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的一所大学在一个小碟子里培养了一些猪肉细胞。据说，曾经有一个人品尝过这种猪肉。一位参观实验室的记者，未经允许便吞了一口，在场的科学家无不惊骇不已。但是，这种“柔韧无味”的动物肌肉细胞将来可能被做成世界上第一份“试管”香肠，并摆放在超市货架上出售。研究人员希望，通过从动物身上提取干细胞，在实验室培养，然后制成牛排、汉堡、香肠的“初步尝试”，可以避免食用牲畜养殖场的浪费问题。一个动物福利组织已经拿出了100万美元奖金，奖励第一个研制出适于市场销售的人造肉的科学家，以避免动物遭屠宰的厄运。随着人类数量的增加，科学家们认为，实验室研制的人造肉能够部分满足市场需求。对于那些不想成为素食主义者，但是又想降低食物对环境影响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更为绿色的解决方案。研究表明，与农场养殖方式相比，实验室培养肉类最多可以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96%。一位科学家说：“简而言之，细胞培养可能是一种更加高效、更加环境友好的提供肉食的方式。”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在进行各种尝试，以实现人造肉的目标。受国家航空和航天管理局（NASA）资助，美国的一个团队正在培养金枪鱼鱼片。科学家们举办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并现场利用橄榄油和蔬菜烹制了鱼片。他们说，由于安全规定，他们不能真正品尝这些鱼肉。不过，他们声称，从气味和外观来看，这道菜与从超市购买的鱼肉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目标是为宇航员开发营养食品，在前往其他星球的漫长旅途中，他们可以自行培养，也可以在返回地球的过程中食用。目前，这项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预测，最初的产品可能类似肉馅，有望在五年后实现。类似牛排的产品可能需要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相关技术需要实现工业化生产，成本要低，确保实现商业化。这将是一大挑战。目前预测，一个人造汉堡的成本约为一万美元。
肥胖问题对中国的警示
科学可能解决世界未来的部分食品问题，同时其他国家还可以从西方吸取一些教训。其一，食品的浪费数量。在伦敦，有人组织了所谓垃圾桶宴会，厨师利用从垃圾桶回收的食物为旁观者制作各种菜肴，以此突出英国食品浪费问题。每年，英国被扔掉的食物都有2000万吨，包括近300万吨西红柿，500万吨土豆，450万吨苹果，700万吨面包片，100万吨香肠。浪费正在成为越来越严峻的政治和公众问题，英国慈善机构食物共享（FareShare）提出了“不要浪费好食物”的口号。越来越多的食品零售商将剩余食品交给食品银行，或者供无家可归者食用。但是，一些环境保护主义者表示，食品浪费是人类最严重但未充分讨论的环境问题，它的严重性与森林破坏和气候变化处于同一级别。他们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全球性食品危机，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消除这一问题。或许，西方应该学习佛教教义，养成一种新型的节俭道德观。
其二，肥胖带来了更多的财政支出。据估计，英国超重和肥胖人口每年给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造成的负担超过42亿英镑。到2050年，这一指标还将增加一倍。有人计算过一位肥胖者所需承受的经济负担。据估计，如果一个18岁的美国青年一生都保持肥胖，由此产生的额外费用高达50万美元。这些费用包括医疗保险支出，较差工作预期与较短寿命导致的工资损失，减肥治疗支出的费用等。
政府对待食品行业和公共健康的政策也是关于肥胖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WHO研究显示，如果执行更加严格的政策和鼓励健康饮食，英国每年因心脏病死亡的人数可以减少三万人。科学家表示，丹麦、芬兰、挪威、冰岛和瑞典这些执行健康饮食政策的国家，已经发现心脏病致死病例降低，糖尿病和某些癌症也有所减少。芬兰在食品用盐方面取得了快速进步，丹麦则禁止在食物中添加食用工业反式脂肪。利物浦大学教授西蒙·坎普韦尔说：“无论成年人还是儿童，都应该远离廉价垃圾食品和含糖饮料的危害，享用更好的蛋白质。第一步，可以像丹麦那样，禁止食用工业反式脂肪。”
对于个人来说，肥胖也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英国全国肥胖论坛发言人泰姆·弗莱说，享用快餐或过度饮食可能是忧郁和压力的象征，人们可能只是通过这些方式寻找安慰。
他说：“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存在哀伤和压力，就极有可能出现肥胖。这是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如果人们感到哀伤，就会本能地通过快餐寻求安慰。快餐会带来危害，快餐以愉悦为目标，薯条等快餐含有过多糖分、脂肪和盐分。这十分有害。人们无法自制，他们无意识地不断吃东西，也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做只是从食物中获得安慰，让自己感觉更好。但问题是，他们也会因此发胖。”肥胖组织试图说服人们坐在一起吃饭，而不是下班或放学回家时购买快餐。美国肥胖协会鼓励父母与孩子经常一起做饭、吃饭，不要总是匆匆忙忙，或者打开电视消磨时间。有人进一步指出，传统家庭结构的破坏也是导致儿童肥胖的一个深层原因。美国肥胖专家劳雷尔·梅林指出，重新构建家庭关系有助于阻止儿童沉溺于食物与电视。有人甚至建议，为了消除肥胖，儿童应该像父母小时候那样生活。美国一项研究表明，一个四岁的儿童如果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起吃饭，睡眠时间大大增加，看电视的时间则会减少，体重超重的风险会随之降低。弗莱认为，中国应该吸取的一个关键教训是，让下一代父母向自己的孩子传递正确的有关食品的信息。
他说：“中国需要获得的启示是，必须首先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孩子发胖。所以，必须从孩子出生，甚至出生前，开始监测，一旦发现孩子存在肥胖风险，医疗系统能够尽早地提供服务。你们必须知道，我们的肥胖问题已经存在了40年。最初，我们根本没有重视，这种疏忽终于有了报应，我们得到了惩罚。这种局面必须得到改善。”
道格拉斯·卡斯维尔（DouglasCarswell）
卡斯维尔出生于非洲，是两位扶贫医生的儿子，在成为国会议员之前，曾从事电视管理工作。他是《计划：十二个月让英国焕然一新》的合著者。
盎格鲁-美利坚传统
英美的政治传统是制约政府、王室、贵族的权力。这个过程时有反复，异常漫长，历经数个世纪。17世纪40年代，英国的议员们起来反抗国王，因为他违反了限制王权的古老传统，按照这一传统，国王的开销必须经过议会同意。议员们将国王斩首，最终永远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即应该只对有投票权的人征税。
一个世纪之后，正是按照这一传统，一群生活在新大陆的英国人发动了革命，反抗国王。因为这位暴君已然遗忘了前车之鉴，试图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征税。这群革命者做到了先辈没有做到的事——创建了一部以分权为原则的宪法。正如在所有社会中曾经发生的那样，一旦权力被分散，财富创造者便获得发展，不断创造财富。历史中，先是威尼斯崛起，随后是荷兰共和国（1581—1795）的诞生，然后我们的时代到来了，首先是英格兰崛起，随后是美国——这些现象以及这些国家的兴衰，都证明了，如果想要实现经济繁荣，创建充满活力和创新能力的社会，就必须分权。荷兰共和国虽然并非按照英美传统，但也同样是一个光辉的榜样。一旦实现了分权，它便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卓越的贸易国家。事实上，它是有史以来首个逃脱马尔萨斯陷阱的国家。由于早期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出现，荷兰共和国实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这同样也是史上首次。英国汲取了荷兰失败的教训，美国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名字来源于古罗马立法议员开会的地点。美国国会借鉴了英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制度，并使其比在英国更好地运作。
也克服了让英国人失败的障碍，分权的理念是英美传统带给整个世界的礼物。这一传统是如何运作的呢？有两个关键点。首先，权力需要在中央或联邦政府与各个地方政府之间分散。美国有50个州，它们保留了制定本州大部分法律的权力，而这些法律会对州内的人产生影响。同时各州还有独立的财政权。我认为，与欧盟的希腊和比利时相比，弗吉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这种自治为创新提供了空间，但美国宪法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这种程度的分权，即分权并不只在地域空间内实现。在联邦内部本身，也实现立法、执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借由各种制约，虽然依然远不够完美，但美国宪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权力的分散，并阻止了巨大的财富破坏者——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它会不断消耗国内生产总值，扼杀创新。
正是由于这两个关键点——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分权以及政府内部的分权——应该可以说，美国实现了第三次分权，即将权力分散给民众。美国境内各个层级拥有权力的合法性都来自于人民。英国推翻了在西欧延续了500年的观念——权威来自上帝，或是他的神圣代表，国王。而后的两三百年间，权力被认为来自于贵族和阶级。权力来自民众，正是英美文明带给世界的礼物。
但英国出了什么问题？首先，累进所得税的征收，将政府财政的重担更多地压在极少数人身上，从而导致了国家政权的膨胀。
现在的英国，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其个人所得的一半都要用于支付所得税。而1909年以前，政府的大部分收入来自房产税和消费税。按照定义，这些税收更加均衡。
此外，还有另两个因素促使了国家政权的膨胀。其二，英国政府开始操纵货币供给。1814至1914年间，物价一直比较稳定。但自1971年以来，英镑和美元的价值体系都崩溃了。当与其他国际货币挂钩时，英镑和美元并没有贬值太多，但当二者与基础货币，如黄金或瑞士法郎相比时，就出现了大幅贬值。西方政府操纵货币供给，通过通胀税将国家财富从私人领域转移到了公共领域。这种无节制的货币发行，也解释了英国出现大政府和集权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国家财政预算案中使用通胀替代增加直接税并不算新鲜，但1941年确实是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这一手段便成为惯例。国家政权操控货币供给的行为直接促使了大政府的出现。
第三个因素是借贷。这一因素同样促使英国出现了大政府，而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20世纪之前，英国与荷兰、法国争夺海上霸权的过程中，得以胜利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英国能通过某种渠道借款，其对手却没有。但是最近，特别是过去30年里，英国已经习惯依靠税基之外的借贷过活，美国的情况犹甚。二者一直纵容中央集权政府以一种奇异的方式不断扩大，按照这种方式，国家的运转不得不依靠税收之外的财政来源支持，显然，这种方式无法保证长久稳定。
这三种隐形成本——所得税、操纵货币供给和借贷——最终催生了英美体制中的利维坦（《圣经》中象征邪恶的海怪）。在英美体制内，一旦政府受到限制，便会出现灾难。自1971年（美国脱离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国家政权对税基之外财政来源的依赖程度便失去了真正的约束。看一看英国和美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的增长，看一看过度消费，看一看信贷泡沫，看一看去工业化和产能不足，这些都是由于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借贷政策和税收政策造成的。这些政策确实有利于国家，但不利于经济中的生产部门。这是一场灾难。
保罗·贾吉爵士（SirPaulJudge）
贾吉爵士是位成功的商人和思想家，他参与了许多慈善捐赠，其中包括创建剑桥大学的贾吉商学院。他还是英国的食品行会主席，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主席，以及英国特许管理学会的会长。贾吉爵士创办了一个新的政党试图修正英国现行政治体系中的一些缺陷，但正如他在下文中所讲，这一尝试并不成功。
美国体系和英国体系是怎样分道扬镳的美国人在乔治三世统治时期从政治上脱离英国，赢得独立。他们采用了英国宪法的基本框架，但又做出了一项重大的创新。他们没有继续沿用英国的国王世袭制而通过选举产生国家领袖并称其为总统。
选举出来的美国总统有着和乔治三世相似的权力，他也是军队的总指挥官，能够任命司法人员和执行法律。美国人现在仍然把制定法律者和执行法律者之间的界限划分得非常清楚，英国过去也是如此。如果乔治三世想让人去征税或是管理海军，他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挑选，确定一个他认为最合适的人选，而这个人往往不是国会的一员。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国会的权力越来越大，而君主的权力不断削弱。首相开始从国会中选择自己的内阁成员，但在最初，任何人都有可能进入内阁，而并非一定要是国会议员。而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越来越多的政府和内阁成员来自于国会。最初的政府部长们并不来自国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首相不断获取更大的权力，开始越来越多地任命他在国会的亲信成为内阁成员和幕僚并给予他们很多权力。可以说美国人借鉴了英国的传统，保留了从国会之外选择政府官员的制度，英国人自己却丢失了这一传统。事实上直到最近为止，一旦议员被任命为政府部长，他必须辞去议员的职务，而他空出来的席位可以进行重新选举。但这一规定现在已然不存在了。
目前在下议院，执政党派通常能够获得650个席位中的350个，350个席位中160个通常为带薪或无薪资的政府官员，按规定必须为政府投赞成票，而剩下的则是希望成为政府要员的人。这意味着国会已然丧失了其独立的声音。从1979年开始，没有任何一项政府的法令遭到过国会的否决。以布莱尔政府为例，1997年到2005年期间，政府政策从未在下议院被驳回过。因此可以说国会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有效性，成为由党派操控的机器。国会的决策过程基本上与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核心理念和政策思想无关，这一切都是现有的体制造成的。
我的团队成立新党派的目的在于打破这个僵局，途径之一就是使更多无党派人士加入国会，从而推动现有体系的变革。但事实证明，这样做困难重重。
我们反对这种理论上能够选举任何代表，实际上却只能在两个主要政党机器中选择候选人的情况；从理论上讲我们虽然能够成立新的党派，但实际上我们无法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因为新党派的成立需要依靠媒体的宣传，但是法律规定，媒体宣传时间的多少取决于上次大选中该党派所获得的票数。所以新的政党永远无法获得足够的宣传和知名度，也无法获得足够的票数使得他们能够参与国家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