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这样一个国家：
立国之时，它尚是一个地处偏僻的蕞尔小邦，“土不过同”。所谓同，即方圆面积五十里，其版图之逼仄，可见一斑。然而，在以后的几百年间，它的疆域开拓至半个南中国，成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的声势煊赫的东方第一大国。
立国之初，它的国君，因为爵位卑微，在周天子举行的诸侯盟会仪式上，无缘正式盟会大典，而在一旁默默看守祭天的火堆。但是，数百年之后，这个国家的国君居然陈兵周郊，问鼎周室，雄霸天下。
是谁主演了一曲如此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的历史大戏呢？
它，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鼎盛一时的楚国。
按照文献记载，楚人先祖缘于祝融。1987年，荆沙铁路考古队发掘湖北省荆门市包山楚墓，墓主人陪葬品楚简中明确记载墓主人祭祀的祖先的名字，祝融赫然位列其中。这是证明祝融是楚人祖先最有力的实物证据之一。
祝融的后裔，在历史的交替、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或被消灭，或被同化，至夏、商之际，唯有芈姓季连部落顽强生存，成为楚人血脉仅存的一支。商朝建立后，芈姓季连部落迫于商的威慑，从中原地区逐步南迁到淮水以南、汉水流域和荆山地区，与当地土著民族相结合，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即文献所称“荆楚”、“荆蛮”、“楚蛮”、“蛮荆”民族。所以，楚族从其主源看，是源自以黄帝为代表的华夏集团；而从其群体看，则是华夏族与南蛮相融合而成的民族群体。
商代末年，楚族出了一个著名领袖鬻熊。因此，后来楚的国君，便以熊为氏，如熊丽、熊狂、熊绎、熊艾等。与楚族逐渐成长壮大相反，商王一代不如一代，殷商江山风雨飘摇。鬻熊敏锐地看到了商王朝的腐朽与没落，审时度势，及时地投靠了“西伯”（周文王），并与其他各地方国部落，共同参加灭商的斗争。鬻熊因此得到周王室颁给的“子”的名分。所以，鬻熊既是楚族的杰出首领，也是楚国最早的缔造者。楚人后来感念其功，把他与祝融一样，奉为祖先祭祀。
在鬻熊第四代孙熊绎的时候，周王朝正式给楚以“子男”封号，还分封了相应的地盘，据说就在荆山脚下。《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说明当时楚版图促狭，不过方圆五十里。熊绎被封以子爵，颁给封地，标志着周王室正式承认楚。楚人鲤鱼跃龙门般从部落进入到诸侯国的行列，意味着楚人建国的开始。但是，当时楚国国土面积不过区区五十里，小得可怜。而且熊绎受封，只是一个挂名的诸侯，根本没入中原诸侯的法眼，根本不能与中原诸侯同起同坐。有一次，周成王在岐山之阳召集诸侯举行盟会，熊绎首次以诸侯的身份出席这次盟会，但因身份卑微，在如此隆重的场合，只能担当守“燎”一职，就是看守祭天的火堆，却无缘参与正式盟会仪式。
尽管地处偏僻，地位卑微，但是立国之初的楚人，并没有自暴自弃，他们在熊绎的带领下，在荆山深处的丛林中，刀耕火种，艰苦创业。对于这段极度艰辛的历程，楚人的后裔总是难以忘却，他们无限尊崇地回忆：“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简陋的柴车）蓝缕（破旧的衣裳），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筚路蓝缕”因此成为后来常用的成语，借以形容创业的艰辛。正是从莽莽荆山出发，楚人创造了八百余年的精彩与辉煌。
熊绎五传后嗣的时候，楚人有幸又迎来一位杰出的君主：熊渠。
熊渠颇有胆气和勇力，尤其擅长射箭。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熊渠的射箭技术赞誉有加，认为就连射落过九个太阳的后羿也无法与熊渠媲美。一天夜晚，熊渠正急着赶路，突然听到草丛中发出一阵奇异的响声，他急忙停下脚步，机警地朝四周望去，猛然发现一只大老虎就趴着前面不远处，他赶紧弯弓搭箭，只听见“倏”的一声，那老虎就一动不动了。待他上前一看，惊讶地发现，哪有什么老虎呀，不过是一块巨石横卧在那里罢了。再去拔那箭头，竟然深钻入石头怎么也拔不出来了。这就是熊渠“射石饮羽”的典故。这个故事和后世广为流传的李广射石如出一辙，但时间却早了700余年。
熊渠不仅力气过人，而且胆略超群。他利用周王朝内外矛盾重重、统治不稳的时机，采取远攻近交的策略，首先团结江汉流域的群蛮百濮和大小方国部落，史称“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当在江汉间立足后，即开始开疆拓土。熊渠向西攻下了大国庸，向东一直攻打到鄂（今湖北鄂州市境）。在鄂境内，有一处著名的铜矿――大冶铜绿山。在当时，铜可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熊渠兵锋直指鄂，占领了包括铜绿山铜矿在内的广大土地。掘取长江中游的铜矿，是熊渠一生所作出的最重大的决策，也是他所建立的最辉煌的功业。仰赖丰富的铜矿，楚国制造了锋利的武器，组建了精师锐勇，为楚国的振兴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熊渠不失为楚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对楚国的崛起与楚文化的孕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就这样，从熊绎至熊渠（约前1042-前877年）的100多年间，楚国由弱变强，逐步摆脱了周王朝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此后，楚国历经若敖、蚡冒、武王、文王、成王、穆王时期，楚国国力逐渐增强，崛起之势，隐约可见。
公元前613年，年轻的楚庄王即位，其时尚不满20岁。当时，楚国国内政治腐化，奸臣争权夺利，政权极不稳定。在这种情形之下，楚庄王主持朝政，如履薄冰，举步维艰。他经常叹息：满朝文武大臣虽多，却不知到底谁是真心辅佐自己的贤臣良相，谁是祸国殃民的贼子奸臣。
为了辨识忠奸，楚庄王决定“以静观动”，上演一出宫廷“选秀大剧”。楚庄王通过暗中仔细观察，终于看清了群臣中孰忠孰奸。于是，当机立断，罢免奸佞小人，选用忠良贤臣。成语“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就出自这场宫廷“选秀”。同时，庄王还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广揽人才，兴修水利，重农务商，整饬军事，为楚国争夺霸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领大军北上争霸，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楚庄王观兵周疆、问鼎轻重，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南国之楚，已深入中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后人称之为“天下大事尽在楚”。楚庄王一生戎马倥偬，南征北战，“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称霸中原，威播四方，楚国霸业进入到鼎盛时期，他也成为赫赫有名的“春秋五霸”之一。
进入战国，楚国渡过短暂的一段沉寂与低迷后，再次强势崛起。至楚宣、威王时期和怀王前期，楚国一跃成为一个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国。《淮南子·兵略训》说：“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淮、颍、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山高寻云，溪肆无景。”见于古文献与考古发掘资料，在此广袤的地域中，设有郡、县、州、邑及封邑名的多达一二百个。其时，楚国疆域包括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全部，以及陕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几乎囊括半个中国，成为当时地域最广、人口最多、实力最强的国家。后人谓楚国“江山五千里”，应该是实至名归的。在这一辽阔的地域中，居住着众多的民族，按《礼记·王制》的说法，所谓“中国”和“四夷”无所不包，故楚国是我国古代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楚国对境内各族，始终实行“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的开明政策，成为我国古代南方的一个民族融合中心，对我国民族融合与中国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
楚怀王即位后，重用屈原等贤良大臣，针对时弊进行一系列的革新。屈原主张修明法度，以法治国，大力培养人才，选贤授能。但是，屈原的改革措施遭到楚国贵族的坚决反对。楚怀王忠奸不分，态度转变，终使改革无疾而终，国力大大削弱，国土大片沦丧，楚国再度由盛转衰。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长驱直进，攻入楚都郢。同年五月初五，屈原悲愤交加，投汨罗江自尽。
公元前223年，秦国大将王翦率部攻入楚都寿春，俘虏楚王负刍。至此，富有传奇色彩的楚国宣告灭亡，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南宋诗人陆游在《哀郢二首》中，深有感触地写道：“远接商周祚最长，北盟齐晋势争强。章华歌舞终萧瑟，云梦风烟旧莽苍。草合故宫惟雁起，盗穿荒冢有狐藏。《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楚国是我国周代历史最长的古国之一，若从周初立国算起，至公元前223年秦灭楚为止，历时800余年。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楚国既融汇中原诸夏传统文化，又吸收本土民族的文化，创造了高度发达且风格独特、“亦夏亦夷”的荆楚地域文化。漫长的积聚，终于迎来新的崛起。春秋战国时期，荆楚地区的文化发展走上了一条个性化发展的道路，青铜冶铸技术高度发展，丝织刺绣技术后来居上，木竹漆器流光溢彩，老庄哲学独树一帜，屈骚文学“别创新体”，美术乐舞动人心魄。楚文化博大精深，精彩绝伦，不仅与中原文化比肩而立，竞趋争先，而且在很多方面已达到能与古希腊文化相媲美的高度。特别是在楚国发展壮大和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楚文化的优秀内涵与卓异精髓日益凸显，我们将其归纳为五种精神：即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精神、追新逐奇的开拓创新精神、兼收并蓄的开放融汇精神、崇武卫疆的强军爱国精神和重诺贵和的诚信和谐精神。由楚人创造的楚文化精神沾溉百代，流泽万世，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
（刘玉堂张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