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tole France（1844—1924）
克兰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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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番话，蒲里司庭长也许可以这样回答：
“被告克兰比尔，法国各代君王和教皇一向是说不到一块儿的。诺迦赉曾被教皇明令开除教籍，但并没有因这点小事就丧失了他的政权。法庭里挂的基督不是格雷瓜尔第七或鲍克兰比尔听了这番话当然可以这样回答：
“圣经里面的基督是一个很有民主思想的人。再说，他所身受的裁判。一千九百年来信奉基督教的各民族一向认为是法律上的一个严重错误。所以，庭长先生，若以基督的名义来裁判我，我相信连四十八小时的监禁你也不敢判我的。”
但是克兰比尔不管对历史、政治或社会，都是一概不加考虑的。他只是惊愕而已。他周围的那种势派使他对司法发生了崇高的敬意。他心里充满了敬心，全身沉浸在恐惧之中，已准备把他个人犯罪的问题完全听任法官去处理。他虽然扪心自问，觉得自己无罪，但是他觉得，面对着象征法律的各种东西及社会惩罚罪人的执行者，一个卖菜小贩的良心是多么渺小啊！并且他的律师也早已让他有一半相信自己不是没有罪的人，何况法官的迅速而扼要的审讯把压在他身上的那些罪行又弄得格外明显。
二克兰比尔的意外事件
汝老姆·克兰比尔是个在街上叫卖蔬菜的小贩。他推了小车子满城跑，喊着：“白菜，大萝卜，胡萝卜！”碰上有大葱的时候，他就喊：“成把儿的龙须菜呀！”因为穷人的龙须菜就是大葱。可是，十月二十那一天，也就在正午的时候，他正沿了蒙玛特街往下走，巴耶太太——“保护神”鞋店的老板娘，走出了她的店门，来到青菜车子的跟前。她满不在乎地掀起一把大葱说：
“你这大葱可不算好。多少钱一把呀？”
“十五个铜子儿一把，老板娘。再没比这好的了。”
“十五个铜子儿，三棵坏大葱？”
她一赌气把那把大葱扔回小车上。
就在这时候，六十四号警士冷不防走来，对克兰比尔说：
“喂！推着走开吧！”
五十年来，克兰比尔从早到晚就老是这么推着车走，因此这样一个命令，在他看来是很合法的，并且是合情合理的。他满心预备服从这个命令，因此催老板娘要买什么赶紧买。
“买东西总得挑选挑选啊！”鞋店老板娘尖酸地说。
她跟着把所有的大葱把儿全重新摸了一遍，才留下她看着顶好的那一把，紧紧抱在怀里，就仿佛教堂里画幅上的圣女贴胸紧抱着光荣棕榈似的。
“我给你十四个铜子儿。这就很够了。我还得上店里拿去，身上没带着。”
她抱着大葱回到店里，可是一位买鞋的太太，抱着一个小孩，已经比她先一步走进了店堂。
这时，六十四号警士第二次又对克兰比尔说：
“喂！推着走！”
“我等拿钱呢，”克兰比尔回答。
“我没叫你等钱，我叫你推着走。”警士用很坚决的口气说。
可是那老板娘正在店里给一个十八个月的小孩试穿一双蓝色的鞋子，孩子的母亲还真不耐烦。柜台上摆着大葱，绿油油的葱头露在外面。
克兰比尔在街上推车推了半个世纪，他早学会了怎样服从官厅的代表。但是这一次，他处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一面是义务，一面是权利。他是没有法律头脑的。他不懂得一种社会义务是不能因为他要享受一种个人权利而随便免除的。他太重视了他那收入十四个铜子的权利，对他的义务却照顾得不够。他的义务是推起车子向前走，老是向前走。因此他仍然待在那里。
六十四号警士并没有动怒，第三次又从容不迫地命令他推车走开。六十四号警士的习惯和警长孟都西恰好相反：孟都西老是恫吓，可从来不罚；他呢，告诫的话极少，而带区法办的那一套把戏来得挺快。他的性情就是这样，虽然有点阴险，倒是一个挺好的公务员，一个忠贞的军人，跟狮子那么勇敢，跟婴儿那么驯顺，他只知道执行命令。
“你没听见吗？我叫你推走？”
从克兰比尔的眼里看来，逗留在此地的理由实在太大，不能不算充分。他直截了当、不加文饰地提出了这个理由：
“喂！我不是告诉你说我在这儿等钱吗！”
六十四号警士就说：
“你要我办你个违警吗？若是要的话，你就说好了。”
听了这话，克兰比尔慢吞吞地耸了耸肩膀，凄然看了看警士，然后又看看天。这一看的意思就是说：
“老天爷在上！我是一个藐视王法的人吗？我敢瞧不起管辖我这小贩行当的那些章程法令吗？清早五点钟我就在菜场的方砖地上站着了。打七点钟起，我就推着车走。两手在车把上磨得发烫，嘴里喊着‘白菜，大萝卜，胡萝卜！’我已经是过了六十的人，我已经是累乏了的人，你还问我是不是要举反叛的黑旗，你这是开玩笑，并且玩笑也开得太厉害了。”
也不知是警士没明白他这一看的意思呢，还是从中看不出可以饶恕他违抗命令的理由。总之，这警士依然用一种粗暴而短促的声音问他是否听懂了他的话。
可是正在这个时候，蒙玛特街上的车辆拥挤极了：马车，排子车、运家具的车、公共马车、卡车，你挨我，我挨你，仿佛粘在一起拆不开了。这些车子乱哄哄地一停下不走，马上，喊叫声跟咒骂声就响成一片。赶马车的隔着老远跟卖肉的伙计彼此不慌不忙地做着英雄式的咒骂，公共马车上的车夫认定克兰比尔是这阵拥挤的祸根，便骂他“臭大葱”。
这时候人行道上挤着很多看热闹的人，都在一心一意看吵架。警士发觉有人注意自己，更是一心想卖弄权势了。
“好吧。”他说。
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油腻的笔记簿和一支短短的铅笔。
克兰比尔正在继续想他的心事，并且只是听从他内心的一种力量。况且那个时候，他也没法前进或后退了：他那手车的轮子不幸和一辆送牛奶车子的轮子纠缠上了。
他乱抓压在鸭舌帽底下的头发，喊道：
“我不是告诉过你，说我等我的钱吗！我真太倒霉了！晦气，晦气！真糟糕！”
虽然这些话表示的是失望而不是反抗，六十四号警士认为是辱骂了他，又因为在他看来，一切对警士的辱骂总不外乎“该死的母牛！”这是个传统的、合规矩的、公认的、根据礼教的、简直可说是教义所规定的方式，因此不知不觉地将克兰比尔的话在这个方式之下听进了耳朵，并且把它加以具体化。
“啊！你骂我‘该死的母牛！’很好，跟我走吧！”
克兰比尔在极度惊愕和焦急之下，睁着两只被太阳晒红的眼睛看着六十四号警士。他两手交叉在穿着蓝色短褂的胸前，拉开嘶哑的嗓子——这声音有时像从头顶上冒出来，有时又像从脚后跟钻出来——叫了起来。
“我说了‘该死的母牛！’吗？是我说的吗？唉！”
店里的伙计们和孩子们看见要把克兰比尔带区，都高兴得大笑起来。因为这件事儿是符合一般市民爱赶龌龊的、激烈的热闹场面的胃口的。可是有一个老人，满脸凄凉的神情，穿着一身黑衣服，戴着一顶大礼帽，分开人群的圈子，走到警士身旁，很和气，但是也很坚决地低声对他说：
“你弄错了。这个人并没有骂你。”
“请你管自己的事吧”警士回答。他并不说恫吓的话，因为跟他说话的是一位衣冠齐整的人。
那个老人还是很镇静、很坚决地替克兰比尔分辩。警士于是吩咐他到区里去解释。
这当儿，克兰比尔一直在喊：
“那么，我是说了‘该死的母牛！’了，唉！”
他正说着这些表示惊异的话，那位鞋店老板娘巴耶太太手里拿着十四个铜子儿，向他走来了。可是六十四号警士已经抓住他的衣领。巴耶太太自忖欠一个带区法办的人的钱是用不着还的，就把十四个铜子儿放进了围裙袋里。
克兰比尔突然间看见自己的车子被扣押了，自由没有了，脚下是个无底深坑，太阳也昏暗不明，嘴里就咕哝着说：
“可是，究竟……”
见了区长，那个老人声明他因车辆拥挤被阻在街心，亲眼看见这场争吵，他敢断言警士并没有挨骂，完全是他自己听错了。他报告了他的姓名及职衔：他是达维·马吉博士，昂朴士巴雷医院的医务主任，曾得四等荣誉勋章。要换在别的时候，这样一个证人就足够使区长明白案子的内情。然而在那时的法国，学者是没有人信任的。
克兰比尔的逮捕是执行了。他在拘留所过了夜，第二天早晨坐上囚车，被移到了看守所。
他对坐牢既不觉得痛苦，也不觉得可羞，他觉得监狱是必需的。一进门使他特别注意的是四壁和方砖地的洁净。他说：
“要说干净，这地方可真干净。说真的，简直可以在地上吃饭哩。”
等到剩下他独自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他想把坐着的小板凳往前拉一拉，却发现凳子是钉死地墙里的。他高声表示了他的惊愕：
“这是多么古怪的主意呀！这玩意儿，我是万万也想不出来的。”
坐定下来以后，他拢了双手把两个大拇指来回转着玩，老是觉得奇怪。寂静和孤单使他难受。他觉得烦闷，放心不下他那被扣押的、依旧满载着白菜、萝卜、芹菜、莴苣的小车子，不安地想道：
“他们把我的车子弄到哪儿去了呢？”
第三天，他的律师勒麦尔先生来看他了。勒麦尔先生是巴黎法律界最年轻的律师，并且是法国爱国会某分会的会长。
克兰比尔想法子把案情讲给他听，对于他，这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因为他是没有长篇大论说话的习惯的。可是如果有人在旁边帮一点忙，说不定也能对付下来。然而他的律师听着他的话，老是带着一副不相信的神气摇着头，一面翻阅文件，一面自言自语：
“啊哼！啊哼！这些话，卷里全没有……”
随后他有点疲倦了，用手拈着他金黄色的胡子说：
“为你自己打算，也许还是老实招认的好。在我看来，你这种矢口不招认的法子是异常笨拙的。”
此后，克兰比尔也许会把一切都招认，如果他知道应该招认些什么。
三克兰比尔在法庭上
庭长蒲里司足足花了六分钟的时间来审问克兰比尔。要是被告能照着所问的话回答，案情是会弄得更清楚一点的。但是克兰比尔没有辩才，并且在这样一个场合里，他是又敬又惧，自己把嘴封了个结实。所以他一声也没有响，而是庭长自己在回答自己的话，这些回答是极端不利于被告的。庭长这样作了结论：
“总之，你承认了说过‘该死的母牛！”
“我说了‘该死的母牛！’是因为警士先生先说了‘该死的母牛！’，我才说‘该死的母牛！’的。”
他原是想说明：他是出其不意地被人陷诬了，在惊惶失措的情况下，不觉重述了这句人家硬编派他说过而他确实不曾说过的怪话。他说了“该死的母牛！”这句话，就等于说了“我能说这样骂人的话吗？你能信这事吗？”
庭长可不这样理解。
“你的意思是说警士先这么破口骂你的吗？”他问。
克兰比尔不想再分辩，因为太难了。
“你不再坚持了。还是不坚持的好。”庭长说。
他随着就传证人上堂。
六十四号警士名叫马特拉的走上堂来，立了“说实话，只说实话”的誓，跟着就这样报告：
“十月二十日正午，值勤期间，我在蒙玛特街看见一个类似叫卖小贩的人把车子停在门牌三百二十八号的前面，造成了车辆拥挤的现象。我前后三次命令他走开，他不肯服从。于是我通知他要把他带区法办。他大声回答我：‘该死的母牛！’，我觉得这句话是带侮辱意味的。”
庭上听了这段又有力量又有分寸的报告，表示明显的满意。被告方面举出鞋店老板娘巴耶太太及昂朴士巴雷医院医务主任，曾得四等荣誉勋章的马吉先生作证。可是巴耶太太是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只有马吉博士当警士最后下令让小贩走开的时候是挤在围住警士的人群里面的。他的供词引起了一个波折。
“我曾当场目睹这回事。我看出警士是弄错了，他并没有挨骂。我当即走到他身旁，告诉他弄错了。警士执意要拘捕那小贩，并且叫我也跟他到区里。我照着他的吩咐到了区里。我在区长面前把我的声明重复了一遍。”
“你可以坐下。”庭长说，“执行吏，再传证人马特拉上堂。”
“马特拉，当你执行拘捕被告的手续的时候，马吉博士没有让你注意你是弄错了吗？”
“那就是说，庭长，他骂了我了。”
“他说了什么？”
“他对我说，‘该死的母牛！’”
旁听席上发出一阵喧噪和哄笑。
“你下去吧。”
他一面通知听众，说这种不敬的现象如再发生，他便要命令大家退席。这时被告的辩护律师已得意洋洋地在摇晃他的大袖子，大家那时都以为克兰比尔可以宣告无罪。
大家安静下来，律师勒麦尔站了起来。他的辩护词开端是先夸奖本地警务人员：“这些替社会服务的低微的公务员收入很少，然而刻苦耐劳，时时刻刻冒着危险，每天做着英雄的事情。他们都是旧日的军人，现在也仍旧是军人。说他们是‘军人’，便是把我对他们要说的一切好处都说尽了……”
从这儿，勒麦尔律师毫不费力地提到对于军人道德的高度钦佩。他说他是一个不能容忍对军队有微词的人，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他本人就是这支国家军队的一员，这是他十分引以为荣的事。
庭长点了点头。
原来勒麦尔律师是后备军里的中尉。同时他也是旧奥特利区里国家主义党的候选人。他接下去说：
“当然，我绝不是不知道这些警务人员每天是怎样默默无闻地替善良的巴黎民众服务，其劳苦又是怎样的可贵。所以假使我看出克兰比尔真是一个侮辱旧日军人的人，那我决不会答应替他来作辩护的。有人控告他，说他说了‘该死的母牛！’这句话所包含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倘使诸位翻一翻‘土话字典’，就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解释：‘牛胚：即懒汉，跟牛一样懒惰地卧着，任何事也不做。——母牛：被警察厅收买的人，警厅的密探。’在某种社会里确实有‘该死的母牛！’这种说法。不过问题在这里；克兰比尔究竟是怎样说这句话的？甚至于要问他究竟说了没有？关于这一点，各位先生，请你们许我加以怀疑。
“我毫不以为警士马特拉有什么恶意。不过方才我们已经说过，他的职务是辛苦的。有时候他累了，劳苦过度了，工作过多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能发生一种听觉上的错误，所以，各位先生，听到他方才告诉诸位说：曾得四等荣誉勋章，现任昂朴士巴雷医院医务主任达维·马吉博士，一位科学界的泰斗，上流社会的人物，也说了‘该死的母牛！’这样的粗话，那我们只好承认马特拉是患了‘精神专一’那种病症，而且，如果不怕说得太厉害一点的舌，他还患了‘迫害狂’的病症！
“况且即使克兰比尔真说了‘该死的母牛！’这句话，也必须问一问这句话从他口里说出来，是否仍有触犯警章的性质。因为克兰比尔是私生子，他的母亲就是个贪酒无行的叫卖小贩，他生下来就带着酒徒的遗传。只消看看他这副样子：六十年的穷困把他弄成了这么一副蠢相。诸位先生，你们会说他是负不了这份责任的。”
勒麦尔律师说完了坐下。庭长蒲里司细声细气地宣读了判决书，判克兰比尔十五天监禁，罚款五十法郎。法庭到底听信了警士马特拉的声明。
克兰比尔被人带着穿过法庭的阴暗长廊，那时他觉得非常需要旁人对他的同情。他转身向着带他的法警连叫了三声：
“老总！老总！喂？老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