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柳亚子赶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与其相会长谈，他佩服毛泽东为了民族的利益而表现出的大智大勇，赋诗相赠：
阔别羊城十九秋，
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
遍地劳民乱尚休。
后毛泽东又亲自到柳家回访，与他一起分析形势，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更坚定了诗人的信心。在重庆期间，柳亚子请来名家为自己崇敬的这位老友刻印画像，还向毛泽东索诗。于是毛泽东将一首旧作抄在了一张信笺上交给柳亚子，一首千古名作便因此而传世，它就是这一首《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因此，毛泽东的这首《沁园春·雪》既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也是柳亚子与毛泽东一段友谊的见证，更是属于柳亚子的一份光荣，的确应该放进他的故居。
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更愿意在这儿看到毛泽东的那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我想即使是柳亚子本人在世，让他选择，他也会选这一首的吧！
那么他的故乡人为什么不愿将它放进这儿呢？或许在他们看来，在这首诗中，他们的这位老乡毕竟是受毛泽东批评了，放进这儿有点不合适吧！
的确，毛泽东在这首诗里是批评了柳亚子，那两句批评他的诗还成了脍炙人口的名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毛泽东批评柳亚子“牢骚太盛”。但是这有什么呢？甚至我以为，唯有“牢骚太盛”的柳亚子才是最真实的他，他的牢骚和他所有过激的言论都是他爱和憎、仇和恨、喜和乐等情感的真实表露。他是个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个诗人，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不会去玩政客的一套。
1925年，他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中全会，为了反对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他在会场上放声痛哭，以示抗议，并中途退会。随后他又邀约侯绍裘和朱季恂一起去见蒋介石，怒问道：“你到底是总理的叛徒，还是总理的信徒？如果是总理的信徒，就应当坚决地执行三大政策。”直问得蒋介石面红耳赤、哑口无言。
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压制共产党的“中山舰事件”。柳亚子气愤地找到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恽代英等人，说：“我始终不相信蒋是一个为党的利益而革命的人，他要北伐，只是扩张他自己的势力，满足他自己的欲望而已！日后必然为祸！”并直言不讳，建议共产党“以重金雇枪手将其干掉”。
1937年“八·一三”之后，日寇占领了上海，作为国民党元老、著名诗人、社会名流的柳亚子自然有太多的机会离开上海，但他就是不走。他效法明代王船山和清代的嵩亭和尚，自署其居室为“活埋庵”，以明他决不同日寇合作之志；1939年5月，汪伪政权把叛国活动的中心转到了上海，上海的环境更加险恶了，血雨腥风，杀机四伏。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大美晚报·夜光》主编朱惺公、江苏省高等法院上海分院刑庭庭长郁华（著名作家郁达夫的哥哥）、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英等著名人士连续遭到暗杀。柳亚子自知随时随地有可能遭到不测之祸，于是，他在1939年10月毅然写下了遗嘱：
余以病废之身，静观时变，不拟离沪。敌人倘以横逆相加，当誓死抵抗。成仁取义，古训昭垂；束发读书，初衷具在。断不使我江乡先哲吴长兴、孙君昌辈笑人于地下也。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月书付儿辈。
他将此遗嘱一式两份，一份交长女无非，一份寄给时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儿子无忌。寥寥不足百字，且无一豪言壮语，但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皖南事变”。柳亚子在香港闻讯后极为震怒，立即与宋庆龄、何香凝共同发表宣言，严词痛斥蒋介石杀害新四军、消极抗日的罪行，并声言除非国民党政府对事件表示“悔过”，否则就不出席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蒋介石恐怕柳亚子不参加会议，便派吴铁城来“促驾赴渝”。吴铁城还邀来了杜月笙，威胁利诱一起上，但柳亚子全不吃，他在客厅里拍着桌子道：“我宁可像史量才那样被他（蒋介石）暗杀，决不参加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会议。”并大骂蒋介石的说客走狗“滚出去！”蒋介石恼羞成怒，指令国民党中央以柳亚子“诬蔑中央”、“违反国策”为由将他开除党籍，并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而事实上，他当时生活来源无着。而他却公开宣布：“宁可食草采薇，决不向小朝廷求活也。”
……
发生在他身上的类似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这些故事充分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目光的敏锐和分明的爱憎，虽然其表达的方式因出于他诗人的激情和义愤而显得有些过激，甚至并不一定合适。如他向恽代英提出的暗杀蒋介石的建议，恽代英虽然深为赞许他的看法，但并不同意他提议的做法；毛泽东也为此与他共同饮茶谈心，这才有多年后他“阔别羊城十九秋”的诗句赠毛泽东，毛泽东也有“粤海难忘共品茶”的诗句赠他。然而这就是柳亚子，真实的柳亚子，一个有着“游侠诗人”之称的柳亚子！正是凭着这种精神，他敢想敢说，敢说敢做，敢作敢当，不平则鸣，一鸣惊人。
1949年，柳亚子等人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来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新中国的开国的一系列工作。柳亚子为此而异常兴奋，他写道：
六十三年万里程，
前途真喜向光明。
乘风破浪平生意，
席卷南溟下北溟。
在烟台登陆后，每到一地，柳亚子都要在欢迎大会上“致答词”，有时候东道主没有安排，他也要“自请讲话”。讲话之后，还要高呼“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但到了北平以后，柳亚子却因为他自我觉得政治上未给他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地位，生活上没给他应有的待遇，便以诗代言，作《感事呈毛主席一首》送给毛泽东：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谖。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诗中，他自比战国孟尝君门下因失意而弹铗出走的食客冯谖，并说要回江南的故乡隐居。
当然，如果说从前他的那些或“骂惊四座”，或“目无余子”的言语与举动，更多的是出于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目光的敏锐和爱憎的分明，那么这一次他的“狂怒故态”和“不自讳其狂”，却更多的是出于一个激情诗人的“易于冲动，喜怒哀乐皆形于色”了。毛泽东当然理解他的这位老友，因此，尽管此时正值百万大军即将下江南之际，可谓日理万机，但收到柳亚子的诗后，仍亲自向有关部门询问情况，嘱其在生活上尽量给予优待，并作了那首著名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诗，当天就让秘书送去给柳亚子。
在这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毛泽东对柳亚子虽确有批评，但毛一方并无苛责厉言，而柳一方也并无丢一丝尊严和面子的地方；再则，柳亚子事实上也欣然接受了批评，他步毛诗原韵又作了一首和诗，明确表示他并无归隐之意：
东道恩深敢淡忘，中原龙战血玄黄。
名园容我添诗料，野火凭人入短章。
汉彘唐猫原有恨，唐尧汉武讵能量。
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
因此，毛泽东的那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既见证了一段佳话，也见证了一个最为真实的柳亚子——怎么也应该将它刻在“柳亚子故居”内呵，我以为！
三
柳亚子故居的中间两进，被布置成了图片和文物陈列室，里面陈列着许多的图片和文物，见证了一位诗人兼革命活动家丰富而多彩的一生，只是我一时只能将它们粗粗看过。
来到了第四进，那“磨剑室”不能不看。看过柳亚子许多诗文的末尾，都有着“写于磨剑室”的字样，这为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那究竟是一间怎样的屋子，竟让柳亚子在其中成就了那么多喷出鲜血与烈火的诗篇？还有，柳亚子心中的那一柄长剑，他到底有没有在此磨成呵？
原来赫赫有名的磨剑室竟是一间十足的斗室，大不过十平方米，门锁着，好在门上“磨剑室”三字的匾额尚在。这就够了！我将锁着的门推开一道缝隙朝里张望，见一床、一桌、一椅，桌上还有一灯、一笺、一砚、一笔，笔帽已除下放在一旁，笔则搁在笔架上，似乎主人刚刚离去，随时都会回来，坐在眼前的椅子上，拿起笔来……四壁的粉墙或有驳落，或有漏痕，看上去虚虚实实的，倒有点巧合着水墨山水的笔法，只是不知当年是不是就是这样，更不知磨剑其中的主人可曾在上面看到江山万里和风起云涌！一缕阳光透过天窗照在桌上的笺纸上，上面没有字迹。
那复壁在哪儿呢？解说员让我找，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终于还是在她的指点下我才发现了它，原来是两座山墙夹着的一个仅可容身的如缝隙一般的巷道，有一个并不能算作门的短门通入其间。无论是在屋外，还是在屋内都很难发现它——谁能想象得到，这架梁的山墙怎么会有并排的两座呵！
1927年“四一二”政变，绝密通缉令上柳亚子名列第21位。5月8日夜半，已熟睡的柳家人忽然被一阵粗暴的敲门声和叫骂声惊醒。柳夫人第一个意识到一定是抓她丈夫柳亚子的人来了，也许是早有所料，所以她显得异常机智和镇静，她迅速移开橱柜，让柳亚子通过短门藏身复壁，然后将橱柜依原样放好，丝毫不露痕迹。
军警很快便闯进了内室，到处搜查，他们手拿着柳亚子的照片，对家里的每一个人挨个询问，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主人出门很久了，连当时只有12岁的小女柳无垢和年幼的外甥，并无人教他们，但他们竟也像大人一样如此回答，未露半点破绽。
藏在复壁内的柳亚子对于外面的一切当然听得清清楚楚，我很想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于是我也走进了复壁，但是里面的黑暗和憋促让我除了有一种喘不过气的窒息感以外，几乎别无感觉。然而柳亚子却在墙上留了《绝命诗》。借着手电的光亮，我看到这样四句：
曾无富贵娱杨恽，偏有文章杀祢衡。
长啸一声归去矣，世间竖子竟成名。
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因文字为汉宣帝腰斩。祢衡是汉末名士，击鼓羞辱奸雄曹操，被曹借刀除掉。柳亚子在这里自比杨恽、祢衡，并将国民党反动派比作是滥杀好人的昏君与奸雄。大难几乎就在瞬间，竟还能吟诗，还能引经据典，我真是难以想象！看来我只是一个俗人。
我当教师教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时，常常会有学生问：文天祥的南逃可谓九死一生，而在那样的境况中，他为什么竟然还有吟诗记行的雅兴呵？我的问答常常是，因为他既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柳亚子亦是！
正当柳亚子在复壁中吟就了绝命诗准备命绝今日时，外面却发生了戏剧化的一幕：一个军警，看到一家人中只有柳亚子的妹夫凌光谦穿着长衫，举起手上拿着的相片看了看，又看了看他，觉得有点像，可也不太像，便大声喝问他是不是柳亚子，凌光谦自然不作回答。这时其中一人说：“就是他！你看这家伙不会说话，这不正是柳哑（亚）子嘛！”于是众人上前，七手八脚，将凌光谦五花大绑押走了，直到三天后才发觉抓错了人，不得不放了。这个几为笑话的故事十分有趣，但到底背后是怎么回事，现已成为公案。倒是这复壁，不知道当初周元理建它是出于什么心理与目的，但只是因为柳亚子在其中一坐，便留下了一首名诗、一个笑话，当然还有一位游侠般的诗人和共和国的一位中央委员、人大常委——如此说来，这周元理也算是有功了。
1958年6月21日，柳亚子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有关方面给他的最终称谓是“中国现代民主革命家、爱国诗人”。
走出赐福堂时，我禁不住想，作为一个“现代民主革命家、爱国诗人”的柳亚子，他如果再活几年，他的命运会如何呢？面对大炼钢铁的万丈炉火和一个接一个的高产“卫星”，还有后来的无疑是革文化的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或许会再次吟出豪情万丈的诗篇，或许会再次“骂惊四座”大发牢骚，二者皆有可能。尽管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我还是以为，以他的性格取后者态度的可能性极大。若真是如此，那么那时候，别人还能容忍他的“牢骚”吗？想到这儿，我觉得从赐福堂走出的他，死在那时真是恰到好处，或许那真的是上苍赐予他的“福”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