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科技文化，湖北地区的发展都足堪称道。明中后期，武汉成为长江、汉江沿岸和两湖地区农副产品的大集散地，汉口发展成为中国四大商业名镇之一。
在明代政坛上，有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皇帝和一位杰出的宰相，二人都出自湖北，他们就是嘉靖皇帝朱厚熜和宰相张居正。
明正德二年（1507年），明兴献王朱祐杬的次子在钟祥出生，这就是后来的嘉靖皇帝朱厚熜。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年仅31岁且膝下无子的正德皇帝武宗朱厚照驾崩。朱厚照是朱厚熜的堂兄，按祖训“兄终弟及”，于是时在湖广安陆州、年仅15岁的朱厚熜匆忙赴京继位，次年改元嘉靖，成为继明成祖之后第二位以“藩王”身份“傍支入主”的帝王。
嘉靖三年（1524年），朱厚熜的父亲朱祐杬被追尊为“恭睿献皇帝”，朱厚熜对父母在家乡钟祥的王墓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将王墓升格为帝陵，这就是“显陵”。
嘉靖十年（1531年），朱厚熜以“钟聚祥瑞”之意赐名家乡“钟祥”，升安陆州为承天府，成为与顺天府（今北京）、应天府（今南京）齐名的明代三大中央名府。
嘉靖帝在位前期，政治上还是颇有作为的，通过推行一系列改革宿弊、振兴纲纪的措施，开创了20多年的“新政”时期，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拥戴，史称“中兴时期”。
嘉靖帝其人，有振兴之志、中兴之举，又有偏执之性、荒政之嫌，所以后人对他的评价亦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
也就是在嘉靖朝，湖北江陵人张居正正式步入政坛，并最终成为一位名垂青史的杰出政治家。
1525年，张居正出生于江陵。他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意，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被称为“神童”。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3岁的张居正考中进士，登上政治舞台，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
明神宗时，48岁的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前后主政10年。他厉行改革，在政治上，整顿吏治，裁减冗员，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推行“一条鞭法”。在军事上，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平定外患。正是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改变了明中期以来政治混乱、财政匮乏的窘境，国势出现中兴景象。
在张居正执政的10年期间，“边境乂安”、“太仓粟可支十年”、“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一时政绩炳然”，朝政为之一新。
张居正改革，不仅缓和了社会矛盾，巩固了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同时也顺应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特点。因而，他也成为西方政治和经济理论家关注的“中国经济第一人”。与张居正同时代的著名清官海瑞评价他“工于谋国，拙于谋生”。明代思想家李贽称誉张居正为“宰相之杰”。台湾史学家黎东方先生在《细说明朝》一书中如此评价张居正：“他是有明以来唯一的一位大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只有诸葛亮和王安石才能勉强与之相提并论。”
明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卒，遵其遗嘱，千里迢迢，发丧回乡，归葬荆州故土。
自宋元以后，一直有“苏湖熟，天下足”或“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及至明代，这一谚语逐渐转化为“湖广熟，天下足”了，说明以湖北为中心的湖广地区已逐渐成为全国粮食生产的主产区。
明代成化年间，汉水入江口改道，使汉水从不稳定的分汊入江到稳定归一地汇入长江，从此结束了汉江下游河道游移不定的历史。
汉水改道，其入江北岸故道积淤，湖水并归，芦洲靠岸，陆地得以成片，人民相继盖屋定居。明正德初年，知县蔡钦在此筑堤捍水，拓荒造田。至嘉靖年间（1522—1566年）设汉口镇巡检司，属汉阳县，汉口镇之名自此始。汉水成为汉阳、汉口的界河，于是武汉由隔江相望的双城蜕变为相依长江、汉水的三镇。可以说，汉水改道最终确立了三镇鼎立的地理格局。
新兴的汉口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两岸地盘开阔，港湾水域条件良好，是一处“占水道之便，擅舟楫之利”的天然良港，成为江汉咽喉，是云、贵、川、湘、桂、豫、赣等地区的货物转输地。于是，汉水两岸房屋连片，商船进出繁忙，逐渐形成了商贾辐辏的汉正街，汉口镇的名声不胫而走。到明朝后期，汉口已经一跃成为九省通衢的“九州名镇”了。
“五百年前一荒洲，五百年后楼外楼。”汉口镇的崛起，使武汉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由汉口镇领衔，武汉逐渐成为中国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之一。
明末战乱，汉口一度陷入萧条。清朝前期，汉口开始复苏，并迅速繁盛起来，发展为一个地当要津、交通便利、舟车辐辏、五方杂处、市场繁荣的商业巨镇。清人吴淇有“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的赞语。清人刘献廷赞誉汉口为“天下四聚”之一。
在汉口迅速崛起的同时，誉为“三楚名镇”的沙市也极为繁盛。沙市形成市镇始于唐代，至宋代发展为盛极一时的经济都会，明代号称“十里长街”。明清之交，沙市也陷入一片萧条之中。随着清初政局渐趋稳定，沙市也很快得以复苏，并迅速发展。
宜昌“扼荆襄之门户，川楚之咽喉”，位置非常重要。但在明以前，这里的经济比较落后，发展相对缓慢。明代，宜昌除粮食运输与贸易外，鲜有其他商业贸易。有清一代，宜昌位处贯穿四川、两湖、江浙等经济发达之区的水运线上，转口贸易发达，有“过载码头”之称，其中以米市贸易和淮盐运输为最。
明代，湖北文风鼎盛，众多的鄂籍文学巨子脱颖而出，其中最耀眼的是“公安派”和“竟陵派”。他们独创流派，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使湖北成为明清时期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重镇。
“公安三袁”即长兄袁宗道、二弟袁宏道、三弟袁中道，因三人都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公安派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之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他们的散文以清新活泼之笔，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开拓了中国小品文的新领域。在中国文学史上，公安“三袁”一母所生，文学志趣相投，文学主张相同，文学成就并驾齐驱，文学作品流芳后世，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份奇缘与佳话。
“竟陵派”是明后期又一个以湖北地域命名的文学流派，其领袖是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钟惺和谭元春。竟陵派基本继承公安派的文学主张，提倡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但又认为“公安派”末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的风格加以匡救。钟惺、谭元春独树一帜，自成一派，是明代文坛上闪耀的双子星座，世称“钟谭”。
在明代画坛，吴伟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艺坛领袖。
吴伟，江夏（今武汉）人，明代著名画家，善画水墨写意、人物、山水。取法南宋画院风格，笔墨恣肆，神韵俱足，为明代中叶创新画家。早年画法比较工细，中年后变为苍劲豪放、泼墨淋漓一格，形成兴盛一时的“江夏派”。“江夏派”对当时画坛影响很大，一时间，学吴伟者蜂拥而起。吴伟逝世后，由他开创的“江夏派”余脉不绝，后继者有张路、汪肇、李著等，领一时风气，在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明代，湖北在科学技术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传统医学首屈一指，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万全、李时珍等。
万全，号密斋，出生于罗田一个行医世家，对儿科、妇科、内科杂病有精深的研究。在儿科方面，他提出不滥吃药，以预防为主的方针，颇有创见。他发明的“万氏牛黄清心丸”，至今仍是治疗小儿惊风的良药。万全晚年，将其毕生所精研的医学理论进行了总结，写成《万密斋医学全书》，为我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代，湖北更出现了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医药学家，他就是被誉为“药圣”的李时珍。李时珍出生于湖北蕲春县一个世医家庭，自24岁起，李时珍在家乡行医，很快成为一方名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他发现以往的本草书中存在着不少错误、重复或遗漏，于是决心重新编著一部新的本草专书。至明万历六年（1578年），三易其稿，《本草纲目》始成，前后历时27年。《本草纲目》系统地总结了我国16世纪以前的药物学、医疗学之经验，是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本草纲目》还纠正了前人很多药物学方面的错误，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也有突出成就，所以，达尔文称赞《本草纲目》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本草纲目》是我国药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一出版，就引起强烈反响，很短时间内，就被翻刻30多次，医家几乎是人手一部。明万历年间，《本草纲目》流传到日本，并被翻印多次，再传朝鲜和越南；十七八世纪传到欧洲，先后译成德文、英文等许多种文字，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在世界医药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清代，湖北在文学、艺术、医学诸领域仍有长足进步。
清朝后期，湖北出了一位文坛大家，即清代湖北三状元之一、古赋七大家之一的陈沆，他“以诗文雄海内”，被魏源称为“一代文宗”。此外，活跃在清朝文坛上的湖北籍作家还有杜濬、顾景星、金德嘉、王戬等人。
清朝，湖北地区以汉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成就突出，尤其是对京剧的形成有开山之功。汉剧，原名“楚调”（或称“楚腔”），又名“黄腔”，后称“汉调”，辛亥革命以后才定名为汉剧，它是一种以“西皮”、“二黄”两大声腔系统为主体进行演唱的地方戏曲。
汉剧在发展过程中，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在“西皮”和“二黄”合流的过程中，并收了“昆山腔”和“弋阳腔”。明末，汉剧已趋完善，演技娴熟，规模可观。清代，汉剧进一步发展。嘉庆年间，湖北崇阳籍的著名汉调生角米应先（喜子）到北京加入春台班（徽剧四大徽班之一），名驰京师，成为这个戏班的台柱，历20年之久。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汉调艺人入京后，与徽班彼此影响，同时吸收昆腔、秦腔等剧种的曲调、表演方法等，逐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剧种，这就是京剧的雏形。
在京剧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来自湖北的地方戏剧与戏剧艺人功不可没。湖北罗田人余三胜更是京剧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同样从湖北走出的谭鑫培、余叔岩是开宗立派的一代名伶，对京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清代书坛，湖北人张裕钊和杨守敬绝对是两个响当当的名字。
张裕钊，武昌（今鄂州）人，晚清著名书法家、学者、诗人。张裕钊是晚清名噪文坛的著名学者，在古文研究上具有很深的造诣。但是，终其一生，最有影响、最具成就的还是他的书法艺术。
张裕钊书法源于魏晋，突越唐人，高古浑穆，笔画峭峻，融北碑南帖于一炉，济刚柔俊逸于毫端，创造了影响晚清书坛百年之久的“张体”，成为一代书法宗师，享誉海内外，与康有为、华世奎、郑孝胥齐名，被称为近代四大书法家。
杨守敬，宜都人，在历史地理学、金石学、目录版本学以及书法等方面卓有建树，被称为“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杨守敬书法、书论兼长，于楷、行、隶、篆、草诸书俱长。
杨守敬除了书法成就之外，同样著名的成就当属历史地理学，他穷毕生精力研究《水经注》，集我国几百年《水经》研究之大成，完成《水经注疏》。清朝著名学者罗振玉曾将杨守敬的“地理学”、段玉裁的“小学”、李善兰的“算学”推尊为清代三“绝学”。
清代，湖北王葆心的方志学精进独到，堪称大家。
王葆心，出生于罗田一个耕读之家。民国后，王葆心历任湖北革命实录馆总纂、湖南书报局总纂、北京图书馆总纂、湖北国学馆馆长、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及武汉大学教授、湖北省通志馆馆长等。他撰写的《方志学发微》一书，是我国方志学领域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王葆心病逝后，董必武题写“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的挽联以示哀悼。
在医学方面，“戒毒神医”杨际泰闻名遐迩，声名远播。
杨际泰，广济（今武穴）人，出自行医世家，擅长内、外、妇、儿诸科，妙手回春，救人无数，成为远近闻名的名医圣手。他的《医学述要》，内容丰富，新见迭出，是近代中医的百科全书。
杨际泰成名之时，正是清政府衰败之际。外国侵略者将鸦片大量输入中国，致使很多同胞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出于医家道德和民族责任，杨际泰呕心沥血，终于发明了一种解毒消瘾药，并免费发给吸食鸦片者服用，效果奇好，治愈者无数，开创了中国治毒戒毒的先河。当时，流传有“南有林则徐断绝毒源，北有杨际泰解除病根”的口碑，杨际泰被人称为“鸦片战争的一位后方英雄”。
从乾隆后期开始，清朝的统治日趋衰落。清政府仍以“天朝上国”自居，骄傲自大，闭关锁国。与此同时，鸦片的泛滥，不仅使中国白银外流，国库入不敷出，而且极大地摧残了民众的身心健康。1837年2月，林则徐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他力主严厉禁烟。一时间，武汉三镇的禁烟运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林则徐在湖北禁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群众禁烟运动，是更大规模的虎门销烟的先声，拉开了中国人民近代禁毒斗争的序幕。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势力逐步深入长江中下游地区。号称“九省通衢”的湖北，首当其冲，成为列强争夺的重点。列强势力叩开湖北门户，始于汉口开埠。伴随着外国舰船的汽笛，湖北开始了近代充满屈辱的对外开放历程。
西方列强在湖北沿江口岸开辟商埠的同时，还在汉口设立领事馆，开辟租界，实施政治侵略。美、意等七个国家相继在汉设立领事馆，将汉口沿江一带大片土地建成“国中之国”。“欧风美雨”的冲击和刺激，虽然使武汉社会矛盾激化，人民苦不堪言，但也使这里成为较早得风气之先并开始近代化进程的地区之一。
晚清的湖北，为中国的变局准备着条件。古老中国的上空，熹微初现。
1889年12月，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使湖北经历了一次近代化的崛起；湖北因为有了张之洞，武汉从昔日的封建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大有“驾乎津门，直追沪上”之势；湖北因为有了张之洞，逐步从一个地处中国腹地，经济、文化均不很发达的省份一跃而成为晚清最重要的机器工业中心之一。无怪乎毛泽东说，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从这一天起，湖北在新式学堂的创办、洋学生的派遣、新军的组训等方面都领先于全国。
张之洞的“湖北新政”，客观上为后来的辛亥革命作了物质、人才和思想上的准备。
与此同时，国内民众反清反帝的情绪空前高涨，各地纷纷涌现出许多进步革命团体，最终形成了统一的革命政党，为武装推翻清王朝奠定了组织基础。
1911年8月，湖北两大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实现联合，并组成领导起义的总指挥部，在武昌小朝街85号的原文学社总部设立军事筹备处，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的原共进会机关设立政治筹备处，分别负责制定起义计划、文告、旗帜、印章等，积极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
1911年10月10日晚，在武昌工程营驻地，革命党人以敢为人先的英雄气概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经过一夜浴血鏖战，起义军终于占领了湖广总督署。10月11日上午，武昌全城光复，革命军的九角十八星旗帜在武昌城头高高飘扬，古老的武昌有幸成为这场伟大变革的首义之城。
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变革由此开始，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此开端。
首义胜利后，革命党人迅速组建湖北军政府。湖北军政府是辛亥革命中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性地方政权，它曾一度代行中央政府的职能。
武昌首义胜利的消息，一时间传遍中华大地，革命浪潮迅即席卷全国。首义爆发一个半月之内，全国有14个省及上海市宣布脱离清王朝的统治。至此，清王朝的崩溃、专制帝制的覆亡，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
武昌起义后，各地起义之势犹如星火燎原，湖南、陕西率先响应，江西、山西、云南、上海和贵州也纷纷起义。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1913年12月10日，袁世凯宣布以段祺瑞取代黎元洪湖北都督一职，从此正式开始了北洋军阀统治湖北的历史。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同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召开秘密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推选包惠僧为书记。湖北是全国最早创建共产主义小组的6个省市之一。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标志着湖北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刘玉堂张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