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不想否认莫言是当下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奇谲的想象力，丰富的叙事技巧，极具个性风格的语言，以及在小说艺术形式上不竭的创造活力都使他一直站在中国当代小说发展的最前沿。而且我还认为，《生死疲劳》包含了莫言在长篇小说诸多方面的探索与努力，体现出了一个真正的作家对艺术创造的执著与不倦的追求精神，在中国当下的作家集体回归现实主义的时候，莫言却要在小说本体上超越现实主义，这显示出了莫言作为一个成熟小说家所具有的高度敏感的文体意识，以及在形式创新方面的锐气与活力。在《生死疲劳》中，莫言自觉运用了诸种现代主义小说技巧，诸如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叙述的交替进行，多条叙事线索穿插并行，叙述主体和观察视角的多元化，小说语言的狂欢化，等等。在《生死疲劳》中，叙述呈现为一种自觉状态，成为小说中第一位的甚至本体性的存在，这正是现代主义小说区别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最明显的标志。但是，让我不无遗憾的是，莫言在小说形式上的探索追求与阅读效果没有成正比，相反，带给读者的是一种混乱；而且这种苦心经营的小说形式并没有改变《生死疲劳》本质上的缺陷，它仍然是一部病态的小说文本。
《生死疲劳》暴露出的问题很多，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作者过于强大的主观意念和主题先行的叙事策略，使得小说丧失了基本的真实感和现实感；其二，小说在叙事与主题的处理上严重失衡，在对人性的探索和伦理境界的营构方面严重失范；其三，生活，或者说小说内容上的单薄与虚幻，不但无力承载作者庞大与芜杂的思想与小说技术观念，甚至连起码的阅读都难以完成。
莫言曾经在一篇创作谈中提到，“在写作中我就是皇帝”。诚然，作者在创作中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性和主体性，作品也无可置疑地会留下鲜明的作者烙印，然而，作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对作品、对阅读的主宰权力却是值得探讨的。在《生死疲劳》中，莫言传递出了一种十分危险的信号，即作者自我的膨胀、观念写作的膨胀，这种膨胀甚至到了完全无视生活的常识与真实的程度。《生死疲劳》充其量也就是勾勒了一篇高密东北乡的大事记，这样的一种虚弱的故事形态无法承载作者的思想与小说技术上的追求。作者过于强大的主观意念和主题先行的叙事策略使小说丧失了基本的真实感与现实感。这篇小说在主题上很驳杂，当然一部作品也可能包含有多个主题，就拿西门闹在牲畜界里的六次轮回来说，它既可能暗含了一种遗忘与记忆的主题，也可能表达了一种反抗者被驯服的悲凉与无奈。而最重要的主题，或者说作者最想要表达的一种理念，可能就是小说中的一句话，“一切来自土地的最终还将回归土地”。这个主题看似具有一定的哲学内涵，但事实上却是与中国农村的历史与现实生活相背离的。就是这样一种先行了的主题设想与“六道轮回”这一看似极富哲理的美丽幻象遮蔽了莫言，也遮蔽了小说本身，使得莫言与这部小说无法真正地切入到中国农村的历史与现实生活当中去。人物立不住，情节更是虚假与荒谬。在横跨多个历史阶段，而又波澜壮阔的历史叙述中，我只看到了几个只能在短篇小说中称得上精彩的情节片断，其他的几乎都是一种支离破碎的幻象。出彩的细节与情境营造，这是莫言小说的强项，但仅凭这么几个片断无论如何也支撑不起长篇小说这种厚重的文体。就是为了适应作者自己这种疯狂而强悍的主题设想与主观意念，莫言开始生编硬造，开始牵强附会，而不顾及生活现实的逻辑性，不顾及人物内心的真实和动机的合理性。小说的结尾显得更加的荒谬，在这里，作者的狂妄和盲目自信达到了顶峰。他不需要对人物心理进行铺垫、分析，对人物关系进行梳理，干脆开始了一场杀人游戏。作者自己匆忙地跳出来充当刽子手，对小说的主人公不问青红皂白，进行逐个杀戮。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最终完成作者对这一主题的设定。所幸，作者谋杀的只是一群虚假的符号，一群本不存在的幻影。我在阅读中丝毫没有感受到震撼，为人物的命运欷歔叹息，我反而感觉受到了愚弄。作者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他们自己必然的命运”，就将小说基本的真实轻易地颠覆，强迫读者认同这种荒谬的逻辑。
小说的叙事与主题严重失衡是《生死疲劳》的又一严重缺陷。莫言采取了比较花哨的技巧试验，更像是一种炫技。用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动物视角、童年视角，多条叙述线索，三个叙述主人公同时推进，这就造成了一种叙述上的混乱，打破了故事的连续性，也破坏了阅读的快感。读者不得不间断地跳出故事翻看他的人物表，反复琢磨人物关系，这无疑是一种讨巧的叙述方式，但它带给读者的感受却是令人生厌。尤其是作家以第一人称为主体叙述，喋喋不休的语言极度膨胀和爆炸，把小说本身的故事空间挤占得更加狭窄。而加引号的莫言跳出来讲话，用他的作品来介入叙事，衔接故事的进行，就像一个插科打诨的小丑一样，既没有什么必要性，又显得过于随意。我当然理解，莫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采用传统的全知全能的视角，但是这样的一种技巧的使用就像给作品蒙上了一层彩绘玻璃，看似很绚烂，却遮蔽了阳光，留给读者的是一地斑驳的碎影。
我想再谈谈小说的人物。蓝脸就是一个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的符号，西门金龙、西门闹等其他主人公也是这样。人物在小说中的成长历程、心理轨迹都是断裂的，没有延续的过程，没有成长性。蓝脸的生命轨迹，内心的矛盾与心灵历程被忽略掉了。作者执拗地认为人物不重要，故事不重要，对现实的描摹与反映不重要，语言的精炼与打磨也不重要，重要的似乎只有那句主题，“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这个主题牵拉着作者一路狂奔，奔向小说的结尾。我觉得正像媒体争相报道的“莫言四十三天写作50万字”，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是文坛的又一次造神运动。文坛和娱乐圈一样，太需要明星效应和偶像崇拜了。莫言已经处于一种疯狂的状态，俨然成了飞升出天际、俯视众生、口里念着大悲咒的神。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人物要转变就有了转变，神要人物发达就一定会发达，神要人物死就不得不死。莫言所谓的向中国古典小说致敬，也不能够成立。莫言只不过在表面上采用了一种形式，甚至仅仅是章回小说的一种标题，离真正意义上的古典小说传统与民族形式却相距甚远。在中国传统小说中，作者都是深藏不露的，是靠故事和情节取胜的，是靠人物说话的。《生死疲劳》正相反。莫言想要表达人与土地的复杂情感和矛盾关系，这本身是很深刻的；但小说除了对单干户蓝脸的浮光掠影的描写之外（比如一个人在月光下劳动，这个情景很棒），还有最后一座座堆砌起来的坟墓，一个家族的人物都被埋葬在这样一块单干户的土地上，这样一种比较具有仪式感的形式之外，缺少坚实的情节和心理基础来表达这样一种主题。莫言想要超越现实主义小说的想法十分急迫，同时要试图避免和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进行正面的交锋，于是采取了剑走偏锋的艺术策略。假如我们可以把形式探索的失败从轻处理，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感受不到作家对人物的感情和爱，悲悯就更无从谈起。我只感受到人性的丑恶、人的狠毒，丝毫感觉不到人性的温暖与崇高。当下的小说普遍缺少一种“祝福感”，作家沉浸在冷酷叙事之中，只是一味地表现生活中的惨烈景象，揭露人性中的丑恶，表现变态的心理和情感。莫言在访谈中说过：“我认为文学就要揭露、批判人性的恶”。但我认为这只说对了一半，文学更重要的是要拯救、悲悯和祝福。莫言说要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但我觉得它仅仅捍卫了他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权利，并将之无限放大。在《生死疲劳》中，人物不但没有尊严，甚至沦为了奴隶和符号，完全是扁平的；故事没有尊严，是支离破碎的；生活现实没有尊严，是被抽空了的；读者没有尊严，是被强迫接受作者的自私与任性的；最重要的是人性没有尊严，这是很可怕的。作者借助“六道轮回”这一工具，诬蔑与诅咒人类的灵魂，不是提升而是打入地狱，永不超生。作者把羞辱人类当成了自己的崇高事业。《生死疲劳》的人物如此众多却没有一个能立得住，50万字的篇幅却写不出一个能够给读者印象深刻的人物，这就不仅仅是遗憾一词可以敷衍得了的了。
小说中的所谓“六道轮回”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在《生死疲劳》里，这不是一个佛教的概念，只是一种小说的叙事功能的负载。西门闹的这条线索，驴、牛、猪、狗、猴等等这样一种轮回，脱离了故事的主题叙事，它与50年历史的重述这样的主题有些游离。尤其是西门闹，我看不到他作为一个人的形象出现，只能看到这几种低级动物的形态，动物性一点点蚕食了人性，超越了人性，最终凌驾于人性之上。一开始还有一些，但是到猪这一部分，动物的习性已经取代了人的属性。在这里面丝毫看不到西门闹作为人的内心的挣扎与心灵的苦痛历程。如果说作为一条叙事线索还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种纯粹动物性的视角却是极其狭隘的，无法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的，无法表现人的生活状态的。卡夫卡的《变形记》就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部作品也很荒诞，但是甲壳虫负载着人的灵魂在表演，只不过是外形上异化了。而《生死疲劳》却本末倒置了，人性被取消了。动物被写活了，人却被写死了。这种“六道轮回”的方式看似很华丽，很有哲学意味，但是脱离了人物的成长过程，缺少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矛盾挣扎作为支撑，恰恰是回避了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正面叙事，消弭了人性的高贵与灵魂的高傲，转而为一种动物性的狂欢。作者对于叙事线索与叙事主体的态度非常的暧昧，这恰恰是小说在结构上的失败。另外，小说的叙事速度过快，缺乏基本的叙事耐心，这种狂奔向结尾的叙事速度动物能承受，而人物却无法承受。在轮回中，动物可以改变自身的形态和习性，而人类却不行，人类在现实生活中的成长和心灵历程需要抽丝剥茧般的、细腻而又逻辑性的描写，才可能达成一种真实的表现。当然，在现代主义小说当中，借助于动物性来对比人性，最终完成人性的拯救是很常见的。然而在《生死疲劳》中，人物在动物界中轮回的结果却是西门闹这样一个具有反抗意识的有血性的人逐渐变得麻木不仁，最后沦为保守派，曾经的反对派。洪泰岳是永远的革命派，现在的落伍者。这两段如果写成一个短篇小说是能抓住一种历史逆转的尴尬味道的。莫言在小说最后一部分的一个小段落也做到了。
比如“发丧”和“哭棺”的那个情节。蓝解放去戏里假哭棺，西门金龙等一家人在现实之中真发丧，莫言用蒙太奇的手法，将两个场景交叉叙述。于是一对矛盾就出现了，蓝解放怎么也不能假戏假作，在现实之中对母亲的愧疚使得他总过分痛哭，无法达到导演轻描淡写的要求；发丧过程中，突然出现的洪泰岳，满口的革命话语，怎么也不能从那个瞬间终结的历史情感中出戏，最终与“无产阶级的叛徒”西门金龙同归于尽。一个是总也不能在现实之中演戏，一个是总也不能从现实之中出戏。真正在戏里的倒是映合了现实，真正在现实的，确是实实在在的戏。莫言用了一个颇有颠倒意味的对照，把小说的场景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话剧的场景。蓝解放真情终结与一场假戏式的革命正义感，洪泰岳的革命正义感，却像鸡毛燃烧。莫言在处理历史的忠诚和背叛这个主题时，确实是精心结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