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日本新干线与中国高铁。建设高铁是中国保持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必经之路。力求国民保持共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都是交通先行。在中国这样的资源短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高速铁道和城际轨道交通，这是在9年前，我作为日本新华侨华人会的首任会长时极力向国内呼吁建设的一个提案。
今日中国的高铁技术，既有日本、法国、德国等先行国家的技术基础（我们应该谦虚地承认这一点，尊重这一点），更有中国人的汗水和智慧。现在的技术开发模式，大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从日本战后高度发展的轨迹看，除了自身努力和外部原因之外，一个典型的模式是：第一阶段是进口设备，第二阶段是消化-改良-国产化（创立自己的品牌设备），第三阶段是大量出口设备。这一模式可叫“传承与创新”。高铁是一项高度综合技术。日本是第一个开通新干线的国家，为世界高铁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日本的新干线也是融合了他国的技术而成就的。
“7·23”高铁特大事故，夺去很多宝贵的生命，暴露了中国高铁硬技术和软实力上的严重问题，更暴露了在事故处理上行政“让人愤怒”的严重落后现象。由此事件深切感到，中国急需行政改革，让行政制度与世界接轨。
也许应该告诫决策者们和我们的国民，中华复兴、百年大计“欲速则不达”。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探求一条适合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和谐发展之路。
二、他山之石——人均1万美元目标
人均1万美元的精神意义
经过3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2010年，中国的名义GDP已跃居世界第2位。而人均GDP也上升为4253美元。如果按购买力平价（PPP）来换算的话，则为7500美元（日本为33828美元）。再经过三年的发展，按购买力平价换算的人均GDP有望达到1万美元。
那么，人均GDP1万美元具有何等意义呢？下面以日本的经验作为他山之石，看看中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与方向性。
（1）日本在1981年达到了PPP换算的人均1万美元水平。中国与之相差近30年路程。
（2）日本在达到人均GDP1万美元（PPP换算）之前，追求物质需求的国民人数要比追求精神需求的多。但一旦超过1万美元，即1981年以后，追求物质丰富的国民人数反而比追求精神丰富的越来越少起来了。
为什么会有如此现象呢？
人均1万美元的物质意义
当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时候，主要家电的普及率已接近100%。而家用小汽车的普及率也达到了60%左右。
也就是说，一个人拥有1万美元年收入的话，便可以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这1万美元是购买力平价（PPP）换算的，各国具有一定可比性。
人均1万美元的环境意义
人均环境负荷与人口、经济、资源消费的相互关系，可由以下公式算出：
环境负荷/人口＝（环境负荷/资源）×（资源/GDP）×（GDP/人口）－除去量/人口日本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人均SO2排放量出现峰值。之后，GDP不断上升，但人均SO2值却不断下降。这便是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这是人均1万美元的环境意义之一。人均达到1万美元时，国力增强，环境意识提高，环境保护力度加大，资金投入增多，使得大规模导入脱硫装置成为可能。
GDP与幸福指数——中国的发展目标
根据日本1958？2004年的人均GDP的变化和国民对生活的满意度的变化的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1）人均GDP从1958年的不足500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将近4万美元，但国民中对现在的生活回答“满意/满足”的均在70%左右，即满意度几乎不随GDP而变。
（2）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即在战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依然有70%的国民对困难的生活表示满意，这可以理解为，一是大家都穷（均穷），二是大家对未来拥有希望，三是意味着社会稳定。
（3）幸福指数几乎不随GDP而变，则多少预示着中国未来的发展规模和模式。
事实上，中国应该积极地向日本学习，并且要像日本那样去倍加珍惜资源，高效地利用资源，同时对技术精益求精。中国眼下正进入一个苦心制定种种“能源战略”和“资源战略”的热潮，其实，大道至简，中国应该借鉴日本的经验，全面考虑经济环境与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三、构筑中国百年发展战略
人类文明可持续的必要条件
实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的最低必要条件，需遵循下述三原则。
原则1：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量<；再生能力（现在的沙漠化、森林面积减少是违反此原则的典型事例）
原则2：非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量<；可再生资源的开发量（现在完全忽视此原则）
原则3：污染的排出量<；环境的回收能力（大气中CO2浓度的增加是违反此原则的典型事例）从公元前2000年的伊拉克的巴格达到公元500年的中国长安、公元1000年的开封，都曾经是最辉煌的世界城市。其兴衰无一不是和环境、气候变化有关系的。也是违反了上述人类文明可持续的必要条件而得到的结果。
“753”——中国百年发展之路
几年前，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无论是从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看，还是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看，能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胜利的关键所在。21世纪头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立命馆大学周研究室为上述重要的战略观点提供如下研究结果为其佐证。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2010年为止保持在7％（保7）、2020年时保持到5％（保5）的话，其经济规模（GDP、按购买力平价换算，以下同）在2010年时约为7.5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日本的约1.5倍，2020年时约为10万亿美元，可与美国、加拿大的同期统和相匹敌。也就是说，在21世纪的前二三十年里，中国非常有可能将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一旦经过这20年的安定发展，之后的发展速度只要保持在3％（保3），2050年（也即新中国成立101周年）时中国人均GDP可望达到2万美元左右的水平，而综合国力自不待言。这一结果表明，只要安定发展，经过百年努力，中国有望再度和平掘起。我把它称为“753百年战略”。
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5年和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但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我以为必须从“中国-亚太-全世界”“短期-中期-长期”和“经济-社会-环境”这三个大轴来考虑中国的未来。为此，建议创立实体与虚体结合、国内人才与国际人才结合、突发课题与长期战略结合、民间与政府结合、中央与地方结合的“中国百年发展研究院”，集中海内外中华英才构筑百年发展战略。
四、中国改革三步走战略——建设“政策特区”
30多年前，以经济特区为标志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功地牵引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邓小平同志描绘的中国经济两步走战略的第二步，即2020年的GDP扩大为2000年的4倍的目标已提前10年得以完成。建设经济特区、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根据是，经济系统不论姓“资”还是姓“社”，都有共同规律，中国需要与世界接轨。
中国高速发展这一“奇迹”的背后，我不得不直率地提出一系列令人担忧的现象，坦言中国隐藏着五大内患（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民族问题、生态破坏和能源制约问题）及两大外患（外来纷争与全球性气候变化）。
这些问题不只是中国有，发达国家同样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要借鉴世界所有文明成果，就像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社会系统中拥有诸多“社会主义”元素一样，中国的社会系统同样要与世界接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超越和创新。
中国不得不在半个世纪之短的时间内经历欧洲各国在产业革命以后花费200余年、日本花费100余年才完成的工业化之路。因此，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以后才逐渐采取环境对策不同，中国必须同时面对贫困问题、公害问题和地球环境问题。
因此，我以为，从历史的、国际的坐标看未来，中国的改革进程要分三步走：第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第二步，政策（行政）体制改革；第三步，政治体制改革。而建立“政策（行政）特区”为标志的政策体制改革，是当今最为重要和紧迫的。
地方政府、企业和中国的制度创新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看，制度创新的主体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在今天各方面的改革都遇到极大阻力的情况下，如何赋权这三大主体继续承担体制创新的责任呢？这里先讨论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作用。
地方政府指的是省政府以下的所有地方政府，包括省、直辖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地级市、县级市和乡镇政府。这些层级政府的体制创新能力很不一样。经验地看，省和县这两级最为重要，最具有动力。近年来，广东、浙江和江苏等省都在做体制创新的实践，在各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例如，广东包括经济上的产业升级、以分权社会为主线的社会管理的全方位体制创新。
浙江的省管县制度中，县一级的改革最为现实。广东的顺德、南海、珠海等地方的改革充满着无限的动力。地方创新具有很大的动力机制。有两个因素推动着地方政府去创新。第一，政治上的动机，即升级考核。现在地方官员之间充满着竞争，要有竞争力，他们必须有所作为。第二，地方的一线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要直接面对社会经济问题。它们不能像中间层政府例如地区级政府，可以不用直接面对问题或者可以回避问题。在老制度和老方法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一线政府官员必须寻找新制度和新方法。
但是，如果与20世纪80年代作比较，今天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在下降，并且下降得很快。主要原因在于现在的顶层能力的下降，也就是顶层防止和减少中央官僚机构，对地方制度创新进行阻碍甚至否定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地方充满创新动力，这和当时中央顶层有密切的关系。当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改革者，一方面大力提倡和鼓励地方创新，通过分权给予地方巨大的制度创新空间；另一方面也有能力给予地方创新有效的政治保护。对地方创新，当时也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但每次争论之后，地方创新总是受到肯定。
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了。顶层对地方创新鼓励不足，支持不足，更不能保护地方创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中央地方关系上，总体的趋势是越来越集权。集权不是顶层的集权，而是中央官僚机构的集权。中央官僚集权制度，对地方创新很不利。实际上，地方上越来越多的创新，往往被中央官僚机构（而非顶层）否决。现在中央官僚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互相“否决”的局面。地方上的创新经常被中央官僚机构名正言顺地否决，而中央官僚机构的一些政策，地方政府也想方设法地不执行，实际上也是“否决”。
现在的中央政策多出自中央各部门，但很多这样的政策，实际上不符合地方实际情况。地方政府的抵制并不难理解。地方创新不行，但也不想执行不符合地方需要的政策，那地方官员在做什么？很多地方官员都在疲于奔命，做一些中央硬性规定必须做到的事情，例如维稳、防止老百姓上访等等。尽管地方官员做得很辛苦，但实际上的情况则是越来越糟糕。如果让地方政府进行创新，情况就不会发展到这一步。现在地方政府官员面临两大矛盾。其一是和社会的矛盾，他们必须执行上级的政策，但有时又得罪社会；其二，政策很难执行下去，他们又要得罪上级。
地方政府被“妖魔化”
在很大程度上，一线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被“妖魔化”的。在老百姓眼中，中央政府是好的，地方政府是有问题的；在中央政府眼中，老百姓是好的，问题就出在地方官员。这里，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老百姓，没有人去追求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这种认知很可能是假性的。地方一线政府和官员必须直面社会层面的问题，要管理和控制这些问题，他们有时不得不和老百姓发生冲突。而中央政府则远离基层，不用直接处理社会层面的问题。老百姓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感知当然有不同。尤其是现在很多硬性的政策，都是由远离社会的中央机构所制定，很少考量到社会层面的可行性。地方政府在硬性执行过程中，和社会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还是地方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矛盾，都在加速激化。很显然，这种局面很难持续下去。怎么办？还是要回到鼓励和保护地方体制创新和改革的道路。有两个问题特别突出。第一，中央顶层要减少和防止中央机构对地方体制创新的扼杀。第二，要推动地方政府层面的改革，尤其是地级市及其所管辖的县或县级市关系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地级市已经成为县政改革的阻力。要克服来自地级市的阻力，可以对地级市进行重点改革。在现行体制内，地级市具有立法权，可以通过地方立法，有效推进地级市本身的改革。也可以全面推广省管县制度。省管县制度现在只限于经济财政方面，但实际上这个制度可以推广到包括人事干部等方方面面，这个可以切断地级市对县政的干预。计划单列市和直辖市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改革方法。恢复和赋权省、县两级政府的制度创新空间和能力，可以为改革创造巨大的动力，也是突破现行中央与地方关系僵局的关键。
企业是体制创新的又一主体。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方法，就是在国有企业既得利益之外，赋予非国有部门体制创新的空间和能力。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最终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如果没有那一波国有企业改革，很难想象国有企业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大面积亏损转型成为盈利，或者从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转型成为市场导向型的管理模式。
不过，正如近年来社会层面的抱怨所显示的，国有企业今天再次成为了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作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国有部门依靠权力和垄断来盈利，不仅阻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通过继续的扩张，急速地挤占着非国有部门的经济空间。这是中国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其中一大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