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17世纪，大清皇帝统治之下的中国社会国泰民安、一片盛世，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先进的社会。然而，就在一百年间，新兴思想开始在西方萌芽，为西方国家得以赶超强大中国埋下了伏笔。
发展到18世纪，西方国家改进了自己的思想、制度和技术，经济上财富剧增、政治上民主启蒙、技术上锐意创新，并由此成功地超越了世界上的其他地区。
走进19世纪，西方国家的实力开始凌驾于非西方国家之上。除日本以外的非西方国家，甚至包括庞大的清帝国，开始发现自身根本无法与西方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一边忍受着自身的缺陷，一边开始挣扎着试图弥补。
20世纪的变化是惊人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东西方从对峙到融合，世界在这一百年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美国成为全世界的超级大国，西方诸国从战争的破坏与阴影中走出，俄罗斯经历了根本性的政治变革，中国从战争的苦难中慢慢崛起。
21世纪的今天，我们能很清晰地感知到国家之间的力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呈现出的上升趋势让西方国家及其领导层备感压力，与此同时，他们还必须面对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的巨大挑战。
相比17世纪的上升状态，西方国家目前的处境已经完全不同，它们一边忍受着自身的缺陷，一边亟需应对非西方国家突飞猛进的发展，和日趋严峻的国际形势。对西方国家而言，这些自身的缺陷，很可能使其难以适应世界发展的新局势。
我们这本书要探讨的内容正是基于西方国家的这些自身缺陷。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以及之后系列图书的探讨，来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西方社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世界其他国家可以从中汲取哪些经验教训？在众多的社会问题中，我们选取了极具代表性的六个问题来探讨，每个问题各成一章。
在引子部分，我们将首先界定和厘清“西方”这个概念，然后将本书同名电视系列片所关心的六个问题放入当前西方国家正在发生着的具体环境中去讨论。每个问题中的故事都体现了西方社会的现代行为，折射出经济与文化生活中西方社会的心态与变化。在本书的最后，我们将讨论西方的这些问题与中国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联系。
何谓“西方”？
事实上，所谓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异有时要大于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的差异。例如，南地中海地区的人们很重视人情（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一点和中国人的处世观念非常相似。除此之外，那里的人们对老年人的尊敬方式，以及对子女的教养期望，也与中国极为相似。然而，与南欧只有些许之隔的北欧地区，在这些方面则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异。
其实，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北欧人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存在明显差异。相关原因可以追溯到人类学研究层面，例如孩子的教育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形式。这些因素其实有着极其古老的渊源，即使今天的民族或文化群体不再像过去那样严格区分，但是这些因素仍然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1]既然南欧人和北欧人的差异如此之大，为什么他们以及从地理上远离欧洲的北美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都被称为“西方人”呢？
这是因为西方人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具有共同的文化属性。近代以前，所有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和美国人都以古希腊作为西方世界观的渊源，正如黄河流域和儒家思想将中国和东亚大部分地区联系起来一样。虽然基督教呈现为几种不同形式（包括天主教、英国国教、东正教、路德教等），但是它被普遍认为是西方的道德基础，也是推动技术、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即使当今西方国家的大众文化表现各异，比如爱沙尼亚、西西里、罗马尼亚和苏格兰相比如此不同，但它们大都秉承基督教的文化传统。若要追溯南北爱尔兰仇恨的根源，则可归咎到这一文化的差异，意大利讲德语的蒂罗尔地区与意大利其他地区之间的仇恨也是如此。
长期以来，欧洲统一一直是部分精英阶层的梦想，但是普通民众对此并不关心。欧洲普通民众之所以对欧盟强烈敌视，原因之一就是：尽管欧盟对他们的生活非常重要，但是他们认为自己与其他国家的人差别过大，甚至比“四川人”与“辽宁人”的差别还要大。欧盟的创建者认为，由于欧洲国家思想相通，加之经济利益的推动，欧洲人完全可以团结起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欧洲人不可能创建一个欧罗巴合众国，因为他们缺少缔造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关键性因素——共同的流行文化。
[1]法国人类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埃马纽埃尔·托德（EmmanuelTodd）证明，家庭方式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前提，而非结果。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进步的动因：文化、权威和变革》（1987年）和《意识形态剖析》（1983年）。
可以说，美国是英国文化的产物。这并不奇怪，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主要领袖几乎都是来自不列颠的英格兰人，最初的居民绝大多数也是英国人，其他国家的移民只能被英国人同化。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尽管还有大量法裔少数民族）和新西兰，这一现象更加明显。为了便于描述英裔人口的散居现象，我们可以使用“盎格鲁-美利坚”（Anglo-America）或者“英语文化圈”（Anglosphere）这样的专有名词，这与“大中华区”是一个意思。关于英国人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我们将详细讨论。现在我们要先讨论与“西方”有关的另外一个问题。
今天，当我们审视那些差异极大的西方国家，如果我们希望寻找某种将它们联系起来的东西，最强有力的共同因素是，它们都希望执行“盎格鲁-美利坚”标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人在国家重建期间，很乐意接受“盎格鲁-美利坚”人的建议。与其他欧洲人一样，今天的德国人也愿意接受“盎格鲁-美利坚”大众文化和政治文化的统治地位。尽管意大利、波兰和塞尔维亚的社会现实迥异，但是它们都希望实施“盎格鲁-美利坚”标准。
我们这样说的目的，并不意味着“盎格鲁-美利坚”标准是最优秀的，而是说它们占据着统治地位，非常“时髦”，甚至具有“支配”力量。从18世纪开始，欧洲大陆的人们便试图效仿英国文化，但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他们又开始效仿美国。然而今天，英美两国正在为各自的社会问题和失误深为忧虑。他们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过去和未来，甚至有人认为，他们正在被中国赶超。
英语世界的危机
人类发展到今天，当今世界存在着两大突出的文明：一个是中华文明，它比任何其他人类文明持续的时间都更长远。经过两百多年的苦难历史后，中华文明正在振兴。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表明，它的大众文化具备着强大的生命力。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大众文化是指中国的传统习俗、态度和价值观。中国的艺术、文学和社会制度也有很多值得世界学习的地方。在人类科技史上，它也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两千年以前，中国便建立了现代政治体系，而18世纪才意识到这一点的欧洲人，对此十分仰慕。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文明并非局限于它的发祥地——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遍及所有华人居住区或学习中文的地方。可以说，中国今天的发展速度是一项世界奇迹。
另一个文明是英语文明。虽然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一些较小国家在政治上是分离的，但是它们的思想和制度都源自一个共同的历史和文化。
英国是英语文化圈的“黄河流域”。英语文化圈的语言和核心思想均源自公元9世纪面积很小而又人口稀少的英国。从公元9世纪到英国分离派清教徒建立美利坚合众国，这一时期属于英语文化圈一段共同的历史。在此期间，我们可以找到英语国家政府形态、大英帝国及后来的美利坚帝国工业革命、（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数字革命的起源。
英语文化圈国家之间的人口流动极为普遍与迅速。从国家意图和目的出发，英1773年12月16日，因不满英国殖民统治，北美居民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倾倒茶叶，拉开美国独立战争序幕。很多在北美的英国人当初就是因为对税收的争议而离开英国的。
语文化圈的众多国家在“吸收新的人员和思想、创办新的企业、创立新的项目”等问题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虽然在体制和心态上有所差别，但是人们内在的行为模式是相同的，现代美国出现的众多问题同样也出现在英语文化圈的其他国家。由于效仿效应，其他西方国家或多或少也存在着类似问题。
今天，很多人认为，中国可能超越英语文化圈文明，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并最终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和榜样。然而，即使对于一直坚信自己命中注定是已知世界中心的中国人来说，这也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世界现有的标准相当高，即使英美国家的人们也经常望尘莫及。
尽管英语文化圈文明发展史中存在许多应受谴责的时期，然而它为人类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了人类福利的范式和广受敬仰的行为标准，开创了全球管控和维持和平的制度，创造了某种程度上有助于限制冲突和实现和平政治过渡的社会模式。不可忽视的是，一千五百多年以来，英国形成了自己的法制社会、议会制度和民权理念。我们相信，只要有一个英语国家，这些理念就会存在。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尤其是英国的前殖民地地区，人们都向往这些理念。
18世纪，英国首先提出了人权理念和反对奴隶制的思想[1]，并率先开展了社会福利、公共健康和大众教育运动，并为世界各国效仿。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英语文化圈的社会流动性更大，对企业更加开放，能够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和成功机会。在人类历史上，权势群体和普通民众之间通常存在巨大差异，而一些人将暴力和剥削视为宿命淡然接受，所以上述提到的任何一方面的成就在我看来都是难能可贵的。今天，世界各国人民都希望自己所在国家实现“现代化”，因为英国人创造了现代[1]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在非洲和阿拉伯商人实施多年后，英国人发现了奴隶贸易，并积极参与其中。有时人们似乎忘记了，非洲向美洲的奴隶贩运有着漫长的历史，欧洲人参与其中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而且首先站出来反对这一肮脏贸易方式的是英国人。他们应该为此感到骄傲。
化思想，所以人们有时会将实现现代化与实施英美制度混为一谈。这种现象一直存在，直到不久之前，出现了另外一种现代化模式——中国模式。
我们认为，英语文化圈具有很强的韧性。几个世纪以来，它曾击败过来自西班牙、法国、德国、日本和俄罗斯的挑战。然而，今天发生的三个事件削弱了世人对英语文化圈的敬仰：第一，血腥的伊拉克战争和对穆斯林国家的干涉行为，这些行动常以推动民主和人权为借口，实则被视为侵略和虚伪；第二，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使人们开始质疑英语文化圈模式的有效性，此前人们一直将英语文化圈模式视作实现发展的唯一途径；第三，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动摇了人们对西方制度的信心。
英语文化圈的一些评论家认为，西方出现的问题并非只是经济危机，不能仅仅通过经济政策予以解决，而是一场社会危机综合征。问题的根本是英语文化圈国家未能适应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正逐步成为世界重要经济体这一新现实。英语文化圈国家必须学会与更加犀利、快速和富有创造力的国家进行竞争，我们再也不能盲目享受舒适生活，否则必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曾与许多思想深刻的评论家进行过讨论，他们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方案，试图理解并解决目前的危机。很大程度上，大家相信与其说这是一场经济与社会危机，不如说是一场政治危机。那么，这场危机的要素都有哪些呢？
首先是英国的政治制度——即使在过去的几百年它一直能够不断适应新环境，而面对被全球化及新媒体主宰的21世纪，这一制度似乎无法实现必要的变革，无法继续有效地运转。我们的政治家们似乎无法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然而，有一点特别值得人们关注：新媒体虽然大大提高了人们融入社会活动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参与度，但事实上，英国的政治制度以前所表现的参与度和责任性要更高。全球化增强了企业间的竞争，提升了企业的价值；英语文化圈国家认为，它们的制度首先确保了商业竞争与企业的发展。那么，到底什么地方错了呢？
第二个因素是，从务实、流动性和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英国呈现出更强的意识形态、社会僵化和被规则束缚。这是商务人士的普遍观点。一些想延续以往生活方式或者希望不受干涉和束缚地为各自社区或群体提供服务的人，也持有相同的看法。
英国人的工作方式并没有错，错误的是他们的思维方式，这是第三个因素。2011年夏天发生的暴乱表明，英国的社会道德已严重堕落。很多人把事件的发生归咎于家庭元素的衰弱，以及家庭成员一起吃饭、互相陪伴等传统的丧失。人们似乎只为自己存在着，不愿分享与合作。
中国是一个地域与人口都极其庞大的国家，相比较而言，许多欧洲国家的版图较小，人口较少。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其实更容易出现中央集权管理。在过去，从学校教育到社会福利，所有工作均由地方政府管理，创业者可以自由创办企业或慈善机构。到如今，政策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国的中央政府一方面拥有着集中管理权，一方面又增加了税收，极大地损害了地方企业的利益，打击了人们进行创新的愿望。众所周知，世界将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新的变革，制造业和其他重要产业需要被新型工作方式和财富创造形式取代，而政府对创新计划的压制将产生灾难性后果。这是第四个因素。
第五个因素，接受适当教育的人才不够充足。教育出现了许多有趣问题。我们在本书中将会着重关注技术教育、职业教育的匮乏和教育研究化、学术化的危险。回顾工业革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工业革命是由一些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但具有出色技术才能的人率先推动的。但是，今天的许多年轻人，虽然接受了大学教育，却缺乏实际技能，所以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毕业即失业”的现象非常严重，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创办了大量综合类学校，而优秀的技术学校、职业学校却相当匮乏。我们将技术类学院转变为大学，开办学术类专业并把实际操作类课程挤出了课堂。更糟糕的是，许多教师大力鼓吹反对竞争和降低标准的教育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