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阿里上市肥了孙正义和雅虎一事，我们不能狭隘看待。阿里起来了，产业发展了，中国进步了，中国依然是最大的获益者。这是中国市场与国外资本最佳组合的典型，也是中国创业者与国际高科技投资眼光联姻的奇迹。
阿里巴巴公司股份中软银和雅虎占据相当比例的问题，反映的核心问 题，不是钱本身，而是中国缺乏支持创新的资本和制度。这一点，柳传志说出了当下最中肯的态度：“阿里曲折艰难的成功道路，说明了马云的修为，也给了我们诸多启示：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成功，是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的钱，投出来的。中国的投资者包括我，没胆量去投资这些带有创新型的公司。”
的确，软银和雅虎通过投资阿里挣到了大钱，但是，最大的获益者还是中国。因为通过国外风险投资，为我们第一次培育出中国全球竞争力的高科技公司，更为中国带来了具有创新思想的资本和机制。
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有一句非常精辟的话：任何一次产业革命，都源于技术创新，成于金融创新。风险投资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至今还是被大多数人低估。其实，如果不把风险投资当作主角，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会在半导体、PC、互联网等信息领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也很难理解为什么全世界的硅谷追随者们总是无法撼动硅谷。
几乎在所有人心目中，这场以美国为中心的高科技产业革命，风险投资很重要，但是也仅仅是比技术、人才等靠下的要素，最多是和政策、体制等处于一个层面的辅助层面。
风险投资与创新的关系，大致相当于鸡和蛋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把风险投资这个一直低调的金融创新，放置到技术、人才、政策和体制之上，可能会获得一种豁然开朗的全新视野。其实，可以说，导演和统治PC和互联网的无形之手，就是风险投资。
只是，对于钱，我们仅仅看到的就是钱，风险投资也是。有人看到的是诱人的回报：10年之内可以获得10？20倍的回报，而风险投资历史回报率是股票投资的2倍以上，是长期债权的5倍以上。有人看到的是神奇的案例：1995年红杉投资雅虎100万美元，1999年回报是80亿美元。孙正义投资阿里巴巴前后8000万美元，估计上市之后回报将超过300亿美元。
在中国遍地都打着风险投资旗号的今天，所谓的真正的风险投资，与贪婪的秃鹫投资（VentureCapital与VultureCapital多像啊）以及有名无实的伪风险投资，其实内在是完全不同的资本。风险投资是有创新眼光、变革理想和产业智慧的资本，是有灵魂的资本，是有价值观的资本，从它诞生之初，就超越普通的资本和资本游戏规则。
朱敏概括得很精辟，他说风险投资家给创业者提供的首先不是钱，而是两种远比钱更重要的东西：授道与入行。真正的风险投资家要给创业者注入正确的价值观，要授予为人之道、创业之道、管理之道，要带他真正入行，与行业第一流的关系、人才、资源等对接上，使其可以进入成长、壮大、上市的快车道。而钱只是属于第三位的，只是助推所需要的动力而已，不能帮助创业者授道和入行，那最终的结果很可能走向歧路，甚至车毁人亡，钱光光。
对于人来说，世界上再没有比钱更好的东西了。同样的钱，大概是世界上最等价的东西了。但是在所有钱里面，再也没有比风险投资更神奇的钱了。
其实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相对于社会财富和国家资本，风险投资实在是少之又少的一笔钱。这里面充满了冒险、创新、传奇、胆识和智慧，这里更蕴含着最合法的暴富、最惊羡的成功以及引爆时代变革的独特的故事。现在，美国每年风险投资是200多亿美元，与动辄万亿美元计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与美国2012年16万亿美元的GDP相比，也就是万分之一而已。在中国，真正投入的风险投资每年只有几百亿人民币，大概不到2012年房地产7万多亿人民币投资的百分之一，大概相当于中国2012年52万亿人民币GDP的千分之一。
但是，就是这笔小小的钱，成为美国20世纪科技创新的主要推动力，也是美国经济发展和全球竞争力一马当先的主要催化剂。可惜，虽然关于灵丹妙药似的风险投资的故事无数，书籍也不少，但是，没有一本能够体现与其相称的重要性，更没有呈现出风险投资最本质的独特性。因为，风险投资之所以传奇，之所以独特，就在于这是蕴含着特殊价值观和高超智慧的资金。钱不仅仅是钱，同样的钱，因为蕴含思想和智慧的多寡，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资本与社会价值，以及时代与历史意义。
关于风险投资，我们必须有全新的认识，我们必须重新去审视。风险投资独特的制度设计，是创新力量的源泉。但是，真正缔造这个行业，以及成就一个个类似苹果、英特尔、思科、网景、雅虎、谷歌、Facebook等传奇的，还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是这些个人的特质让他们能够脱颖而出，超越平庸的大多数，甚至突破我们想象力能够达到的疆域。
要鸟瞰风险投资的全景图，大致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是风险投资在美国的孕育、开创和发展初期；第二段是风险投资在硅谷大显身手的时代传奇故事；第三段就是正在发生的故事，那就是互联网时代，风险投资从硅谷向全球扩散，进入真正的后硅谷时代。
如果把风险投资看成一个企业，第一阶段就是创业初期。创始人的个性、特质和价值观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段历史主要由两位传奇性人物缔造，一个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乔治斯·多里奥特，堪称真正的风险投资之父；另一个是斯坦福大学前校长，硅谷创业的元老人物弗雷德·特曼，他被誉为“硅谷之父”，但是我更愿意称他为“风险投资之母”。
离经叛道的乔治斯·多里奥特创办了世界第一家公众风险投资企业，企业的名称很有意思，叫作“美国研究和开发”，也的确，“多里奥特走在彻底改变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时代最前沿”，开创了美国企业文化的新时代，从过去大企业主导变成了风险投资支持的小企业驱动。
但是，风险投资这场及时雨，最终不是在东部的波士顿，而是在西部的硅谷落地，全面引爆产业革命。那么为这场雨准备好天时地利人和的使命，就落到了特曼的肩上。
1939年，在特曼的指导和支持下，他的两个学生，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在一间汽车房里以538美元作资本建立了公司，开始生产电子仪器，这就是著名的惠普。惠普今天也被公认为硅谷的源头。特曼没有像严格意义上的风险投资那样投资、占据股份。但是，他做的远比大多数风险投资更多，他给惠普创始人授道和入行，538美元启动资金有500美元是他借的。当然，特曼更大的贡献还不是惠普，而是1951年，他筹划成立斯坦福工业园区（也就是斯坦福研究园区）。所以，特曼从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职业风险投资家，但是，他做的事情比现在的风险投资更像风险投资，而且他在高科技孵化器的成就至今也无人可以超越。
多里奥特给美国东岸的金融注入了全新的价值观和新理念，开启了一场悄无声息的金融革命。特曼在硅谷为产业革命做好了最佳的准备。东岸的金融，西岸的创意，在硅谷开启了一场彻底变革人类文明进程的新革命。
多里奥特和特曼的故事我放在后面再详述。为了更全面地了解风险投资的传奇故事，我先讲述第二阶段的故事。因为就在硅谷，生逢其时的幸运的第二代风险投资家群体开始喷涌而出。
风险投资经过20世纪初期的孕育，经过四五十年代多里奥特、特曼等先驱人物的开创与摸索，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找到了一块成长壮大的沃土，这就是硅谷。可以说，是硅谷成就了风险投资，更是风险投资成就了硅谷。接下来半个世纪，高科技领域的创新和时代传奇，就是一场主角为硅谷和风险投资的双簧戏。从20世纪60年代的半导体、70年代开始80年代爆发的PC革命，以及90年代引爆的互联网革命，风险投资的重要性更是无须多说。
如今，中国的风险投资遍地都是，但是，我们不能不面对冷酷的现实：阿里巴巴要进行的千亿美元级的IPO，以及目前中国互联网整体将近3000亿美元的市值，基本上都是国外的资本参与其中，分享财富盛宴，而中国的资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连自己家的成功投资都错失，不能不说是中国风险投资的一大遗憾。这说明风险投资真的不是简单的名称问题，而更是价值观和创新思想的内涵问题。这一切，值得我们全面反思。
阿里上市将风险投资和VIE的争议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各种声音也开始甚嚣尘上。但是，我们应该相信，历史不会开倒车。今天的中国应该有足够的自信面对各种问题。
马云走出的这条道路，终究会成为一条越来越开阔的道路，给更多后继者起到开拓性的历史意义。有人把马云称为VIE结构的最大破坏者，这是极大的误会和扭曲，马云恰恰是VIE最好的引导者。马云的成功，以及海外投资者创纪录的回报，都是让全球资本和投资者更加青睐和信赖中国市场和中国创业者的最佳典范。
争议和委屈
马云遭遇的非议和争议，肯定超过中国互联网界的任何一个人，包括有“红衣大炮”之称的周鸿祎。因为对马云的非议不但来自媒体，也来自社会，来自各行各业，尤其来自胡舒立等一大批信奉普世价值的社会精英们。而且，不仅仅来自国内，更来自国外媒体和各界人士的误解和曲解。
马云当然不会被这些非议所影响，但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马云内心其实还是在意的。他也经常会觉得非常委屈，当然这一切在朋友层面才会坦诚流露。正如上市之前他在给我的短信中说：“这次海外和国内评论截然相反，也说明中国的不成熟。”“我们是被骂大的。人的境界，智慧，勇气和担当力不同，我们没有必要要求所有人和我们一样，也正因为大家不一样的眼光，才会有今天和明天的我们。”
“现在有人说，马云脑子有问题，并购这个并购那个，但是批评之前也没有理解我们，他也不会明白你的未来。”“我从未想过消灭别人，或是把别人打倒。我们是做生意的而不是打仗，战场只能是你死我活，但商场是你活我也可以活。”“我们的计划是未来三五年和传统行业一起提升，帮助传统企业进入互联网。虽然我们‘吃相’难看点，但从来没有想过搞死谁，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恰恰是去帮助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