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记》最古之篇，共推《夏小正》，谓与《禹贡》同为夏代遗文。果尔，则四千年之珍秘矣。然自朱熹、方孝孺已大疑之，谓恐出《月令》之后。其实《夏小正》年代勘验甚易，因篇中有纪星躔之文——如“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三月，参则伏”；“四月昴则见，初昏南门正……”等，天文家一推算，当可得其确年也。其最晚者，如《王制》，据卢植云，汉文帝时博士所作。虽尚有疑问（说详次条），如《礼察》、《保傅》之出汉人手，则证佐凿然（《礼察》篇有论秦亡语）。如《公冠》篇载“孝昭冠辞”，则为元凤四年以后所编著，更不待问矣。要而论之，两戴《记》中作品，当以战国末、西汉初百余年间为中心，其中什之七八，则代表荀卿一派之儒学思想也。
《礼记》之编纂者及删定者
手编《礼记》者，谁耶？汉、隋《志》，《史》、《汉》《儒林传》及各注家皆未言及。惟魏张揖《上广雅表》云：“周公著《尔雅》一篇。爱暨帝刘，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古。”（《尔雅》为《礼记》中一篇，说详末段。）揖言必有所据。然则百三十一篇之编纂者或即叔孙通也？但通以后必仍多所增益，如《保傅》、《礼察》、《公冠》等明出孝文、孝昭后，是其显证。至次第续纂者何人？则不可考矣。
刘向校中书时所谓《礼记》，实合六部分而成。《隋志》云：“向检得一百三十篇，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孔子三朝记》、王氏史氏《记》、《乐记》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案《汉志·礼家》：“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乐家》：“乐记二十三篇。”《论语家》：“孔子三朝记七篇。”凡二百十五篇（《隋志》少一篇）。今《三朝》七篇，明载《大戴》，而郑康成《礼记目录》有“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此于《别录》属乐记……”等语，知今本《礼记》各篇，不仅限于“记百三十一篇”之范围内，而《明堂阴阳》等五种皆被采入，故《礼记》实合六部丛书为一部丛书也。王氏、史氏盖皆叔孙通以后继续编纂之人，惟所纂皆在百三十一篇外耳。
大戴删刘向、小戴删大戴之说，起于《隋书·经籍志》（原文前引）。二戴武、宣时人，岂能删哀、平间向、歆所校之书，其谬盖不待辨。至小戴删大戴之说，据《隋志》谓：“小戴删定为四十六篇，马融益以《月令》、《明堂位》、《乐记》，乃成今本之四十九篇。”后人因有以今本《礼记》除《月令》、《明堂位》、《乐记》外余四十六篇皆先秦旧籍，惟此三篇为秦汉人作者。此说之所由起，盖以四十六合大戴未佚本之八十五恰为百三十一篇，乃因此附会也。然此说之不可通有二。其一，两戴《记》并非专以百三十一篇为原料。如《三朝记》之七篇、《明堂阴阳》之三十三篇、《乐记》之二十三篇皆有所甄采，已具如前述。合两《戴》以就百三十一篇之数，则置书中所采《明堂》等五种诸篇于何地？其二，两《戴》各篇，并非相避，其最著者，《哀公问》、《投壶》两篇，二本今皆见存，《曲礼》、《礼器》等七篇（详见前《大戴》目录条附语）亦皆《大戴》逸目。又如《大戴》之《曾子大孝》篇全文见《小戴·祭义》，《诸侯衅庙》篇全文见《小戴·杂记》，《朝事》篇一部分（自“聘礼”至“诸侯务焉”）见《小戴·聘义》，《本事》篇一部分（自“有恩有义，至“圣人因杀以见节”）见《小戴·丧服四制》。其余互相出入之文尚多。然则二戴于百三十一篇之记，殆各以意去取，异同参差，不必此之所弃即彼之所录。牵附篇数以求彼此相足，甚非其真也。
最后当讨论者，则为马融补三篇之问题。云马融补三篇者，盖务节《小戴》为四十六篇以合《大戴》之八十五，求彼此相足。其削趾适屦之情，既如前述。《小戴》四十六篇之说，不知何昉。藉曰有之，则《曲礼》、《檀弓》、《杂记》各有上下篇，故篇名仅四十六耳。《小戴》篇数之为四十九，则自西汉时已然。《后汉书·桥元传》云：“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仁，即班固所说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者也。《曹褒传》云：“父充持庆氏礼，褒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庆氏学遂行于世。”则褒所受于庆普之《礼记》亦四十九篇也。孔颖达《正义》于《乐记》下云：“按《别录》，《礼记》四十九篇。”则刘向所校定者正四十九篇也。而郑目录于《王制》下云：“此于《别录》属制度。”于《月令》、《明堂位》下并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益足明此三篇为《别录》所原有，非增自马融也。
内中《王制》篇之来历，据《正义》引卢植云：“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书。”（《经典释文》引同）陈寿祺谓卢说本《史记·封禅书》。据《索隐》引刘向《别录》谓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等篇。以今《王制》参检，绝不相合，非一书也（见《左海经辨》）。《月令》篇之来历，据郑目录云：“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钞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篇中有“命太尉”语。太尉，秦官，故郑君断此为秦人书。）寿祺亦力辩其非（文繁不引）。以吾论之，《王制》、《月令》非后汉人续补，殆为信谳；然恐是秦、汉间作品。两《戴记》中，秦汉作品甚多，又不独此二篇也。后儒必欲强跻诸周公、孔子之林，非愚则诬耳。
尤有一事当附论者。《汉志》“乐记二十三篇”，今采入《小戴》者只有一篇。郑目录云：“此于《别录》属乐记。”谓从二十三篇之《乐记》采出也。《正义》云：“盖合十一篇为一篇，谓有《乐本》，有《乐论》，有《乐施》，有《乐言》，有《乐礼》，有《乐情》，有《乐化》，有《乐象》，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其余十二篇为《戴》所不采，其名犹见《别录》，曰则：《奏乐》第十二，《乐器》第十三，《乐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乐穆》第十六，《说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乐道》第十九，《乐义》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颂》第二十二，《窦公》第二十三也（并见《正义》引）。观此尚可知当时与《礼记》对峙之《乐记》其原形何如。今此十一篇者见采于《小戴》而幸存，其中精粹语极多，余十二篇竟亡，甚可惜也。
以上关于《礼记》应考证之问题略竟。此书似未经刘歆、王肃之徒所窜乱，在古书中较为克葆其真者，此亦差强人意也。
《礼记》之价值
《礼记》之最大价值，在于能供给以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者流——尤其是荀子一派——学术思想史之极丰富之资料。盖孔氏之学，在此期间始确立，亦在此期间而渐失其真，其蜕变之迹与其几，读此两《戴记》八十余篇最能明了也。今略举其要点如下：
一，孔门本以“礼”为人格教育之一工具，至荀子则更以此为唯一之工具，其末流乃至极繁琐极拘迂，乃至为小小仪节费几许记述几许辩争。读《曲礼》、《檀弓》、《玉藻》、《礼器》、《郊特牲》、《内则》、《少仪》、《杂记》、《曾子问》……等篇之全部或一部分，其琐与迂实可惊。观此，可见儒学之盛即其所以衰。
二，秦、汉间帝王好大喜功，“封禅”、“巡守”、“明堂”、“辟雍”、“正朔”、“服色”等之铺张的建设，多由儒生启之，儒生亦不能不广引古制以自张其军，故各篇中比较三代礼乐因革损益之文极多，而大抵属于虚文及琐节。但其间固自有发挥儒家之政法理想及理想的制度，极有价值者，如《王制》、《礼运》……等篇是也。
三，为提倡礼学起见，一方面讲求礼之条节，一方面推阐制礼之精意及其功用，以明礼教与人生之关系，使礼治主义能为合理的存在。此种工作，在两《戴记》中，颇有重要之发明及收获。《礼运》、《乐记》、《礼察》、《礼三本》、《大传》、《三年问》、《祭义》、《祭统》……等篇，其代表也。
四，孔子设教，惟重力行。其及门者，亲炙而受人格的感化，亦不汲汲以鹜高玄精析之论。战国以还，“求知”的学风日昌，而各派所倡理论亦日复杂。儒家受其影响，亦竞进而为哲理的或科学的研究。孟、荀之论性论名实，此其大较也。两《戴记》中亦极能表现此趋势。如《中庸》、《大学》、《本命》、《易本命》……等篇，其代表也。
五，儒家束身制行之道及其教育之理论法则，所引申阐发者亦日多，而两《戴记》荟萃之。《大学》、《学记》、《劝学》、《坊记》、《表记》、《缁衣》、《儒行》……及《曾子》十篇等，其代表也。
要之，欲知儒家根本思想及其蜕变之迹，则除《论语》、《孟子》、《荀子》外，最要者实为两《礼记》；而《礼记》方面较多，故足供研究资料者亦较广。但研究《礼记》时有应注意两事：
第一，《记》中所述唐虞夏商制度，大率皆儒家推度之辞，不可轻认为历史上实事。即所述周制，亦未必文、武、周公之旧，大抵属于当时一部分社会通行者半，属于儒家理想者半，宜以极谨严的态度观之。
第二，各篇所记“子曰……”、“子言之……”等文，不必尽认为孔子之言。盖战国、秦、汉间孔子已渐带有“神话性”，许多神秘的事实皆附之于孔子，立言者亦每托孔子以自重。此其一。“子”为弟子述师之通称，七十子后学者于其本师，亦可称“子”。例如《中庸》、《缁衣》……或言采自《子思子》，则篇中之“子”亦可认为指子思，不必定指孔子。此其二。即使果为孔子之言，而展转相传，亦未必无附益或失真。此其三。要之，全两部《礼记》所说，悉认为儒家言则可，认为孔子言则须审择也。
就此两点而论，《礼记》一书，未经汉以后人窜乱，诚视他书为易读，但其著作及编纂者之本身，或不免有若干之特别作用及成见，故障雾亦缘之而滋，读者仍须加一番鉴别也。
读《礼记》法
读《礼记》之人有三种：一、以治古代礼学为目的者。二、以治儒家学术思想史为目的者。三、以常识及修养应用为目的者。今分别略论其法。
以治古代礼学为目的而读《礼记》者：第一，当知《礼记》乃解释《仪礼》之书，必须与《仪礼》合读。第二，须知《周礼》晚出不可信，万不可引《周礼》以解《礼记》或难《礼记》，致自乱其系统。第三，当知《礼记》是一部乱杂的丛书，欲理清眉目，最好是分类纂钞，比较研究，略如唐魏征《类礼》、元吴澄《礼记纂言》、清江永《礼书纲目》之例。（魏征书今佚。《唐书》本传云：“征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太宗美其书，录置内府。”《谏录》载太宗诏书云：“以类相从，别为篇第。并更注解，文义粲然。”）第四，当知此丛书并非出自一人一时代之作，其中各述所闻见所主张，自然不免矛盾，故只宜随文研索，有异同者则并存之，不可强为会通，转生。以上四义，不过随举所见；吾未尝治此学，不敢谓有心得也。居今日而治古代礼学，诚可不必；然欲研究古代社会史或宗教史者，则礼学实为极重要之研究对象，未可以为僵石而吐弃之也。
以治儒家学术思想史为目的而读《礼记》者，当略以吾前段所举之五事为范围；其条目则（一）儒家对于礼之观念，（二）儒家争辩礼节之态度及其结果，（三）儒家之理想的礼治主义及其制度，（四）礼教与哲学……等等，先标出若干门目而鸟瞰全书，综析其资料，庶可以见彼时代一家学派之真相也。
以常识或修养应用为目的而读《礼记》者，因《小戴记》四十九篇，自唐以来号为“大经”，自明以来列为“五经”之一，诵习之广，次于《诗》、，久已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其中精粹语有裨于身心修养及应事接物之用者不少，故吾辈宜宝而读之。惟其书繁重且干燥无味者过半，势不能以全读。吾故不避僭妄，为欲读者区其等第如左：
第一等，《学》、《中庸》、《学记》、《乐记》、《礼运》、《王制》；
第二等，《经解》、《坊记》、《表记》、《缁衣》、《儒行》、《大传》、《礼器》之一部分、《祭义》之一部分；
第三等，《曲礼》之一部分、《月令》、《檀弓》之一部分；
第四等，其他。
吾愿学者于第一等诸篇精读，第二、三等摘读，第四等或竟不读可也。右有分等，吾自知为极不科学的、极不论理的、极狂妄的，吾并非对于诸篇有所轩轾。问吾以何为标准，吾亦不能回答。吾惟觉《礼记》为青年不可不读之书，而又为万不能全读之书，吾但以吾之主观的意见，设此方便耳。通人责备，不敢辞也。（右专就《小戴记》言，其《大戴》各篇则三四等居多也。）
《礼记》注释书，至今尚无出郑注、孔疏右者。若非专门研究家，则宜先读白文，有不解则参阅注疏可耳。若专治礼学，则清儒关于三《礼》之良著颇多，恕不悉举也。
《大戴礼记》因传习夙稀，旧无善注，且讹误滋多。清儒卢文弨、戴震先后校勘，始渐可读。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汪照《大戴礼记补注》，皆良著也。
附论《尔雅》
《尔雅》今列于《十三经》，陋儒竞相推挹，指为周公所作，甚可笑。其实不过秦、汉间经师诂经之文，好事者编为类书以便参检耳。其书盖本为“记百三十一篇”中之一篇或数篇，而《大戴》曾采录之，张揖《进广雅疏》所谓“《尔雅》一篇，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古”也。臧庸列举汉人引《尔雅》称《礼记》之文，如《白虎通·三纲六纪》篇引《礼·亲属记》，文见今《尔雅·释亲》；《孟子》“帝馆甥于贰室”，赵岐注引《礼记》，亦《释亲》文；《风俗通·声音》篇引《礼·乐记》，乃《尔雅·释乐》文；《公羊》宣十二年何休注引《礼记》，乃《尔雅·释水》文。此尤《尔雅》本在《礼记》中之明证也。自刘歆欲立古文学，征募能为《尔雅》者千余人讲论庭中，自此《礼记》中之《尔雅》篇，不知受几许挦扯附益，乃始彪然为大国，骎骎与“六艺”争席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