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
春节过后，友人佳生先生冒着北风烟雪来到舍下。进屋以后，我一面忙着为他扫掉身上的雪花，一手接过他递过来的用厚纸包裹的东西。他笑着说盘飧市远无兼味，行李家贫只旧书。——这么一点意思。不过，这件东西可能还是你最喜欢的。”
什么是我“最喜欢的”呢？当然只有书籍了。打开一看，果然不错。这是一部由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辑校的《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上下两册装帧精美收录“子弟书”近三百种，达一百万字。
“知我者，张子也！”我高兴得叫了起来。
我告诉他，这里面的许多段子，小时候我都听过。摊开“子弟书”的册页，立刻就忆起了我的童年，我的父亲。“书卷多情似故人”这句诗，过去虽然也常说，但是，现在才倍感真切。
我的家乡，离满族聚居区北镇县城(从前叫广宁府)比较近，都在医巫闾山脚下。这一带，盛行着吟唱“子弟书”的风习我父亲就是其中的痴迷者。童年时在家里，我除去听惯了关关鸟语、唧唧虫吟等大自然的天籁，经常萦回于耳际的就是父亲咏唱《黛玉悲秋》、《忆真妃》、《白帝城》、《周西坡》等“子弟书”段的苍凉、激越的悲吟。
客居旅舍甚萧条，采取奇书手自抄。
偶然得出书中趣，便把那旧曲翻新不惮劳。
也无非借此消愁堪解闷，却不敢多才自奥比人高。
渔村山左疏狂客，子弟书编破寂寥。
这段《天台传》的开篇，至今我还能背诵出来。
原来，清代雍、乾之际，边塞战事频仍，远戍边关的八旗子弟不安于军旅的寂寞，遂将思家忆旧的悲怨情怀一一形之于书曲，辗转传抄，咏唱不绝。当时，称之为“边关小调”或“八旗子弟书”。迨至嘉庆、道光年间，尤为盛行。满族聚居地的顺天、奉天一带的众多八旗子弟，以写作与吟唱“子弟书”段为时髦，有的还组成了一些专门的诗社。
“子弟书”文词典雅，音调沉郁、悠缓，唱腔有东城调和西城调之分。东城调悲歌慷慨，清越激扬，适合于表现沉雄、悲壮的情怀；西城调缠绵悱恻，哀婉低回，多用于叙说离合悲欢的爱情故事。总的听起来都是苍凉、悲慨的。因此，常常是唱着唱着，父亲就声音呜咽了，之后便闷在那里抽烟，一袋接着一袋，半晌也不再说话了。这种情怀对于幼年时代的我，也有很深的感染。每逢这种场合，我便也跟着沉默起来，或者推开家里的后门，望着萧凉的远山和苍茫的原野，久久地出神。
父亲少年时读过三年私塾。按当时的家境，原是可以继续深造下去的。岂料，人有旦夕祸福，在他十岁那年，我的祖父患了严重的胃出血症，多方救治，不见转机，两年后病故了，年仅三十七岁。家里的二十几亩薄田，在延医求药和处理丧事过程中，先后卖出了一多半。孤儿、寡母，再也撑持不起这个家业了，哪管是办一点点小事都要花钱找人，典当财物，直到最后把村里人称做“地眼”的两亩园田也典当出去了。生活无着，祖母去了北镇城里的浆洗坊，父亲流浪到河西，给大财主“何百万”家佣工，开始当僮仆，后来又下庄稼地当了几年长工。
听父亲讲，这个大户人家是旗人，祖居奉天，后来迁到此地。大少爷游手好闲，偏爱鼓曲，结交了一伙喜爱“子弟书”和“东北大鼓”的朋友。一进腊月门，农村收仓猫冬，便让长工赶着马车去锦州接“说书先生”(这一带称艺人为“先生”)，弹唱起来，往往彻夜连宵。遇有红白喜事，盖新房，小孩办满月，老人祝寿诞，都要请来“说书先生”唱上三天两宿。招待的饭菜一例是高粱米干饭，酸菜炖猪肉、血肠。所以，艺人们有一套俏皮嘻儿有心要改行，舍不得白肉和血肠；有心要不干，舍不得肉汤泡干饭。”何家藏有大量的“子弟书”唱本，都是由沈阳“文盛堂”和安东“诚文信书局”印行的。父亲从小扶持大少爷，在端茶送水过程中，经常有机会接触这种艺术形式，培养了终生的爱好。
成家立业、自顶门户以后，父亲也还是在紧张的劳动之余，找来一些“子弟书”看。到街上办事，宁可少吃一顿饭，饿着肚子，也要省出一点钱来，买回几册薄薄的只有十页、二十页的唱本。冬天闲暇时间比较多，他总是捧着唱本，唱了一遍又一遍。长夜无眠，他有时半夜起来，就着昏暗的小油灯，压低了音调，吟唱个不停。有些书段听得次数多了，渐渐地，我的母亲、我的姐姐、我，也都能背诵如流了。这对我日后喜爱诗词、练习诗词写作起到了熏陶、促进的作用；甚至，对于我的父亲以及我小时候情绪的感染，性格的塑造都有一定的影响。
当然，这种影响毕竟是有限度的。那个时候的乡下，本质上还是一个日常生活、日常观念的世界。人们有限的精力和体力，几乎全部投入于带有自然色彩的自在的生活、生产之中，而非日常所必需的社会活动领域和自觉的精神生产领域尚未得以建构，或者说尚未真正形成。尽管我父亲算是一种例外，他的酷爱曲艺，喜欢文学作品，并不止于单纯消遣的层面；但是，也还谈不上进入自觉的非日常生活主体的创造性审美意境。而就绝大多数的读者、听众来说这类通俗的曲艺作品，不过是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添加剂，发挥着解除体力劳动的疲倦，消磨千篇一律的无聊光阴的功能。这样，在这些曲艺作品走向千家万户的同时，也就失落其固有的内在审美本质，变成了一种同纸牌、马戏差不多少的纯粹的日常消遣品。
父亲喜爱“子弟书”，可说是终生不渝，甚至是老而弥笃。在我外出学习、工作之后，每当寒、暑假或节日回家之前，父亲都要写信告诉我，吃的用的，家里都不缺，什么也不要往回带。但在信尾往往总要附加一句：如果见到新的“子弟书”唱本出版，无论如何也要买到手，带回来。遗憾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书出得很少。为了使他不致空盼一场，我只好到市图书馆去借阅，那里有我一个老同学，我所有的借书都记在他的名下。1969年春节前夕，我回家探亲，父亲卧病在床许多天了，每天进食很少，闭着眼睛不愿说话。但是，当听我说到带回来一本《子弟书抄》时，立刻强打起精神，靠着枕头坐了起来，戴上了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翻看着，脸上时时现出欣悦的神色。当翻阅到《书目集锦》这个小段时，还轻声地念了起来：
有一个《风流词客》离开了《高老庄》，
一心要到《游武庙》里去《降香》。
转过了《长坂坡》来至《蜈蚣岭》，
《翠屏山》一过就到了《望乡》。
前面是《淤泥河》的《桃花岸》，
老渔翁在《宁武关》前独钓《寒江》。
那《拿螃蟹》的人儿《渔家乐》，
《武陵源》里面《蓼花香》。
《新凤仪亭》紧对着《旧院池馆》，
《花木兰》《两宴大观园》。
《红梅阁》《巧使连环计》，
《颜如玉》《品茶栊翠庵》。
《柳敬亭》说，人生痴梦耳，
《长随叹》说，那是《蝴蝶梦》、《黄粱》。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父亲连声地称赞着。但是，身体已经过于虚弱，实在是支撑不住了，慢慢地把书本放了下来。
听母亲讲，父亲年轻时，热心、好胜，爱打“抱不平”、管闲事；看重名誉讲究“面子”；喜欢追根、辩理，愿意出头露面勇于为人排难解纷。村中凡有红白喜事，或者邻里失和、分家析产之事都要请他出面调停帮助料理。由于能说会道，人们给他送了个“铁嘴子”的绰号。
后来，年华老大几个亲人相继弃世，自己也半生潦倒，一变而为心境莶凉，情怀颓靡，颇有看破红尘之感。他到闾山去进香，总愿意同那里的和尚、道士倾谈，平素也喜欢看一些佛禅、庄老的书，还研读过《渊海子平》、《柳庄相法》，迷信五行、八卦。由关注外间世务变为注重内省，由热心人事转向寄情书卷寻求精神上的寄托。但所读诗书多是苍凉、失意之作。记得，那时他除了经常吟唱一些悲凉、凄婉的“子弟书”段，还喜欢诵读晚年的陆游、赵翼的诗句时平壮士无功老，乡远征人有梦归”，“众中论事归多悔，醉后题诗醒已忘”，“绝顶楼台人散后，满堂袍笏戏阑时”，等等。在我的姐姐、两个哥哥和祖母相继病逝之后，他自己也写过“晚岁常嗟欢娱少，衰门忍见死丧多”的诗句。
我家祖籍河北省大名府。他每次回老家，路过邯郸，都要到黄粱梦村的吕翁祠去转一转。听他说，康熙年间有个书生名叫陈潢，有才无运，半生潦倒，这天来到吕翁祠，带着满腔牢骚，半开玩笑地写了一首七绝四十年来公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拓邯郸道，要向仙人借枕头。”后来，这首诗被河督靳辅看到了，很欣赏他的才气，便请他出来参赞河务。陈生和卢生有类似的经历，只是命运更惨，最后因事入狱，一病不起。说到这里，父亲读了一首自己唱和陈潢的诗：
不羡王公不羡侯，耕田凿井自风流。
昂头信步邯郑道，耻向仙人借枕头。
吟罢他又补充一句还是阮籍说的实在，“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呀！”
从前，父亲是滴酒不沾的。中年以后，由于心境不佳，就常常借酒浇愁，但是，酒量很小喝得不多就脸红、头晕。酒菜简单得很，一小碟黄豆两块咸茄子，或者半块豆腐，就可以下酒了。往往是一边品着烧酒，一边低吟着“子弟书”段，魔怔叔见了，调侃地说：“古人有“汉书下酒’的说法，你这是“子弟书’下酒。”父亲听了，“呵呵呵”地笑了起来。
在我入私塾读书期间，每次请刘璧亭先生和魔怔叔吃饭，父亲都要陪上几杯，有时甚至颓然醉倒。私塾开办的最后一年的中秋节，他们老哥仨又坐在一起了。因为是带有一点饯别的性质，每人都很激动，说了许多，也喝了许多。喝着喝着，便划起拳来，行着酒令，什么“一更月在东，两颗亮星星，三人齐饮酒，四杯、五杯空六颊一齐红……”，每人从一说到十，说错了就要罚一杯酒。后来，又改成“拆合字谜”。一直闹腾到深夜。
这次聚会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多少年以后，父亲还同我谈起过。他的记性特别好，仍然清楚地记得每人即兴说出的字谜和酒令。当时按年齿顺序，刘老先生第一个说：“轰字三个车(A)两丁两口合成哥，车、车、车，今宵醉倒老哥哥。”接着，是我父亲说矗字三个直，日到寺边便成时(指繁体字时)。直、直、直，人生快意碰杯时。”最后，魔怔叔张口就来：“品字三个口，水放酉旁就成酒。口、口、口，劝君更尽一杯酒。”
父亲还记得，这天晚上，他唱了“子弟书”段《醉打山门》。说到这里，他就随口轻吟起来：
这一日独坐禅房豪情忽动，
不由得仰天搔首说“闷死洒家”。
俺何不踱出山门凌空一望，
消俺这胸中浩气眼底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