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报数，说分我三十万就行。可他说至少得分给我一百万。推来让去后，我还是拿了一百万，他多分三十万。
白镜泊去南京前我们依依不舍。我嘱咐他远行多保重，我接下来也不做什么生意了，在家读一气书，给自己充充电。他说他去行千里路，我在家读万卷书！往后我们一定有再合起来共谋大业的时候！
不管怎么说，关了公司，停下生意我还是很失落的，不仅仅是赚不赚钱的问题。读书和写诗之余，我经常带着小白菜出去玩，有时候一个人在街上茫然地走上半天。
周末的一个下午，我带着小白菜到以前开咖啡馆的电影院看电影，散场后路过我以前开咖啡馆的地方，远远地见这个店面的招牌变成经营家具的了。
店外面站着的一位年轻女人，从侧面看似曾相识，我不由自主地朝她走去。
是她，是那位曾在咖啡馆里帮我化解危机的姑娘。她不是远嫁香港了吗？我以为再也见不着的姑娘，她竟然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她的容貌有了一些改变，比过去丰腴了，穿着雍容华贵，像一位阔太太。她专注眼前这处地方的神情，似陷在深深的回忆之中；她一动不动地交抱着手臂站在那里，并没有觉察到走近她身边的我。
我犹豫着走上去，用所有勇气组织了一句话：“你好！我以前在这开店，你还记得我吗？”
她刚转过脸来，我不等她回答，就告诉她，非常感激当年她帮我的忙，我一直都想再见到她，想有一个感谢她的机会，所幸今天故地重逢了。
姑娘转过身来，大大方方地将我从头到脚看了，转而腾地脸红了，“呵！是你呀，真能在这里遇到你？”
“是啊，两年多了。我……”我把话说了半截却不知该怎样说下去，因为她的脸更红了。
我想她是因为在想着从前那些事，被我看穿了而脸红吧，那时候她经常独坐在我们的咖啡馆想事情，我和矮子琢磨过好长时间，不知道她心里藏着什么。
她淡淡地一笑，摇了摇头，指着小白菜说：“这不会是你女儿吧？”
“是呀，是我女儿。”我顾不上解释太多，对小白菜说，“妹妹向阿姨问好，这是爸爸的老朋友。”
小白菜怯生生地望了望她，又望了望我，细声细气地说了声：“阿姨好！”
她弯下腰来摸了摸小白菜的小脸蛋，转过脸来对我说：“你真好福气，女儿都这么大了，难道你读书时就有了小孩？”
我呵呵一笑，只摇了摇头，不想当孩子面对她解释。
我们站处的对面是沙坪大酒店，我邀她去共进晚餐，坐下来好好聊聊，她说再好不过。
到餐厅一落座她就问到我怎么将咖啡馆关了，我将这两年来所发生的情况简单对她讲了。借着小白菜到邻座找小朋友玩的机会，我对她说了小白菜的身世。
她拢了拢秀发望着我说：“真不容易。”
我不知道接下来对她说什么，她也是；一段时间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
我们还是第一次面对面地坐着，坐得这么近。我不时地看她妩媚、圆润的脸，不知道她怎么竟像在咖啡馆时常有的那样，低垂下眼帘，若有所思。
后来她说，她离开时本想和我道别，几次走到咖啡馆前都没有进去。我等着她说下去，说出原因，可她又沉默了一会儿。
“守着你女朋友我能说什么？也怕我的心思说出来吓你一跳呢。”她的语气有点怨怼。
我明白了，对于我，她是有一份隐藏着的感情的。我不由得心潮难平，美好的东西、羞涩的情感一般都压在心中最深处，难以表达。
趁着酒兴我把那首压在我心间的诗《黄昏》背给她听。
“夕阳即使是一枚金币/也买不回昨日的光阴”这两句，被她反复低吟着，看得出她的百感交集。
小白菜傻傻地望着我俩，她看到后脸一红，从包里拿出一串珍珠项链戴在小白菜脖子上。她说：“小妹妹，阿姨送给你，你戴上真好看。”
小白菜从脖子上取下项链放到桌子上说：“我不要，妈妈看见了一定会不高兴。”
我们俩语塞，场面显得有些尴尬。
我对小白菜说：“阿姨送给你的，收下吧！你不收下爸爸可不高兴。”小白菜这才十分不情愿地把那串项链放进了荷包里。
她告诉我为什么答应嫁那个香港人。当时她完全可以不从的，只因她妈妈患肾病花了很多钱治疗，家里欠了不少账不说，她还有两个弟弟正上大学。
红颜薄命！这么说她是为了家才嫁给了有钱人，她是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真爱去换来母亲的健康、弟弟的前途。
我们很晚才分手，要不是毓娒打来的传呼响了好几次，我们还想再待一会儿，毓娒知道我带小白菜出去看电影，久久不见回家很担心。
临别时，我们彼此留下通讯方式。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她的名字，知道她叫刘萍。按她自己的说法是听起来像“流萍”，随波逐流的浮萍。
回家之后，小白菜把那串项链给了妈妈，还说是和爸爸一块吃饭的那位阿姨送的。我胡乱编故事搪塞毓娒，说是偶然碰见班上的女同学，一同吃了顿饭，是女同学送项链给的小白菜。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常和刘萍联系，频频约会。知道还在读大学时她就认识我了，并一直在暗中关注我，只是我不知道。
读书时我是重庆大学的名人，常做出些出格之事，是一个口无遮拦敢顶撞校领导的学生，老师们亦喜亦恨的那种有才华的刺头学生。学校里很多人都认识我，那时我们编了一份在校内外很有影响的大学生诗报《中国当代诗歌》，我是这份诗报的主编，常搞活动，常有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大学生诗友找到学校来……
刘萍当时知道我和毓娒在谈恋爱，她说她当时做过一个疯狂的举动，给我写过一封信。
在一个秋天的下午，她看见我在暖洋洋的太阳下面，躺在操场的草坪上睡着了，就把早已写好的信放在我头旁边，并用小石头压着。
以后她一直远远地坐着，看我醒来后拿起那封信，点着一支烟十分认真地阅读起来。她说她很是失望，我没有站起身来找她，要是有这么一个动作，她就会向我走过来。
我记得确实有这么一回事，信中说她是一位诗歌爱好者，非常关注我们在校的这群诗人，尤其喜欢读我的诗，想和我认识都没那个缘分，将来有机缘一定要和我交成好朋友……信未署名，没想到居然是她写的。
她十分感慨地说，后来也就是去了香港以后她常想起我，想起我时她就想时光倒回去，回到少女情窦初开的那封信中去，去留下姓名，留下约会的时间和地点……
“夕阳即使是一枚金币/也买不回昨日的光阴”。她又吟起了我写给她的《黄昏》那首诗里的这两句。
刘萍婚后的日子并不幸福，老公虽有钱却是一个没文化没情调的庸人，两人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爱情。香港有些人原本就看不起大陆人，他们在大陆找老婆多半是为了找一个花瓶，让自己有面子。这样的生活中，我的影子她总是挥之不去。
这次她回来是想组建一个演出团队。她小时候爱好唱歌、跳舞，现在长长的T型台可以延伸她的梦想，作为点缀她枯燥无味生活的亮色。她的老公不允许她有自己的事业，也根本不把她要做的当一回事，料她没有能力做到。
当时申办演出团只需在文化局拿到一个批文就可以。批文她已经拿下来了，她说我要是能有兴趣的话出头组办更好。我说，“好哇，求之不得，反正我在家也没有啥事可做。”
其实我自己也有很多梦，我不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我只知道往前走，往无路处走；偶尔，也会停下来干脆不走。
我一直以为梦是人在睡眠状态的一种思考方式，它无意中表现了我们在清醒状态的某种深层思索痕迹，映射了我们下意识的一种状态。通过这种状态我们去梳理曾经的生活乱藤，做一个解释或预知到未来生活状态的某种暗示，这种自我暗示的确能够从我们本身的生活中找到一种或许多种对应。
我租下了一座较为豪华的办公场所作为培训场地，在报纸上刊登并在街头上散发招聘文艺学员的广告。学员每人交十元报名费，七十六元的培训费，录取为正式演员后每人还得交三千元押金。
两个月下来，我收了十八万元到账上。报名费三万多，培训费七万多，还有的是演员的押金。能收这么多的钱是源于人们的明星梦。
演出团的演出让刘萍很是高兴，她在内地的日子里只要有时间都会一场接一场地来看演出，高兴时还到台上唱唱她喜欢的歌。
好景不长，颠沛流离的演出中我发现维持演出团的生存比想象中要困难得多。三十多位演员，演一场下来收入只有一两千，要支付演员的工资和各种费用实在是入不敷出。
在刘萍回香港以后，我将演出团转让给一位姓付的中年生意人，他本身有钱，接手演出团是看重团内有很多年轻漂亮的女演员，说即使亏点钱也愿意图个养眼。就这样我分走了八万元现金，把团长的位置让给他。
我曾经对团里的一些演员说过易人经营的事，她们都不愿意，这些美女们自信演出团能够红遍全国，她们能够出大名，因为她们有才艺，有我这个文化人团长。我也确实是团里的灵魂，我这个年轻团长的思想、煽动力给了她们激情、梦想、自信，我又为她们勾勒了一幅美好的前程。她们说只要我不走，她们连工资都可以不要。
可我还是走了，灰溜溜地夹着尾巴走了，不敢跟演员们告别，把这么多人的梦换成了八万元现金一走了之。后来只要一想起那些青春美丽的面孔，那些渴求成功的眼神，我的心中就不免羞愧难当。
果如我所料，演出团没支撑到半年就解体了，连同那个年代众多生涩的明星梦消失了。
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在我心中来得那样的早，重庆这个山高水长的城市处处花香鸟鸣，四周静立的群山望着不忍离去而又匆匆远去的两江水，昭示着远方还有大海，还有和我们以及我们生活的城市有着某种关联的深邃和激情……
二十五岁的我，内心像春天的草木在吐新芽孕花蕾，又犹如一头被自己肉体囚禁着的困兽，雄心激动不已，在一个新的年代跃跃欲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