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马寅初自己的出语欠妥。具体说来，马寅初1957年4月27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那场演讲，对毛泽东态度的改变事实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就在那次讲演中，马寅初讲述了几年来调查研究的结果后，怀着忧虑的心情说：“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比过去也加快了。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30‰，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总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这一段话很快就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对此极其敏感，不久他召见了马寅初，并就此严肃地批评了马寅初，最后明确地说：“不要再说这句话了！”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对这话如此敏感呢？有人将此归因为毛泽东气度太小，因为马寅初这话明显与他《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的有关论断唱了反调。其实这样的归因仍然是太低估了毛泽东作为领袖的气度。实际上这背后的原因极其复杂，主要是来自于当时的国际局势。
新中国的成立，不但是中国人民的一次伟大胜利，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伟大胜利，然而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和反共势力对此极不甘心，他们此时已不可能从军事上战胜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于是就转而从思想上不断抛出一些谬论。新中国成立不久，美国政府发言人艾奇逊即发表专文，散布说，中国由于人口过多，老百姓没有饭吃就必然起来造反的谬论。毛主席于是针对这一谬论写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进行驳斥：“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么？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一连串的质问之后，结论是“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然而又针对西方用人口理论施加给中国的政治压力，毛主席化刚为柔地写道：“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这是毛泽东很著名的一篇文章，许多人便是以为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写过这些话，便代表了他从根本上反对计划生育，这其实多少是个误会。类似这样的话，其实只是他写这篇文章时出于特定的批判的需要而表现出的一种语言机智而已，只是一种感性语言。相反，从理性上，毛泽东一直都十分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不但如上文所提，他早在1956年，甚至更早时候，在分析研究国情时就曾对中国的人口问题有过关注和重视了；到1957年10月，几乎在《人民日报》不点名批评马寅初的同时，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谈到人口问题时，则明确提出要实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1页）这才是毛泽东对待人口问题真正的思想基础。也正是因为这一基础，当马寅初、邵力子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时，毛泽东并不反对，而且持支持态度。
可是1957年下半年后，不但世界上各帝国主义国家正加紧对新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外交的全面围攻，而且连被中国人称作“老大哥”的苏联也与中国分道扬镳，一时国际局势对于新中国非常不利。而就是在这种国际局势紧张而微妙的时刻，马寅初在演讲中说的那么一番“石破天惊”的话，无疑有授人以柄之嫌，无疑是在捅娄子、添乱，作为国家领袖的毛泽东极其敏感也实在是情理之中，而且也十分应该。虽然后来马寅初自己也意识到这话说错了，也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公开做了自我批评，但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及对毛泽东心理的干扰却已难以消除。
第二，毛泽东态度的改变也是他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站在全局考虑问题的结果。具体说来，由于毛泽东导演的大跃进所产生的虚幻，使他作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判断，而在人口问题上态度的改变，只是这一系列错误判断中的一个。1958年，大跃进放出的一个个高产“卫星”给毛泽东造成了一种误会，也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中国的粮食问题已彻底解决了，他曾说“原来想不要超过八亿人，现在看来可以到十亿”。尽管他很快发现大跃进报出的产量都是假的，但是到这个时候又陷入了另一种尴尬——全国已进入了经济困难时期，当时最要紧的问题便是如何走出眼前的困境，而人口问题实在不是个最要紧的问题了，因为从1958年下半年到1961年期间，由于经济的极度困难，全国不但人口出生率极低，而且许多地方还出现了人口减少的情况——此时说计划生育自然是很不合时宜，也没必要，而马寅初恰恰在这个时间段提出并一再坚持他的“新人口论”，虽然从学术的层面上说他并没错，但是其命运可想而知！
到1962年，经济得到了恢复，人口增长也得到恢复，对此国家也立即意识到了。当年国务院就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通知》，明确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计划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从完全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既定政策。”这个通知还要求做好宣传工作和技术工作。计划生育工作就此算开始正式执行了，但执行了没几年，历史又一次增加了一个插曲：1969年，苏联挑起“珍宝岛事件”等，并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修理”。为了应对这一切，毛泽东在号召全国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同时，考虑有可能要打一场“人民战争”，这或许又让他想到了“人多力量大”，计划生育工作随之再次发生了波折。但尽管如此，国务院还是于1973年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各地区各基层单位也陆续开始建立计划生育机构，国务院提出了“四五”期间人口增长计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人口增长计划。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避孕药具一律免费并送货上门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传口号，并针对不同地方不同情况作了具体部署。1974年底，病重中的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这一批示实际上正是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三个小标题（马寅初《新人口论》七、八、九三部分的三个小标题分别是：“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非控制人口不可”、“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记得我小时候，我家大门对面的墙上就写着“人口非控制不可”的这样一条标语，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批示，更不知道是马寅初“新人口论”中的小标题，后来知道了，这更使我觉得，毛泽东至少在人口问题上的想法其实与马寅初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或许也正是因此，马寅初事实上在历次政治风暴中相对来说并没有受到太多太大的冲击。当然，这里面与周恩来、陈云等人对他的保护有关，但是说到底，如果真在毛泽东看来他与马寅初之间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那是谁能保护得了的吗？
尽管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的这最后一篇措辞悲壮的文章中，没明说曾劝他退却的“另一位好友”是谁，但是我们不难推断出他是周恩来。虽然我们今天已不能知道周恩来当初具体是怎么劝马寅初的了，但是我想一定不会是劝他向真理做违心的背叛吧？周恩来一定明白，马寅初作为一个学者，维护自己学术的尊严当然并没有错，但这种维护并不是在真空之中。就算是你发现并握有了真理，但任何真理都是相对而存在的，如同“日出晒场”，这不错，是真理，但是如果“日出”了，沙尘也起了，雾霾也来了，是不是还一定要“晒场”呢？这就值得考虑了——是不是等沙尘、雾霾过去了再晒？是不是干脆明天再晒？更何况政治气候远比自然天气要复杂得多，为什么非得在今天“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呢？我想周恩来对他的规劝一定是出于这样的前提吧，一定是劝他稍作变通，就此下个台阶！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我想以周恩来的位置终究又不便向马寅初明说，他一定是希望马寅初能自己悟得。但是遗憾的是马寅初终究没能悟出其中的原因和道理，所以他终究不能沿着这个许多人希望他走的台阶走下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只好对不住周恩来这位救过他命的朋友。这让我们今天据此不难看出，二人相比，周恩来是政治家，而马寅初不是，虽然一生热衷于参与政治，但他终究只是个经济学家，只是个学者—一个令人尊敬的真正的学者。
六
批判马寅初的错误是个事实，中国“多了三亿人”的失误也是个事实，但这两个事实并不构成因果关系，至少是不完全构成因果关系。因为即使在“批马”的时候，中国也并没有完全放弃计划生育工作。当然其间也曾有间歇性的放弃，但那也不是因为“批马”，而是另有原因。恰恰相反的事实是，由于长期的努力，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到1977年净增人口从1971年的1950多万，减少到1100万，6年中少增加了3100多万人，自然增长率下降了11.3%，上世纪70年代人口平均增长率比50年代和60年代减少了3.1个千分点。但由于这是从6亿人口这样大的一个基数上的努力，尽管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但人口的缓解必定是一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过程。了解了历史的真相后，我们应该可以很清楚，一些人和西方舆论说，是因为毛泽东的意识造成了今天中国的人口问题，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今天，马寅初之所以还常被人提起，且一旦提起人们总肃然起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那种“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的精神在今天的学者身上太缺乏了，与马寅初的“固执”相比，我们今天的学者又太会“变通”了，以致见风使舵几乎成了他们的一种本能，在他们那里，什么学术的尊严和学术操守，似乎都在权力和金钱面前放弃殆尽。正是这样，我们的确还是应该向马寅初献上我们的全部尊敬。
1979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9月14日上午，北京大学党委召开了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会议，9月1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马寅初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只是此时马寅初已是98岁高龄无力再作演讲了，否则，我想他一定会再到北大，为自己的政治复出和学术新生再作一场演讲的吧！
徽商，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商帮。
徽商走过的成功之路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靠做一两门较为精湛的手艺，再加上一些小买卖，在养活自己的同时积累一定的资本。这一阶段涌现出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胡开文，他研制出的“徽墨”，代表了中国“文房四宝”中墨的最高品质，它对中国文化滋润的程度究竟有多深，实在是很难估量。时至今日，“胡开文”三个字还是中国制墨业的一块金字招牌。第二阶段，凭借较雄厚的资本官商勾结进行大宗贸易和垄断贸易，甚至进行一定的资本运作，聚集巨额财富。这一阶段涌现出的最杰出人物便是被人称作“红顶商人”的胡雪岩，他过人的商业智慧、传奇的人生历程，堪称巨可敌国的财富，几乎都成了一个个精彩故事，至今仍家喻户晓，为人们津津乐道。第三阶段，挣脱商人身份，投身文教事业，参与文化建设，培养科教人才，寻求政治发言。这一阶段涌现出的最杰出人物无疑是胡适，他曾以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发起新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干将；不仅如此，他还一度成为文人从政的典型，在一个特殊时刻出任驻美大使，并颇有政绩，以至差一点儿就当上了总统，总之，无论是为学为政，都颇有建树。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上面所提三位杰出人物，他们不但同姓一个“胡”字，而且竟然都来自于深藏于皖南山区的同一块很狭小的土地——这究竟是一块怎么样的土地，不能不去那里看一看！
只是对于这三个人物，我最感兴趣的是胡适——胡开文不在我的文化研究视野之内，因为在我的心中他更该归于能工巧匠之列；至于胡雪岩，近来有关他的书籍和电视剧已太多，我不想再凑这个热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