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位曾在淮河一带托钵乞食的瘦弱青年从蒙古骑兵手中夺取了华夏古国的锦绣山河，建立了明朝的时候，所有人惊呼神话，但这却是事实。关于“明”，后人说统治者在与明教相联系，指出明朝皇帝在标榜明王出世，同时古礼中对日月之“明”的祭祀，又一直是每个朝廷的正祀，因此，“明”对于统治者来说，其尊贵崇荣，无以复加。何况，新朝崛起于南方，元虏栖息于北土，按照阴阳五行的观点，南为火，属阳，北为水，属阴，以南方之阳明克制北方之阴暗，似乎合乎天道；而把皇姓与朝代称号连在一起，又恰巧与《汉书·礼乐志》中“朱明盛长，敷与万物”相吻合，朱明为夏，是个适合万物生长的季节……用心可谓良苦。
从历史上来看，明代是个历代皇朝中昏君暴君最多的时代。朱元璋心狠手辣，动辄株连数万人，他的儿子朱棣也不逊色，诛十族便出自他的手笔。然而客观来讲，在他们治下，大明的经济迅速发展，“七下西洋”彰显的也是磅礴的国力。
仁宣二帝，不说浑噩，却不能不说无能。英宗毫无主见，目光短浅；景帝心胸狭隘，有失坦荡；宪宗纯属昏庸，耽于享乐；他的儿子孝宗可以说是个有为之君，但天不假年，36岁便不寿而终；继之临朝的是荒淫无道的武宗；武宗无子，皇位传于堂弟世宗，他做了45年的“影子”皇帝；穆宗被正史喟叹“宽恕有余，刚明不足”；此后，便是神宗的声色犬马，疏于朝政；便是光宗的命丧顷刻；接着，熹宗在叮叮当当的木匠活计中将朝政尽付魏忠贤；最后一支挽歌，思宗上吊于煤山。
皇帝无能，便为奸宦佞臣后宫弄权提供了时机与便利，于是，王振、汪直、严嵩、魏忠贤、曹化淳纷纷握权，三宫案惊世骇俗，锦衣卫、东西厂臭名昭著。
然而，明朝真的是我们眼中的一片黯淡无光吗？张居正的千秋功罪怎么评说？东林党真的如我们眼中的一片清明吗？崇祯帝是个该如何评价的皇帝？昏庸的明朝能正常运转，文官政治起了什么作用？历史在这里沉思。
专制的王朝
明帝国是中国专制王朝中最为集权的政体。明初，朱元璋杀宰相胡惟庸、开国大将蓝玉，牵连处死了四万人。从此他废除宰相，总揽大权，为自己的儿孙“削刺”。
朱元璋生性多疑、残忍，刻薄寡恩，典型的病态人格。由于出身卑微，早年饱受贫苦，眼见亲人被活活饿死，自己为了生存，做过乞丐，当过和尚，没有享受到一丁点幸福，在这种残酷环境下成长的人，心肠如铁，毫无感情，而且格外妒忌别人的幸福，痛恨别人享乐。
有一次，他听说京卫将士闲暇饮酒，就将他们召来大加训斥。对青年人下棋玩球吹箫唱曲也异常痛恨，曾颁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即踢球）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有个名叫虞让男的千户，违犯了法令，吹箫唱曲，被割了上唇和鼻尖。有个名叫姚晏保的军士蹴圆，被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
由于朱元璋出身低微，登上皇位后，常常怀疑别人侮辱自己，有诸多忌讳。
杭州儒学教授徐一夔曾作贺表，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览之，大怒：“光者，僧也；则，近贼。”认为这是影射他早年做过和尚与贼寇，命收斩之。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 正旦贺表 》中有“取法象魏”语，“取法”被他理解为“去发”，又是血雨腥风。因此类文字忌讳被杀者有三十多人。
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朱元璋内心深处极其阴暗的心理，自卑的情结及残忍的个性，并表现出明显的精神分裂的病态人格。此时，他急不可待地要对所有的知识分子进行全面有效的控制，以至于要亲自颁布文体的格式。而这种控制，更多的是表现在精神和思想上的。
朱元璋对儒学圣人孟子的思想大为不满，因为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触犯了皇权，他竟跟古人过不去，将孟子撤出文庙。刑部尚书钱唐，坚决抗议，备好了棺材，说：“臣得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朱元璋没想到会受到如此激烈的抗争，只得作罢。
而这位钱唐先生在这一事件中，是唯一表现出了孟子所称的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气节的知识分子，但这毕竟只是一个个案，而大多数主流的文人士大夫在朱元璋的淫威面前，只是保持沉默和集体失语。
朱元璋驱孟的做法虽未能得逞，但他仍不甘心，命人对《 孟子 》一书进行了删节，将那些他认为有损于皇权的言论一概抹去，名曰《 孟子节文 》，并以国家的名义下发到各地学校，作为官方标准教材，强制推行。
在这样血腥的打压下，明初知识分子失去了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不得不采取退而独善其身的避祸方式，以求保全自己。
同时，朱元璋还首创了庭杖制度，对于那些敢于冒犯他，或与他意见相左的人，无论你是官居一品，位极人臣，同样在朝堂上当着百官之面，打得你皮开肉绽，遍地找牙。这让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个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极大的摧残和羞辱。
而这一制度为有明一代不断地延续下去。仁宗朱高炽时，翰林学士李时勉因直言进谏，触怒了仁宗，仁宗命武士用金瓜（一种瓜状兵器）扑击李时勉。血泊中的李时勉胸部肋骨顿时断了八根，被丢进监狱，卧以待毙。他居然没有死。到宣宗朱瞻基即位，体察其忠，又重新重用，拜翰林学士，但这位饱学正直的官员，在鬼门关走了一回，不再敢直言了。他终于懂得了明哲保身的重要。
专制政体，是一种缺少理性和人性的社会形态，个人的生命和财产随时都有被剥夺的危险。因此，不能侈谈个人的人格尊严，知识分子在皇帝的眼中无疑只不过是奴仆、乞丐和娼妓。
宣宗有一次视察史馆，撒金钱于地，命众人取之。学士李时勉岿然不动，宣宗大为赞许，取袖中剩下的钱赐给他。在国家修史的最高研究机构，一群学富五车的高级知识分子，完全顾不上自己那学者的尊严，一个个正忙着俯下身去，毫无愧色在地上拾取天子所赐给的金钱，以博君王的欢心，这哪里还有半点什么浩然之气可言？
明帝国为了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对整个社会采取了最完备、最严密的监控手段。这是一个秘密警察可以不受约束，肆意施暴的国度。明初建立的锦衣卫和稍后的东、西厂，都是独立于政府、司法部门的体制外执法机构，直接向皇帝负责，其触角遍及全国。所有的人，包括文人士大夫就连内阁大学士，也无一幸免，被置于最为严密的特务监视控制之下，稍有不慎，就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灭顶之灾。
在这样极度凶险的政治生态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道德理想只能是一种痴人的梦呓。知识分子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之中，噤如寒蝉，如履薄冰，唯唯诺诺，小心地侍奉着主人，以换取君王的残羹冷炙，哪里还有自由思想的空间？
对于皇权而言，整个政治体系对道德的要求，实际上只有“忠、孝”二字，而其中的内涵已被赤裸裸地诠释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绝对地忠诚，绝对地服从。人的存在只能以皇权绝对驯服的工具为前提。个人已经不可能有思想、有尊严地成为人，而只能异化为物，成为一种有用的工具，个人无力维护自身的权利。
为了捍卫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大臣们被皇帝打得皮开肉绽。比如，正德年间，大臣们为了阻止武宗皇帝出去打猎，没少挨板子；嘉靖年间，又因世宗皇帝该给自己的生父什么称号而发生争执，惹得龙颜大怒，数百人下狱，数十人当场死于杖下。因捍卫纲常被打，还感到无上光荣。如果蒙主赦免，还感激涕零，“皇天毕竟圣明，好人终于得救”。呜呼，不亦悲哉？
所以鲁迅说中国历史只有两种时代：“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明代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到明代已发展到逻辑的尽头，士子大半只知读国家颁下的程朱课本，尤下的甚至只知背诵程文墨卷。程朱理学被设为官学，考生唯马首是瞻，学术争鸣的风气完全荡尽。
初设科举时，初场考经义，二场试论，三场试策。所谓经义，就是从古代经书中拿出一两句话作题目，让考生发挥成一篇文章。论策就是政论文，考察考生对政事时务的看法和建议。文章的形式是“八股”，即使用八个对偶句来写，不多不少。以成化年间会试题目“乐天者保天下”为例，开篇先提三句，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再讲“保天下”，也是四股；末尾四句，作为总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字游戏。总之，科举与八股严重束缚了思想，从此人才的来源几乎完全堵塞，政治、文化的发展也陷于绝境。
离经叛道的明武宗
有明以来，最任性，最喜欢表现自己，也最不顾皇帝尊严的“搞笑皇帝”恐怕要数明武宗朱厚照。
武宗这一庙号的得来，跟他动不动就封自己为大将军，命自己率军远征有很大关系。说起来，这位武宗从小就很有点“平民作风”，他一点也不喜欢宫中的那些繁文缛节，总爱跟身边的小太监、贴身保镖一块儿吃喝玩耍，根本就不讲大小尊卑。他还别出心裁自己给自己设计建造一所以练格斗和玩耍为中心的“豹房”作为自己的“别宫”。其实，他自己就是一头豹子，野性十足，儒家礼法的缰绳根本就奈何不了他。
武宗继位于1505年，当时他还不满14岁，但是他一上台就惊得朝臣满地摸自己的眼珠子！朱厚照胆子太大，可以说，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对儒家礼法、成训、祖制的反动！再加上他的奇特而丰富的想象力，永不满足的好奇心，认准的事非干到底不可的牛脾气，他在位的16年，大明朝野就没敢停过，谁也料不到这只从豹房里窜出来的“豹子”又要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来！而且谁也拦不住，那些饱学之士滔滔不绝的道理、压倒一切的礼法道法，对于他无异于对“豹”弹琴，一旦惹得他豹性大发，伤着谁谁活该倒霉。
紫禁城的清规戒律显然是难以约束这位少年天子的，登基不到两年他就不堪忍受了。他在皇城一处园林中自建一幢别宫，取名“豹房”，平常的时光大多在此消磨。在他的别宫中，喇嘛、倡优、江湖术士、民间武林高手和宦官都可以与他平起平坐，嬉戏作乐乃至通宵达旦地开怀畅饮而毫无拘束。而武宗对这样的生活也乐此不疲，临朝接见大臣，或到御书房听听老先生们讲经史反倒成了他游戏生活中的一个点缀。这位少年天子最喜欢的是富有刺激性的活动，狩猎自然是其中首选。有一回他还异想天开去尝试训练老虎，结果被虎抓伤。若不是他的得力心腹江彬眼明手快及时出手，武宗也许会丧命。
江彬是一名年轻的下级军官，勇敢机智。一经引见，少年天子立即被这位勇士从面颊到耳根的伤疤所吸引，据说是箭伤，身上还有两处，都是随军与鞑靼作战时留下的。当着少年天子的面露了几手武功后，江彬即被留在了武宗的身边，协助少年天子指挥演练军阵，教练士兵武艺。经过江彬一段时间的训练指导，武宗懂得了不少实践经验。平素演练时皇帝所率领的一营人马主要是由宦官组成，而江彬率领的一营人马则是从边镇中挑选出来的精兵，经过一次次对抗演习，武宗对领兵打仗更是着迷了。江彬的本事还不止于此，吃喝玩乐的点子也让武宗眼界大开，于是白天习武，晚些时候武宗就和江彬领进豹房的各色人等宴享娱乐，当然也有女人，因此朝臣们对江彬恨之入骨，等武宗一死立马就将江彬处以凌迟的酷刑，家产被没收，家人全被充为官奴。罪状的核心当然是教唆皇帝干坏事，此是后话。
武宗活着的时候自然谁也不敢动江彬一根汗毛，江彬是正德皇帝一切奇思异想的得力支持者和行动组织者。
正德年间，塞外的鞑靼屡屡入侵，烧杀抢掠，有许多次竟深入山西大同一线。正德十二年（1517年），鞑靼小王子竟统五万骑兵入境，而且将大明的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围困住了。
武宗终于等来了一个御驾亲征的好机会！
但是，满朝文武官员在这个问题上出人意料地团结一致，朝臣们坚决反对皇帝御驾亲征，理由非常充分而且让皇帝无可辩驳。武宗执意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率军出征。一位管理长城关隘的御史不准这位“威武大将军”出关，他马上以皇帝的身份下令撤掉这御史的职，指定身边的一个宦官代替御史。出关以后武宗以同样的办法撤掉一个个阻止他亲征的地方官员，并下令不许放一个朝廷文官出关，以免烦他，如此一来，朝廷和武宗的一切联络几近断绝。武宗的亲征活动搞了四个多月，内阁派出专使有办法送出文件却没办法拿回御笔批示过的奏章。而且由于“威武大将军”就是皇帝，一路上所到之处，官民都不堪其扰。
1517年，武宗御驾亲征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是以伤亡几百名官兵的代价杀死对方16人。满朝文武官员没人肯承认皇上御驾亲征的胜利，而认为皇上此举本身就是大明皇朝的耻辱，不成体统。
到了第二年秋，亦即1518年秋，武宗又命内阁的大学士起草诏书，再次命令“威武大将军朱厚照（字寿）”“出师西北巡视边靖”，几个大学士表示绝对无法从命。一位大臣泪流满面，趴在地上乞请一死也不愿做对朝廷、对皇上如此不忠不义的事情。这样的诤谏当然毫无作用，武宗照样领着队伍开拔。
这一回，还没到目的地，武宗就忙着下旨封自己做“镇国公”，“岁克俸米五千石”。到了西北，在四处搜寻敌寇以求一战的无聊日子，他再一次下旨封自己为太师，位居内阁大学士之首。如此一来，他就成了他自己手下最具武功的王公和最具权威的文官。消息传到京城，朝臣们哭笑不得。
等皇帝逛了一大圈回到京城，已是历时九个月之后的1519年春。皇上这回出师没有找到敌人，据说敌人都因为怕他躲起来了。不过，在塞外的风雪中面对无垠旷野，皇上横枪立马，威风凛凛的感觉实在是好极了。朝臣们却气急败坏，先是几十个朝臣上书，后来发展到好几百臣子上书，一致谴责他们的“当今皇上”破坏祖制礼法，无视大明皇朝安危，置九五之尊于儿戏，气疯了的一位朝臣甚至质问：“到底世上有没有‘威武大将军朱寿’这个人？他到底在哪里？！”另有一位朝臣哭谏：“皇上是九五之尊的天子，却降尊纾贵封自己去当什么公侯、太师，那列祖列宗岂不是也得受贬蒙受羞？”
任朝臣们涕泗满面，满地打滚，武宗权当在观赏娱乐节目。
1519年夏季将临的时候，武宗又准备命令自己以“威武大将军”之名巡幸南方各省。朝臣们忍无可忍了，他们整整齐齐跪在午门外，颇有一点死谏的味道。武宗依然不理，这就大大地激起了其他更多的京城官员的“道德良知”——不仅联名上书，而且不约而同地跪到午门“跪谏”。皇上让身边的人去劝说这些人各自回家，这些人都不听，皇上这下子龙颜震怒，不过他没骂这些个臣子们是“跪着暴动”，只在亲信江彬建议下将跪劝不去的146名官员每人赏廷杖30下，其中11人当场杖毙。此事一发生，全体内阁大学士引咎辞职但不被批准。而南方之行也因这场风波延宕了几个月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