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时，我都有一种欲望，想给刚虹或刚宜打电话，问问沙老好不好：健康吗？快乐吗？他想出去走走看看听听吗？他想吃什么东西看什么书吗？……这种种牵挂时常困扰着我，特别是他那严厉责备我懒惰的目光，更是令我坐卧不宁。我甚至不敢想起他，惭愧自己居然好意思时常惦记他。是的，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在我心中。曾经，我有幸那样近地接近沙老，请他看自己的作品，听他对这些作品的指教。他责备中的期待，使我有勇气写出我对他的怀念。
第一次见到沙老是1980年。那正是北京春寒料峭的季节，我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的西藏厅，那里全是些陌生的面孔，我怯生生地坐在沙发上，看人家热烈地交谈。突然有人叫我，是艾老！尽管前几天在四川成都新巷子19号里，我还跟艾老说过话，可在这举目无亲的大厅里，我高兴得像见到久别的亲人，立刻飞跑过去。他亲切地问过我什么时候来的、衣服带够没有之类的问题后，便拉着我，把我一一介绍给巴金、冰心、周扬、秦兆阳、草明、孔罗荪、严文井、徐迟、敖德斯尔等等。我从小读着他们的作品长大，如今他们近在眼前，我兴奋得连话都不会说了，只是一个劲地笑。记得冰心老人拉着我的手说：你好年轻呀！顿时，我的眼睛潮湿了，因为，我并不年轻。《人民文学》的编辑估计我的年龄时，以为我才二十多岁，其实，那时我已经三十多岁了。想到冰心他们在这个年龄段，已大有作为了，而我们这一 代却顶多算是刚刚起步而已，心里翻江倒海，百感交集。这时，沙老走进了大厅，艾老便立即把我带到沙老跟前，说这是四川来的小包。沙老像见到熟人一样，没有一句寒暄，直截了当说我仔细看过你的小说了。沙老看过我的小说，还是仔细看的！我惊讶地看着沙老。他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马上说：是《工人日报》的编辑让我写文章谈谈你的小说。文章我已经写好交给他们了，你要是愿意，可以到我家来看看。多好的老人！我忙不迭地说，我愿意，我愿意，我巴不得听你的指教。沙老笑了，他并不跟我客套，而是实实在在地说：来前，先给我打个电话，免得跑空路。我当时很激动，竟忘记问他的电话，是后来找周明要的。
那时，沙老还住在干面胡同东罗圈11号的4楼上。几天后，一个艳阳高照的上午，我到了沙老家。沙老的书房很小，他坐在书桌前，我坐在一张沙发上。他说，我只看了你两篇小说。我连忙说我只写了两篇小说。沙老瞪着我，那神情似责备我。或许，他就是从那个时候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懒惰。所以，在以后几年里，他时常敲打我的也是这个懒惰。现在想起来，心里十分沉痛。不管有多少客观原因，我很清楚，自己一直没能跟惰性斗争，至今，仍然写得很少，虚掷了太多宝贵的光阴。沙老开始谈我的小说，他从川味谈起，逐一地分析小说的优劣，启发式地开导，细致地循循善诱……最后，他说读过我的小说后，心里总是沉甸甸的，希望我的心情更轻松些、写得更明朗些。这时，我在沙老跟前已经很松弛了，我争辩说我的结尾总是光明的嘛。他把《四川文学》1979年12期递到我眼前，沙老说这是《工人日报》的编辑让我看的。那是我写的第二篇小说《母爱》。他一脸孩童好斗的神情，抓着我的把柄似的把书翻开，你自己看看！我接过书一看，从头到尾，沙老在那上面密密麻麻批了好些字。然后，他一页一页边翻边说，有赞成的，有不满意的，有叫好的，字字句句满溢着沙老对年轻人的殷切期待。他用手指戳着小说的结尾处说，你看你看，我上面写了：问题倒是解决了，但却使人陷入更大的悲哀之中……之后，沙老沉默良久，突然转过脸问我，你是不是还有伤痕？我的眼泪一下涌出来。我说当然，岂止我！起眼一看，周围谁没有伤痕？沙老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提高嗓门说：是呀，我们的国家、党和人民都遭受了一场大的劫难……但是，好比一个人，他大病一场起来，你能给他吃泻药吗？你只能给他吃补药！只能吃补药！你我也只能吃补药！沙老是一个爱憎极鲜明的人，他的情绪感染了我，我泪流满面不住地点头……那天，我在沙老家吃午饭，吃的是刚虹从四川带来的腊肉和豌豆尖。老远带来，定是沙老喜欢吃的。沙老催我夹菜，我说我不太喜欢吃。沙老皱着眉头戳穿我的拘束：四川人不喜欢吃这个？扯谎都不会！
沙老已经离开我们几年了，但我觉得沙老始终在我们身边。有些事，仿佛发生在昨天。记得有一次我去看沙老，他说你的小说怎么写得疙疙瘩瘩的？他是指当时我刚刚发表的一个短篇。我说我想在技巧上作些探索，用了戏剧里那种闭锁式结构…… 没等我说完沙老就笑了，还闭锁式？之后，沙老很严肃地告诉我：真正的技巧是没有技巧的技巧，是没有痕迹看不出技巧的技巧。接着又给我举了好些例子，说明追求技巧往往总是弄巧成拙。有些道理看似平常，却非同小可，靠自己摸爬滚打去体验，或许永远也入不了门。这种“过经过脉”的地方，多亏沙老指点，才避免了我走更多的弯路。有一天，我在院子里洗手，沙老从旁边走过去。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轻易打搅他，最多冲他笑笑。可沙老立即又走回来，站在我侧面对我说：我问你，怎么你的小说要嘛写低工资，要嘛写就业问题？这些，全是很棘手的问题，你懂不懂？……沙老意味深长地盯着我，之后，拍拍我的头，语重心长地说：老兄，要忍点手呀！顿时，一股暖流涌进我心中，多么刻骨铭心的教诲！这些年来，沙老的这些话经常在我耳边回响，老人家爱国家、爱党、爱人民、爱护年轻人的良苦用心，全在这短短的一句话、轻轻的一拍之中了……
有人很害怕沙老。其实，沙老看似严厉，不苟言笑，却是很慈祥很随和的人。他批评我的小说时，任我辩解开脱，甚至根本不打断我的强词夺理。他耐心听完后，往往从我的不能自圆其说中，找出说服我的道理来，令我心服口服。这种时候，沙老总是很开心，像个孩童抓住了人家把柄似的喜形于色。我的记忆中，沙老真的有孩子气的另一面。记得那是一个冬日，沙老还没有回北京，上午十点过我去看沙老。他在里屋写文章，那里的光线比较暗，一盏台灯幽幽地照着稿纸，沙老的头几乎伏在稿纸上了。我说沙老你不要写了，黑黢黢的！沙老抬起头来，皱着眉头说，我好冷呀……同时，把双手举在我跟前又说，你看，我的手都冻烂了……我一看：沙老双手每一根指头都用草纸裹着，再用细棉线系紧。天啦，手都烂成这样了，还在写作！我心里难受极了，我说，沙老！别写了！他根本没在意我说什么，像赌气似 埋怨说，我冷，写都写不快！那神情像顽皮的小学生，为不能按时完成作业着急。许多年后的今天，想起这件事，仍让我激动不已。沙老八十多岁的高龄，在寒冬双手冻坏的情形下，以一颗金子般的童心，笔耕不辍。什么“勤奋”、“毅力”之类的词汇，在这儿也显得太苍白太浅薄了。
可能是1988年吧，沙老从北京回来，我去看他。他正忙着找什么东西，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最近写的小说我看过了。那几年，我热衷于办杂志《人世间》，几乎就只写了那两篇，发表在《中国作家》上。我惭愧地嘀咕道，那么小的字，你也看？沙老也许没听见，继续有兴致地说，两篇我都看过了……我想，今天他没批评我懒！便赶紧问，沙老，你觉得我进步点没有？沙老第一次当面夸奖我，大有进步！少顷，沙老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只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搞创作？我想我想我真的很想。那就行了。之后，我听罗湘圃老师(沙老回成都时都是他陪)告诉我，沙老所到之处，一直在为我的创作假期呼吁。又听李致部长说，沙老问他，包川为什么还不下去写东西？是因为她很穷吗？若是有困难的话，我借钱给她，等她拿了版税再还我，还不起就算了。这就是我们的沙老！他对高樱、克非、克芹、火笛、杨益言等很多作家，甚至，只看了作品，连人都不认识的新作者，都是关怀备至，不惜花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多么了不起的事业心！丝毫不为自己，而是为了文学事业！
1990年的秋天，沙老生病住医院了，我赶去看他。那天，天气相当不错，午后4点钟，太阳还很明媚。我说，沙老，天天关在病房里太闷了，今天天气这么好，到花园里去走走，我带着相机，正好给你照几张照片。那天沙老的精神也很好，他兴致很高地说笑着，你好我好天气好，随我到了花园里……我开始为沙老照相。沙老不笑时，显得很严厉。我说，沙老我老远赶来给你照相，别恨着我，笑笑。沙老假笑不来，显得有些局促，我看见他手里提的塑料袋(输液用的)，忙说，快把那个陋什口袋藏起来。沙老笑了，我正要拍，他已收敛了笑容，不过，气氛已经活跃。当我又央求他笑时，沙老便嘿嘿有声地笑起来……多么率真的假笑！那简直就是他童年灿烂的笑！那笑，留在了照片中，也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
照完相，沙老问起我的创作。我说我关在屋子里太久了，用我同学的话说已经发霉了，现在正下生活。我把自己的情况，向沙老详细地作了汇报。沙老很严肃地教导我：总之，不能偷懒！记得我给你写的那幅字吗？当然记得！我立即背诵出来：“我同意一位欧洲先哲的话，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禀赋，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没有这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便连百分之一的禀赋，也得不到正常发挥。”我知道，从一开始，沙老就看出我不是个勤奋的人，背诵完便对沙老说，我连百分之一的禀赋也没有，那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等于白搭。沙老不喜欢我这种自我解嘲，耐着性子开导我说，只有自己努力去做过了，才不会买后悔药。这话真点到我的要害，我确实是个想法不多要求不高、头脑简单的人。确实只怕父母白生养我一场，怕白到人世走了一遭，怕白吃了那么多的苦……沙老看人，真是入木三分。我说沙老，你放心，我不吃后悔药，我会努力的。记得我离开医院时，恭恭敬敬地给沙老鞠了一躬。没想到这深深的一鞠躬，竟成为我崇敬沙老的最后当面表达……两年后，沙老匆匆地离开了我们。
写到这儿，心里又难过起来……现在天快亮了，我是不是该打个电话去问刚虹，沙老好吗？健康吗？快乐吗？……唉！我发什么昏！如今再多的问候也已枉然……那就让我对着清晨5点钟黑黢黢的天空，默默地向沙老保证，我将不再懒惰；并遥祝他老人家在那个世界更加健康，更加快乐……
1997.12.2凌晨5点记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