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后妃传》载张贵妃是一位“巧慧有智数，善承迎，势动中外”的女人，就是说她是一个会玩弄权术、懂得政治的女人。皇帝的妻妾有着很深的政治因素掺杂在里面，多半为了团结世家阶层、平衡各方士大夫的政治力量。张氏八岁入宫，长大之后只因为某次宋仁宗在人群中多看了她一眼，于是她成为了传奇。张贵妃得宠幸，地位与日俱增，距离皇后的位置仅仅一步之遥。但她很清楚皇帝与后宫的政治组成成分，她没有背景、没有根基，若能保住地位甚至再进一步，光靠皇帝一个人的宠幸远远不够，朝中必须得有大臣支持，大臣的职位要在两府，要举足轻重那一种。光有大理寺丞、集贤院校理、秘书省校书郎等低级别中央官员支持起不到什么作用。
文彦博给张贵妃送礼希望能够得到她的提携，诚然张贵妃提携文彦博希望日后能够得到他的支持，双方各取所需，共同构建了利益链条。但就送礼而言，必须要承认文彦博送得高明而巧妙，既让皇帝记住了他，又让张贵妃想着他，可谓一箭双雕。可是参知政事并非文彦博的终极目标，副宰相有很多，虽然参与执政决策，但论权力当然不及一把手，所以在仕途中还得再进一步，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庆历七年（1047年），王则在河北东路贝州造反了。王则本是涿州人，属于辽国境内，因逃荒流落贝州，后来投身从戎，干得不错很快晋升。不清楚什么原因，王则于庆历七年元旦发动兵变，并被推举为东平郡王，国号安阳，年号“得圣”。麾下士兵非常有特点，脸上刺“义军破赵得胜”字样。与地方周旋的初期王则占了便宜，宋廷遂派知开封府明镐领军讨之。
听说明镐被贼将所破，宋仁宗发了一通感慨，说执政大臣无一人为国家分忧，没一个主动站出来率兵平叛的。张贵妃好言安慰了宋仁宗几句，眼珠子一转敏锐地察觉到了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派人把消息秘密告诉了文彦博。信息的灵通是左右成功的关键因素。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曾在《难三》一文中说道：“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公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合众端偶众端，参合众事而潜暗中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意思是说“法”是外在的、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术”则是内在的，是君主驾驭群臣的必杀技。“法”愈公开愈好，“术”则不要轻易显露，因此领导不怕跟你玩公开的规章制度，耍的就是谁也不知道的权术。韩非子的思想影响了秦始皇乃至后世诸多帝王，最高领导通常神秘叵测，你想从他身上直接获取信息十分困难。所以有识之士通常结交皇帝身边的近臣，譬如贵妃、内侍官等等，以确保获取准确的信息，以应万变。
次日上朝，文彦博主动请缨，宋仁宗龙颜大悦，发挥了下文采，说“贝”字加“文”为“败”，卿必擒则矣。委任他为河北宣抚使，率兵前去平叛。文彦博送礼是为了进入中央，率兵平叛是为了获取政治资本，以图再进。想想文彦博在中央的处境是很尴尬的，他以往的政绩并未达到范仲淹、韩琦那种宣传程度，其他宰执经历也都不弱，唯独他是个新人，急需一次机会来向满朝士大夫证明他的才能与实力。话又说回来，政绩的分量其实远大于送礼，尤其在这个高度上面。送礼为了建立关系，获得登堂入室的资格，若想再进一步，送礼就不起作用了。关于扑灭贝州王则起义的记载，有两个不同版本。《碧云》记载，前线总指挥明镐眼瞅着要剿灭贼人，文彦博适时地出现，白捡了一大功劳。《宋史·文彦博传》记载：“贝州王则反，明镐讨之，久不克。彦博请行，命为宣抚使，旬日贼溃，槛则送京师。”《渑水燕谈录》也有“明镐加讨，久无功。参知政事文彦博请行，仁宗欣然遣之”的记载，文彦博到了前方战场，发现城南地势低洼，于是一面命士兵佯攻，一面组织工兵队挖掘地道，杀进了城中，十天攻克，俘虏王则等贼首。不管怎么说王则起义失败了，文彦博因功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年四十三岁，达到了仕途的顶点。
文彦博虽是一位文人，身上却没有文人的那么多通病。虽也犯过错误，但及时悬崖勒马摆平，凭借政绩资本与裙带关系迅速上位，很快找到了自己的政治阵营。送礼、信息、政绩是他成功的关键性因素。文人做官有着诸多瓶颈，文彦博身上几乎找不到弱点。仕途晋升表现抢眼，接下来如何保住来之不易的禄位成了文彦博当前的目标，但在初次与同僚的斗争中却铩羽而归。
9.巧为上级“背黑锅”
文彦博拜相不久发生了一件事，谏官群起攻之，口诛笔伐。张贵妃的亲伯父张尧佐，本来职位低微，名不见经传，突然几天内连升了好几级，被任命为宣徽使、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张贵妃“扶正”了实干家文彦博，想着借机给亲伯父搞点儿福利，反正国家的待遇给谁不是给？张贵妃枕头风一吹，宋仁宗稀里糊涂地同意了，任命一出，群情激奋。
率先发难的是殿中侍御史唐介，他属于爆破筒脾气，逮着谁跟谁死磕。谏官这活不好干，赶上撮盐入火的很容易被气死，后来唐介因阻止王安石变法活活被气死了，临终前还让家人抬着上殿进言。唐介明白人单势孤的道理，但凡谏官遇到什么事很少单挑，通常群殴。唐介一挑头，一帮谏官跟着冲锋，诸如吴奎、陈旭等人，强烈谴责宋仁宗。朝廷顿时成了菜市场，嚷嚷个没完没了。
宋仁宗假意安抚几句，谁还没有几门穷亲戚呢！接济接济，人之常情，这算个事儿吗？在御史谏官眼里这件事有违政体，因张尧佐是皇亲国戚而加官晋爵，那么深入基层政绩斐然的官员朝廷为什么没有表示？很不公平。辩说最为激动的御史当属包拯，《曲洧旧闻》记载：“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包拯扯开嗓门与皇帝对喷，宋仁宗步步后退，无奈包拯太过犀利，此事遂罢。张贵妃听说包拯犯颜切直，以为这事儿成功了，就去拜谢官家。哪知宋仁宗拿衣袖擦脸说，包拯唾沫星子喷我一脸，你就知道宣徽使宣徽使的，岂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吗？
当时，宋仁宗被包拯喷得没辙了，左顾右盼向群臣发出了求救的信号，一帮大臣持笏不言，低着头假装没看见。关键时刻，文彦博挺身而出帮着说了两句话力挺宋仁宗。挺皇帝就是挺张贵妃，挺张贵妃也就是挺自己。这条利益链文彦博再清楚不过了，然而他毕竟初来乍到，尚未摸清中央官场大环境，于是吃了亏。
宋代监察官员有谏官和御史，谏官如给事中、谏议大夫、正言、补阙、司谏等，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御史是纠察百官的，原来的纠察对象是皇帝，因为有了谏官，纠察对象转为了宰相。文彦博不吱声也就那么样了，他这一说话，得嘞，您也一起来吧！唐介拿出子弹劾文彦博，指责他姑息养奸，对张尧佐事件熟视无睹，并且严重怀疑他拜相动机不轨。经过严密的推理和猜测，唐介认定文彦博通过宦官给张贵妃送了礼，靠走后门当上宰相的，所以，面对张尧佐事件文彦博才出言袒护，其目的极不单纯，想借机拉拢张贵妃以此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建议免去文彦博宰相职务，由富弼担任。
宋仁宗本以为此事做得严密，没想到下面人都知道了。唐介分明是无理取闹，张尧佐事件已经依了你们，怎么顺便把文彦博拽了进来？宋仁宗当机立断，唐介贬官。唐介理直气壮地说，说贬就贬，何惧之有？似乎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唐介因此声名鹊起，人称“真御史”。文彦博挺了一把官家，结果闹得沸沸扬扬，官场皆知。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文彦博提出了辞职，张尧佐的福利待遇全部作废，唐介贬英州通判，这件事才算圆满结束，朝廷各方利益又回到了平衡点上。
文彦博经过几年经营，建立的利益链条瞬间被谏官毁灭了。此次事件中他损失最为惨重，不但丢了相位，花边新闻大家都知道了，背后指不定说什么难听的话。文彦博吃亏在不熟悉朝廷官场的大环境，迅速晋升把他摆在了众矢之的的位置。身为百官之首，如何平衡各方利益，此时的文彦博似乎没有想好。对环境的陌生造就了悲剧的产生，深一脚浅一脚地，说不定哪一脚就踩到了官场地雷。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谈到宋代是士大夫乐园，写道：“这对于以写文章为主要学问的士大夫，诚是一个好制度，使他们舞文弄墨的英雄伎俩有了用武之地。他们随时随地都会对任何进步改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发出反对的言论。目的并不在于把自己的意见付诸实行，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于是，再小再无聊的事，都会引起激烈争论。”
论断可谓见血封喉，直抵人心。这种无聊的斗嘴，最著名的当属发生在英宗朝的“濮议”之争。宋仁宗无子，就把濮王赵允让的儿子赵宗实（赵曙）寄养在宫中。赵曙登基是为宋英宗，他该如何称呼他的生父呢？韩琦、欧阳修等按照人伦秩序主张称为父亲。司马光、吕诲、范纯仁等按照宗法制度，帝王由非嫡系旁支入承大统，为了确定皇位的合法性，应称生父为“皇伯”。前后争吵了18个月。后世明代嘉靖时期的大礼仪之争，与之差不多，那个历时更久、影响更大，可见道德名分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濮议”之争暴露出了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执政通病，大致归纳为五个特点，这五点文官通病贯穿两宋319年，也是宋代的官场大环境：
一、讲原则，无方法；二、重面子，轻务实；三、不调查，乱议论；四、好功名，不作为；五、善诽谤，少证据。
不过文彦博不必郁闷，王夫之《宋论》评价宋仁宗“无定志”，说他少了些魄力，但是个好人。文彦博给皇帝背了一次黑锅，皇帝心中有数，没过多久他将再度登上相位。因你给上级争了面子，上级一定会找机会给你面子。
10.巧为上级“争面子”
文彦博去职后由陈执中担任宰相。陈执中没干多久犯事儿了，踩到了宋代官场最大的地雷——道德问题。陈执中小妾张氏私自打死了家里的婢女，这件事不胫而走，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朝野炸开了锅。宋代官场整人比较干净利落，你有道德污点足够了。迫于形势压力，朝廷罢去陈执中相位，由文彦博、刘沆、宋庠接任。
时隔三两年，文彦博再度登上相位，这是给上级背黑锅的回报。背黑锅的意思与替罪羊接近，但两者严重程度不一致。替罪羊的程度更深一些，到了事态发展失控的情况下，找那么一个倒霉鬼去顶死。背黑锅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事态发展到了抄家革职的地步。中国的皇帝对于“平衡”最有研究，所以适当为上峰背黑锅，官家心里有数，早晚有一天把你失去的补回来，将“黑锅”变成“金饭碗”。吃一堑长一智，文彦博再度登上相位，抛开了文人情结中的感情用事，对政局的把握、同僚的进攻有了客观的准备与反击，一名成熟的政治家近乎完美了。
文彦博再度登上相位引起了有关人士的羡慕嫉妒恨，只有同行才是赤裸裸的仇恨，这句话一点儿没说错。官场中的风云变化多因争夺利益，当无利可图时瞅你不顺眼也会成为斗争的借口。宋代文人士大夫没有辨别轻重是非的能力，却习惯了勇于内斗。
嘉元年（1056年），宋仁宗违豫，得了病。《续资治通鉴》载：“春，正月，甲寅朔，帝御大庆殿受朝。前一夕，大雪，帝在禁庭，跣足祷天，及旦而霁。百官就列，帝暴感风眩，冠冕欹侧，左右或以指抉帝口出涎，乃小愈，趣行礼而罢。”有可能是冷空气诱发了癫痫发作。宋代皇帝有遗传性家族精神病病史，据不完全统计，两宋13代共18帝患有遗传性精神病，其中5位皇帝表现最为明显，他们分别是宋真宗赵恒（精神分裂症）、宋英宗赵曙（精神分裂症）、宋孝宗赵（忧郁症）、宋光宗赵惇（精神分裂症）、宋度宗赵（精神发育迟滞，俗称“弱智”）。癫痫不发作时与正常人一样，一旦发作非常危险，容易窒息死亡。大宋皇室家族遗传病史这条信息或可能成为宋初谜案“斧声烛影”的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