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孙多慈探视父亲时也算是得知了一个好消息：因为多方疏通，父亲很快便能出狱了。这让一直心情郁闷的孙多慈多少心情好了不少，于是走出监狱时平时很喜欢画画的她想到去不远的美术陈列馆看看。而此时徐悲鸿画展正在那儿举行，她一下子被徐悲鸿一幅幅大气磅礴的作品深深震撼了，也使得原本立志当作家只将画画作业余爱好的她立志要成为一名画家。正好父亲的好友宗白华又是徐悲鸿的好友，于是在宗白华的介绍下，高考落榜生孙多慈成了中央大学徐悲鸿教授班上的一名旁听生。这样一名旁听生，自然绘画基础是班上最差的一个；再加上徐悲鸿得知她又是中文系落榜才“无奈”转学美术的，这自然让视美术为天下第一神圣事业的徐悲鸿很不以为然；即使是外貌上，孙多慈也不像是后世许多人猜测的和想象的那样，一定是倾国倾城，让徐悲鸿一见倾心，相反，她只是中人之上。总之孙多慈最初并没引起徐慈鸿太多好感，甚至连太多的关注也不曾有。
然而仅仅过了几个月，孙多慈这名本来水平在班上属倒数的旁听生，竟然以进步的神速让徐悲鸿刮目相看，于是就有了在课堂上徐悲鸿对孙多慈的表扬，又有了课后的帮助和鼓励，又有了一同去校园后面不远处的台城写生。
正是在古老的台城之上，眼前的荒城衰草、寒水烟柳，不但让孙多慈触景生情，对人生的无常、世态的炎凉大发感慨，而且流着眼泪向老师徐悲鸿讲述了自己复杂的家庭背景和多舛的命运。徐悲鸿从来不曾想到这个十八岁的少女，竟有着如此令人感慨的人生，他被震惊了！他不自觉地将这孩子揽在怀中说：“不要难过，你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个人保护你的，他就是我徐悲鸿！”并且在她额头上轻轻一吻。不久后，徐悲鸿除了完成了素描《孙多慈像》，更完成了巨幅油画《台城月夜》。
应该说至此，徐悲鸿和孙多慈之间的关系虽然超出了一般的师生关系，但也并非如蒋碧微等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已到了“师生恋”的程度。回过头去看，恰恰是蒋碧微的一次次欲将两人分开的努力，适得其反地将他们本来只是一种隐私的情愫不停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法回避，事实上这也将他们越推越近，以至于真的使一场旷世的师生恋成为了事实。
1934年8月，徐悲鸿与蒋碧微回到国内。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徐悲鸿与孙多慈发现并不能将对方忘记；蒋碧微也失望了，也累了，正好在巴黎时旧日追求者张道藩又找上门来，而此时的张道藩是国民政府的文化部长，又是蒋介石面前的红人，与徐悲鸿比较起来前途更加无量，蒋碧微于是毫不犹豫地投入了张道藩的怀抱。但是她临走前并没忘了向徐悲鸿开出条件，算他赔给自己的“青春损失费”：徐悲鸿自己的画100幅、古代名画40幅，外加现金100万元。徐悲鸿照单全付，而且还多加了一幅，那是蒋碧微最喜欢的那张《琴课》—徐悲鸿是因为理亏，还是因为不忘当年的情分，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只有徐悲鸿自己知道。
正是靠着徐悲鸿赔付的这笔财产，蒋碧微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后来去台湾后，日子都一直过得很滋润，而徐悲鸿却并不如意。据廖静文《徐悲鸿一生》所载，为了尽早凑足蒋碧微的那些画和钱，徐悲鸿一度没日没夜地工作，以至积劳成疾，落下病根。因此在她看来，对于徐悲鸿58岁的英年而早逝，蒋碧微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然而蒋碧微决不这样认为，她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她应得的，甚至她觉得还不够，以至于她在晚年出版的《蒋碧微回忆录》中时见抱怨之词，以至于连她的亲生女儿徐静雯也读不下去，并为此很是不满：
廖静文写的是基本符合父亲形象的。蒋碧微写的就不顾事实真相，大骂父亲，极不道德。我感到愤慨的是，她花了我父亲一辈子的钱，临分手时，父亲还给她一百幅画和一百万元钱。这里面包括我和哥哥的抚养费，其实我和哥哥花了不到十分之一。母亲就是靠这笔钱在台湾度过余生的。可她骂了父亲一辈子，真不知父亲前生欠她什么！
然而，徐静雯或许并不知道，她的母亲直到死，卧室里还放着她父亲徐悲鸿的那幅《琴课》，而张道藩的画只放在客厅里。
其实蒋碧微也是爱徐悲鸿的，这种爱或许至死都不曾改变，正是因为爱，她才对徐悲鸿“严格要求”，才不允许他有任何过错，不允许他有任何出轨，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一旦徐悲鸿稍有闪失，无论他如何认错，如何悔改，都一律严惩不贷；同时也因为爱，她每日都如临大敌般地防范着，随时准备战斗，事实也如此；总之，她不知道设身处地地理解，不知道给对方空间，不知道给别人台阶……所以，她的所有防范、维护和战斗，最终往往都事与愿违、适得其反。这样一来，爱最终都变成了恨，并难以释怀，以至爱恨情仇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了。
八
1953年9月26日，在美国纽约的一个艺术研讨会上，会议中途，组会者突然宣布休会，并要求与会者为艺术大师徐悲鸿默哀3分钟。于是参会人员全体肃立，会场鸦雀无声。突然后排发出“通”的一声，一个女人应声晕倒在地。此人就是孙多慈。
此时孙多慈已离开徐悲鸿17年了，离她与徐悲鸿之间作出的那个“十年之约”也已过去了七年。
徐悲鸿与蒋碧微分道扬镳后自以为可以光明正大地与孙多慈一起了，哪知道却遭到了孙多慈父亲孙传瑗的极力反对，原因就是前文所述的，孙传瑗不能认可徐悲鸿的人品。
1935年夏，孙多慈中央大学毕业，孙传瑗随即将孙多慈接回老家安庆，徐悲鸿多次前往安庆，并作过多方努力，但是最终没能打开孙传瑗这把锁，以至于徐悲鸿无奈地说孙传瑗“面貌似为吾前身之冤仇”。70多年过去后，孙多慈的表妹陆汉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徐悲鸿来安庆与表姐孙多慈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次徐悲鸿托同是中央大学毕业的李家应去孙家通报，希望能让孙多慈与他见上一面。可孙传瑗一听便将手上的筷子一扔，一拍桌子说：“绝不许进门！”最后在孙多慈母亲的一再劝说下，并在孙多慈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后，他才答应让孙多慈去安庆当时的菱湖公园与徐悲鸿见面，并且让陆汉民跟着去“监视”。陆汉民看到，二人见面后几乎没有说话，只是抱头痛哭。临别时，徐悲鸿对陆汉民说：“小妹，你要记住，你的表姐永远是最美丽的！”
表面上看起来，孙多慈的退出，只是因为她父亲的反对，其实也并非如此简单，更多的原因是此时的孙多慈对于自己的爱情、生活和人生，都多了许多理性的思考，她需要等待。许多年后，孙多慈在自己《孙多慈素描集》一书的“述学”中曾这样写道：
然后知吾父为吾讲“动心忍性”之有因也。非此者，吾几乎不能自持。虽然中间“几欲至疑孟子性善这章”。但最终还是从中受到启发—怅然以悲，毅然以起，誓欲于虚伪、偏私、残酷、险诈、猜忌、刻薄之中，求善求真求美。倘使风雨雷霆，供我驰驱，大海波涛，为我激荡；宇宙之大，人情之变，融冶之洪炉也，将欲避其烈焰，突火而出，反身而观，此至繁极赜不可思议之造物，令入我笔端，出我腕底，强使吾艺状其博大，状其雄奇，状其沉郁，壮其壮丽，状其高超，状其秀曼。吾之意志，于以坚强；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与天地无终极，随文运以旋转者，盖古往今来怀宏愿者之所以事事，终不以吾之小而抉弃也。人固可言其不知量，但吾所以答吾贤父母良师友殷切之期望者，固无他道，抑自定其为生涯者也。
其实那年安庆菱湖公园里并不是徐悲鸿与孙多慈的最后一次见面。1936年夏孙多慈还特意从安庆来到南京一次，并与徐悲鸿订下了一个“十年之约”：十年之内，他们互不通信，双方各自奋斗，一切全凭天意，用孙多慈的话说就是“用十年的时间，你也有个了断，我也有个结果”。
然而，哪里等到十年呵，仅仅一年没过，孙多慈便在父亲的安排下嫁给了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然而1938年8月，孙多慈又给徐悲鸿写来一信，信中竟有这样的话：“我后悔当日因为父母的反对，没有勇气和你结婚，但是我相信今生今世总会再看到我的悲鸿。”
然而孙多慈终究没能再见到徐悲鸿。徐悲鸿1944年终于又遇到了另一位红颜知己廖静文，不久与她结婚，与她一起度过了人生最后八年的幸福时光。从此以后，孙多慈便成了只是夹在蒋碧微与廖静文之间一个不太引人关注的角色，甚至在蒋碧微和廖静文带有传记性质的回忆录中，她们也不约而同地回避她—蒋碧微是因为恨她而不愿意提她，因为在其看来，没有她这个“小三”或许徐悲鸿就不会与自己离婚；而廖静文不愿意提她，是因为不愿意人们对她了解多了后会觉得自己原本只是她的替代。再加上孙多慈1948年又去了台湾，任教于台湾艺术学院，后任该院院长，从此再没回过大陆，回过故乡。就这样，人们似乎便渐渐将她遗忘了，忘记了美术大师徐悲鸿的人生中曾有过如此重要的一个女人—从另两个女人不约而同对她的态度即可反见出这一点。
然而任凭人们将她忘了，但是她怎么也忘不了徐悲鸿，也忘记不了过去的一切。虽然回不了大陆，但是她只要一有机会便去美国，去见早年的老同学和好朋友吴健雄，并每次定去另一位画家王少陵家，只因为他家里有一幅徐悲鸿当年写给她的条幅，每一次孙多慈都要在这个条幅前默立许久，黯然神伤而又泣涕涟涟。条幅上的四句诗为：
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迁亭阴。
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
1953年9月26日孙多慈在会场上当众晕厥后醒来，当场宣布了她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她将为徐悲鸿戴3年大孝，以表达对自己恩师的无限缅怀与尊敬，也表达对他们之间长达10年感情的无限追悔与追思。
1975年1月，一代才女孙多慈病逝于美国，终年63岁。
1988年，孙多慈的好友，时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会长的吴健雄，为参加东南大学校庆而回到南京，她除了参加了一系列有关活动外，还来到了离校园不远的傅厚岗6号的徐悲鸿故居，向陪同她的徐悲鸿的女儿徐静雯说出了孙多慈晚年为徐悲鸿所做的这一切；见故居前的几棵大树，她也说起当年孙多慈曾经送给徐悲鸿的那十棵枫树苗，不禁欷歔，“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呵！也许当年孙多慈在送那份枫树苗的“大礼”时，所想到的诗意确实是最终被蒋碧微猜破的那句，“晓来谁染霜林醉”，但是她却忽视了下句为：“总是离人泪！”
她怎么看都应该是男人很喜欢的贤妻良母式的女人—
虽然算不上十分漂亮，但绝对不丑—这有她留下的照片为证：清瘦的身材，素净的面容；一副金丝边眼镜不但是她那个时代的知识女性的标志，而且给出身小商人家庭的她平添了几分大家闺秀的高贵—娶上一个这样的女人，对于男人来说绝对是人前长脸、背后安全的！
她十分聪明，读书从一个小镇学校出发，一路读到杭州、南京、北京，一直读到欧美，最后竟取得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硕士学位—娶上一个这样的女人，别的不说，就说生下的儿女，至少智商不会低吧！
她还天生一副好脾气，这不但使她在生活中始终有一个好人缘，而且使她在老师、领导和长辈那儿总是很讨喜—她每次遭人欺负时，领导总是很乐意地站在她一边为她“做主”—男人应该没有不喜欢好脾气的女人吧？
不要以为她只顾读书读成了女书呆子，其实她还至性至情，一生似乎都一直在寻觅一份平安的爱情，一生都在渴望一个平静的家。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女人，事实上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抛弃，直到三十好几，才终于嫁了一个年过花甲的老男人。何以如此？用她自己的话说，“因为这个年龄的男人不会变心了”。可这个男人的心没来得及变，只与她过了两年就死了，她也便从此以后开始独守，直到102岁去世，漫长的一生中再也不曾有爱情的波澜。
有人说这都是她遇人不淑；
有人说这都是她自作自受。
有人说她是个苦命的女人；
有人说她是个幸福的女人。
—她就是毛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