子上相同的字，并在姓名上打了红。小将们将机关里的各处门窗一律贴上封条，最后用油墨将老头子们的脸涂黑后，把他们拉出了大门，开始了长达六个多小时的列队徒步游街。造反小将们坐在车上喊着口号在前面开道，参事们也喊着辱骂自己的口号跟在后面。他们这一行人不能不说是在当时众多的游街车队中比较独特的一支队伍。激动和愤怒把围观者砌成了一堵厚厚的人墙，人们好象是在见识刚从伏魔殿里拽出来并贴上标签的天罡地煞一般。一路上围观的人也在喊着骂着，有的人还往老头子们的脸上吐唾沫打石块，即便是血眼模糊这些老头们也不敢擦一下……
这次游街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几乎走遍了太原市的所有大街道。伴随着这支队伍同时出现的就是那些骇人听闻的传言。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顷刻间相信这支队伍里暗藏着一个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指挥部。队伍中的那个蒋介石的侍从官就是总司令。他们还有军事地图和作战计划。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参事室里居然竟有暗道！从里面还搜出了电台，并挖出了多具知情人的尸骨……好象整个太原城已经成了即将被阶级敌人攻占的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桥头堡。这更增加了人们的切齿愤恨，从而证明了这次革命行动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游完街后参事们被集中到政协前院的一所大房子里，随即红卫兵小将们进行抄家并传令他们的家人从第二天起开始送饭，就这样直到六七年夏初才把他们放出来。
自从这次游街以后，宋老太太每天总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丈夫上班前，她都要唠叨几句：不要乱说话，家常里短也不要说，以防让人家抓住把柄；造反派问什么你就答什么，把解放前的事都说清楚，啥事也不要隐瞒……没事你就看看报纸，下班就回家哪也不要去。她每天两次说的这些车轱辘话，有时是带气，有时是带骂，有时简直就是哭天抹泪地去哀求自己的丈夫。杨忠奎一开始还能听进去，可是时间一长就有些不耐烦，就不想再听了；时间再一长，他还要顺口骂上几句，不过到后来他也就听之任之了。叨叨就让她叨叨去吧，反正自己谨慎点就对了，这也没有啥坏处。
参事室里虽然都是以前国民党的旧军政人员，已非当今社会的正式成员，都是些坐以待终的人，按理说他们应该也能够避开解放后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安安静静地度过风烛残年，可是他们偏偏每次都被卷了进去，而且每次还都是首当其冲。再加上有些参事自已屁股上的屎都擦不干净还要去打小报告去检举揭发别人，这就造成了在每次运动中都有那么一两个人被揪出来批斗示众，新账老账一块算，最后被打入冷宫，又构成一个新的最低等级。因而参事室里也常常是气氛紧张，人人自危，生怕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平日里大家也都不苟言笑严肃正经，各干各的，休假日也从不来往走动，生怕一失造成千古恨……对这一点杨忠奎心里是十分清楚的。这不今天已经2月7号了，已经是腊月廿一了，过几天就要发工资了，发了工资好准备准备年货，平平安安过个年。过了年自己就整六十了，看来这样的年也不会再有几个了。到时候把女儿女婿叫回来也一块过个年。这两天老婆一直叨叨说，秋子和女婿两口子近来一直呕气，可能与他们造反派内部的意见不统一有关。叫过来和和气气吃顿饭，劝和一下，还是安安省省回家过日子为好……
杨忠奎起床后，简单地洗漱了一下，就提着那把木制长剑出去打拳走了。这是他几十年军旅生涯养成的习惯，除了在政治运动期间受冲击被隔离外，从未间断过。这每天早晚必练一次的太极剑确实是他军人素质的自然外露。不过自从周武兰一家搬来以后，杨忠奎这每天一套的程式又几乎天天都是在周家那摆着一只白色花瓶的后窗户底下进行的。
他们住的这条街叫半坡东街，这条街在太原并不起眼。从解放路宽银幕电影院沿西羊市向西走半里路，过了西羊市小学后，路北有一条七八百米长、三四十米宽的街道，就是半坡街。半坡街南北走向，以马路中心为界，路西是半坡西街。这西半边从南往北数有西羊市饭店、粮店、木器社、铜网厂、纸箱厂、窗纱厂和北口的一个勘探设计院，不过这西面街上也零散地浮突着一些居民院户。路东就叫半坡东街。这半面街主要是有六条狭长的胡同。名称也按着从南到北的顺序排列，分别叫一条、二条、三条……每一条胡同内又有好些居民院落，有四合院也有排房也按顺序叫做×条×号。这东街上只有两个事业单位，一个是靠近西羊市的市税务所，一个是街中心的醋造厂。最北边还有一个不伦不类的地方，那就是半坡街煤场。杨忠奎他们就住在东街上的二条五号。
这是一个排房院，分南北两排，每排十六个房间，房屋分一间半和一间两种，每一间房子大约是30平方米左右。这个院两肩东枕市八中的大操场，双脚向西又正好踩着醋造厂的东墙。所以这里每天早晨的第一个声音就是从那个大操场的扩音器里传出来的高分贝喧嚣……最高指示、没完没了的社论文章、革命歌曲和标语口号在空气中滚动着，它们已经代替了人们的思维，指导着人们日常的一言一行。居民们也习以为常了，周而复始地恭听着、领会着、执行着……不过酿造场溢散过来的醋香却又多多少少给这个院子里增加了些人间烟火。这个紧挨街面约占四百平方米的地方就是酿造太原陈醋的作坊之一。每个星期它都要进一大卡车经过精选的优质谷糠，同时再拉走五十桶左右的成品，远销四面八方。
为啥要在这儿扎一座醋场？据传说它的东面也就是二条五号的院子里埋着一个老醋工的女儿。她是老醋工捡来的一个弃婴。这个女孩长大后美丽善良多情，一辈子也没嫁过人。不过凡是在这里干过活的人她都爱过，而且爱一个就生一个孩子。这些孩子不管是男孩女孩她一生下来就都送了人。然后，她就把奶水都喂给了这些孩子的父亲们。这些男人们每天就是在喝了她的奶水之后才去筛糠垫缸滤醋的。这醋场里既有男人的津汗又飘着女人的奶香，阴阳交汇，津乳一脉，所以滤出来的醋又香又酸，成为醋中极品，远近闻名。醋工们说，没有这女人就没有这里的醋。后来这女人死了，醋工们就把她埋在这院子里，长年供奉永保香脉。她的子孙们遍布并城四周，汾河两岸，都掌握有一手从娘胎里就带来的做醋的绝技。他们都开酿造场，从而使陈醋业形成今天这样的规模。二条五号的居民们尽管对这段传闻半信半疑，但他们却日夜享用着这浓浓的醋香，甚至连厕所里的空气都被它霸占着。原本酷爱吃醋人家的调料中反而就数醋用得最少了，甚至连糖醋鱼这样的菜人们也是加糖大大多于调醋，效果居然也并不比饭馆里做的差。院里不论大人小孩每天都是蘸着醋味吃饭，不管吃什么，吃起来都是有滋有味，似乎胃口都特别好。难怪有人初搬进来就食欲大增，时间长了竟不想走了呢！
院子当中有一颗不知何人何时所种的高出房顶的杨树。大门开在南排房靠西脚，紧挨着解出海家。大门东面是厕所。这些公共处所一共占去四五间房子的面积，所以院子里的住户只有二十来家。这个院子本是省政府为机关工作人员盖的一处宿舍，住的大部分都是机关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省政府家属院。也正因为这一点它就比这条街上的其它院子显得整洁一些，生活设施也完善一些，二条五号居民的独立性和优越感也由此产生。走出院门，就是南排房的后墙和它南面的一条后墙夹成的一个大约一百米长的胡同，它一直通到街上。这条胡同是二条里的居民们进出的唯一通道。这里也是孩子们的天堂。女孩子在这里跳皮筋跳格格藏蒙蒙，男娃娃们却在这里和西街上的一彪冤家对手赛足球。那么早晚两头、空无一人的时候，就是杨忠奎“独领风骚”的场所。周武兰就住在南排房从东数第六个只是一间的那所房子里。
对周武兰后窗户上的那只白花瓶和插在里面的白梅花唯一能够心领神会的那就是杨忠奎了。杨忠奎是长治人。父亲早年除了种五六亩薄地外，还应付一些官府派来的差使和村中的杂事，相当于村长的角色，但家境并不富裕。杨忠奎从小就死了母亲，成天忙于村中事务的父亲也一直没有再娶。岁数和他相差很大的哥哥们都是买卖人，杨忠奎上学念书和以后成亲的费用都由这些哥哥们负担的。杨忠奎从小脾气就特别拗，只要他认定了的事情别人是很少能劝动他改变主意的。他对渐趋昏愦的老父亲的话更是左耳进右耳出。他长得阔背园腰，身板挺直，略呈长方形的面容使远近的人一看便知这是杨家的人。
杨忠奎自视很高，从小就认定自己将来肯定能出人头地，会成就一番大事业。他谈不上聪敏，但也勤奋努力，在十六岁那年考上了长治县国立师范……也就是在这一年自顾不暇且又疲于公差的老父在众多已成家立业的儿子们的帮助下给自己的小儿子娶了媳妇成了亲。
媳妇姓宋，没有大名，因是家里第二个出生的孩子，按当地女孩子的习惯叫法，取名二巧。这二巧在家里五六个姊妹当中是最漂亮的一个，也是远近闻名的美人儿。尤其是那一手缝缝补补的针线活更可以称得上是织女下凡巧夺天工。本来是一件破破烂烂颜色褪尽的床单被面或门帘窗帘之类的东西，一经她的手，那些大小不一或长或方的小花布便被拼接成了一个整体，构成一件构思奇巧图案精美、令人百看不厌的工艺品，从远处看就如同刚刚纺染出来的一样鲜艳绝伦。她的这手活计在以后的随军生活和解放后的历次屈辱经历中，备受人们，尤其是妇女们的青睐，也给她命运多舛的丈夫帮了不少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