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推开法医鉴定的大门
尽管这几年公众对亲子鉴定已经不像20世纪90年代那么陌生，但实事求是地说，哪怕是21世纪已经过去了整10年，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来说，这依然是个透着几分神秘的职业。
而邓亚军也并非从一开始就在这个领域内工作。在成为一名DNA亲子鉴定师之前，她曾是一名手提勘查箱、出现在各种刑事案件现场的女警察、女法医。女孩子一般都很胆小，但邓亚军却不是这样，她从小就性格外向，胆子大，很多男孩子喜欢的事情她也愿意尝试，这种性格在她后来成长经历中的多个关键时刻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1991年9月，19岁的邓亚军考入西安医科大学（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攻读法医学专业。与一般医学专业的学生不同，法医学专业要在3年半的时间里完成其他医学专业4年的临床课程，然后再多学习一年的法医专业课，剩下半年则进入毕业实习。
本科阶段的5年里，邓亚军的生活重心基本都在学习上。在学校里，她的成绩非常优秀，考试成绩总是排在全班前两名。1996年毕业前夕，她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来到西安市公安局实习，负责带他们的是当时在西安市公安局技术科担任法医的警官邓军虎。
邓军虎是个有多年案件现场勘察经验的法医，这位后来成为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破获多起重特大案件的警官，当时已经是西安市公安局系统内的一名骨干法医，曾经参与了包括1994年西安“六六空难”在内的多次重特大案件现场勘察工作。
邓亚军给邓军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首先两人名字也很相像，另外她是个女孩子，学法医的主要是男生，女孩子少之又少。但是邓亚军似乎并没意识到这一点，也从来不会因为自己是女孩子就希望有什么特殊照顾。
更重要的是，与一般女孩子不一样，邓亚军对法医这个职业非常喜欢，尽管法医工作中经常接触到尸体、血液、凶杀现场等让人害怕的东西，但是她却并不觉得有什么，胆大加上女孩子天生的细致敏锐，使邓亚军在几个实习生中很快崭露头角。
对于一个在市公安局实习的未来法医，邓亚军要做的主要是三方面的工作，首先跟着辅导老师出刑事现场，辅助做现场勘察、尸体检验等，然后整理记录做出详细报告；其次针对打架斗殴、交通事故等案件做包括伤残评定在内的法医临床检验辅助工作；最后做法医物证鉴定方面的工作。
按说最后一项应该很适合邓亚军，因为她在所有法医专业课程中成绩最好的就是法医物证学，但是她偏对这一块儿的活儿不太感兴趣——邓亚军就读的西安医科大学，尽管在当时卫生部所属11所医科大学中实力和名气并不是最强，但在设置了法医学专业的6所医科大学中却是排名靠前，特别是在法医物证学方面。由于拥有胡炳蔚、刘明俊两位法医学泰斗，西安医科大学更是实力雄厚。
当时西安医科大学对法医物证的实验室研究已经进行到DNA鉴定阶段，而基层法医的司法物证鉴定要远远落后于前者。以西安市公安局为例，1996年他们的司法物证鉴定还主要停留在A、B、O血型鉴定这个阶段，DNA鉴定还没有成为主要工作手段。
从这个角度上讲，邓亚军在大学实验室里完成的司法物证鉴定，无论从难度和深度上说，都已经超过基层法医的水平，所以她更喜欢的是跟着“师傅”——也就是邓军虎——出各种刑事案件的现场。
邓亚军第一次出现场就是跟着邓军虎，去处理发生在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辖区内的一起凶杀案，她负责做现场记录。在那起凶杀案现场的是一具新鲜尸体，当时自认为胆大的邓亚军做完现场记录后，回到住地还是不由自主地冲上楼，条件反射一般把所有衣服都换下来，用84消毒液消毒，然后冲了个澡，换上身干净衣服。
结果她的这副样子被师傅看见，哈哈大笑，说：“等你见多了尸体就不会这样了。”果然，这是邓亚军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后来再也没发生过。从这个角度说，她对于法医的独特工作方式“脱敏期”很短，非常适合法医工作。
也就在那次出现场，让邓亚军和灞桥分局结下了不解之缘。
现场勘察完成后，他们跟灞桥分局的同事聊天，对方说起灞桥分局缺编一个法医，邓军虎就指着邓亚军推荐道：“这小姑娘不错，胆大心细，又是西安本地人，你们考虑一下吧！”
对方一听，也很感兴趣。当时国家对大学生就业仍采取统一分配原则，几个月以后，已经结束实习的邓亚军以优异成绩从西安医科大学毕业，可这时她拿到派遣单上的接收单位却是西安市人事局，而且后面还标注着“待分配”。
邓亚军很纳闷，就跑到市人事局询问，人事处的工作人员却没说太多，只是让她回家等着。
邓亚军只好先回家等，这一等就从夏天等到了冬天，足足等了半年。很多以前成绩不如她的同学都已经高高兴兴上班去了，而她这个西安医科大学法医专业第一名的应届毕业生，却还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儿，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干上喜欢的法医专业，一天到晚，寝食难安。
等来等去，最后邓亚军终于等不下去了，她从来不是那种坐等机会降临的人。有一天，她忽然想起实习期间一次出现场时，曾经碰到时任西安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吴金彪前来指导办案，当时吴金彪的雷厉风行给她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凭着本能，她认为这位刑警出身的前辈一定能明白自己现在的心情，于是她提起笔，给这位只有一面之缘的市公安局副局长写了一封信。
在信里，她详细介绍了自己这几年在学校的学习情况，也说了这几个月等待的郁闷，她说：“……我知道灞桥分局正缺编一名法医，而我也非常渴望到基层去工作，把这几年学到的知识用到工作中去，可是一边缺人，一边又让我在这里干等，现在这种情况让我非常苦恼。”
信发出去第三天，邓亚军忽然接到吴金彪本人打来的电话，告诉她信已经收到，他已安排政治部专门协调此事，这让邓亚军又惊又喜。
几天后，她又接到市公安局政治部一位负责同志的电话。告诉邓亚军，通过市公安局与市人事局的协调，现在已经安排灞桥分局接收她，让她尽快到市公安局办理入职手续。
邓亚军马上骑着自行车，就从家里赶到了市公安局，接待她的工作人员边办手续边嘟囔：“就这点事儿，还用得着给领导写信吗？”
邓亚军听着，什么话也没说。等手续办完，走出办公大楼的时候，她忽然忍不住就哭了，也不擦眼泪，就让它这么流，很快就把这几个月的郁闷和委屈都痛痛快快地哭了出来。
哭过之后，邓亚军的心情顿时就轻快了许多，她知道，自己这次是真的推开了法医这个职业的大门。哪怕是多年以后，回想起当时的心情，邓亚军也难免有很多感触。她对吴金彪也一直心存感激，这位后来被任命为西安市公安局局长的前辈，当时可以说是素昧平生，却帮助邓亚军实现了人生的第一个梦想。
2.女法医的DNA情缘
1997年1月，邓亚军正式入职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刑警队，开始了她的法医工作。算上她，当时的灞桥分局也只有两位女警察，而她也是唯一一位女法医。
对于犯罪分子来说，警察是避之不及的天敌；对于普通人，警察这个职业也多少有些距离感；而只有曾经当过警察的人，才能体会其间深厚的同事情谊，这份情谊让邓亚军至今铭记在心。
因为她是分局唯一一位要出现场的女法医，每次出警同事对她都非常照顾。至今还让灞桥分局一些同事有印象的是，那时候只要一接到刑事案件报案，需要现场法医，邓亚军就异常兴奋，拎着工具箱就直奔案发现场。
在灞桥分局工作的三年中，邓亚军接触到了大量一线刑事案件，其中不乏重大案件。这期间，不仅锻炼了她的个人能力，而且也让她对法医职业有了更深的了解。
与此前在学校更注重实验室研究的情况不同，分局法医的工作更注意现场勘查和物证搜集，哪怕是一点点可疑痕迹，都有可能是破案的关键，一旦疏忽就容易给案件侦破带来很大麻烦。
法医这个职业的残酷性还在于，哪怕犯的只是未按标准程序取证这样看上去不怎么严重的疏失，结果就会因第一案发现场勘查经常是无法复制，从而有可能使犯罪嫌疑人脱罪。一名法医，如果犯了这样的错误，那在同行或者上级的眼里就基本失去了信任，以后凡有重要的案件也不会再安排你参与。
这样的警示，从邓亚军刚开始接触到法医这个职业时就听前辈们说过，这样的例子，在现实中她也的确见过。所以在那三年她对工作非常尽心，业务能力也迅速得到提高。
2010年春天，已经在DNA亲子鉴定领域颇有建树的邓亚军，回想起那几年在灞桥分局刑警队工作的情景，仍然觉得公安局现场法医这个工作非常有意思。DNA的研究虽然前沿，但它鉴定的过程和结果是确定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可法医刑事案件的现场勘查，却是千奇百怪各不相同的，不可能有任何两桩凶杀案的现场勘查完全一致——这也是法医工作对邓亚军最大的吸引力所在。
法医邓亚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作经验的增多，邓亚军发现，原本自己以为无所不能的现场法医勘查，也经常碰见一些无法解决的难题，比如说高度腐败的尸体很难判断具体身份或死因，只能借助法医解剖获取更多线索，但是有时候家属因为种种顾虑拒绝解剖，法律也不允许办案人员在未经亲属同意的情况下解剖尸体，这样就给法医勘查带来很大困难。
这种情况遇到得多了，邓亚军就开始考虑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很快她就发现，这并非是她一个人遇到的问题，这几乎是当时中国基层法医现场勘查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困境。
于是，邓亚军决定考研究生，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寻找令自己解困的答案。灞桥分局方面对她的决定也非常支持，允许她带薪读研，这在当时“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基层公安系统并不常见。
1999年9月，邓亚军考取母校西安医科大学的研究生，攻读法医学硕士。这时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技术手段的不断提高，DNA技术已经越来越多地从实验室研究进入到应用领域。更重要的是，这是一门新兴学科，在这方面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并没有那么大的差距，可以更直观地了解技术发展的状况和方向。
2000年夏天，修完研究生第一年专业课的邓亚军，接到一个同学打来的电话，提到自己正在北京的一个研究机构，跟着一群从美国等国回来创业的科研人员做基因方面的科研项目，还问邓亚军有没有兴趣参加。
这是邓亚军第一次听说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的名字，对“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也是仅有耳闻，当时已经完成专业课程的她正好需要考虑下一步的硕士课题，而基因研究无疑是当时最前沿的技术领域，与她的专业关联也比较紧密，她没用多久就决定：到北京去！
说起来，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的成立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由美国科学家于1985年率先提出，于1990年正式启动。按照这个计划的设想，在2005年，要把人体内约10万个基因的密码全部解开，同时绘制出人类基因的谱图。换句话说，就是力争解开人类遗传的基因秘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和“阿波罗计划”并称为三大科学计划。
20世纪90年代，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科学家已经开始着手“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具体测序工作。这时一位中国“海归”学者注意到，这个计划尚无中国人参与。这位“海归”学者名叫汪建，他一边与国内有关部门联系，一边参照国外科研常见的形式，联合杨焕明、于军、刘斯奇等4人合资注册了一个基因研究中心，因为四人都有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留学的经历，所以这个研究中心也就取名为“华大”。
后来，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成为中国科学院的下属研究机构。1999年7月它以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人类基因组中心的名义注册，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同年9月，“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协作组接受了它的申请，并为中国划定了所承担的工作区域——位于人类3号染色体短臂上，约为整个计划工作量的1%。
可不要小瞧这1%，这是中国作为唯一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代表，在DNA研究这个国际最前沿的学科领域内迈出的一大步。当时这一消息也在国内引起了轰动，“中国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一时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
轰动归轰动，具体工作却要紧锣密鼓地进行。对于DNA研究来说，医学专业的学生无疑是最容易上手的，所以陆续有一批医学博士、硕士来到这里工作，其中包括邓亚军的同学，也因此有了邓亚军的第一次北京之行。
当时邓亚军觉得最吸引自己的无疑是DNA这个堪称最尖端的研究领域，她是个非常有好奇心、非常渴望迎接挑战的人，一旦熟悉了某个环境或者某种工作状态，就意味着必须通过改变让她重新拥有前进的动力。
2000年9月，邓亚军来到北京，找到了位于顺义空港的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第一次见到了研究中心主任杨焕明和执行主任汪建，也对“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有了初步了解。当时在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的，还有不少博士后、博士、硕士，杨焕明和汪建的期望是在他们中间培养出DNA研究领域的带头人。
这时的杨焕明，在国内科研界已经非常有名，早在1994年，刚从丹麦归国不久的他就与其他几位学者一起，倡导启动了“中华民族基因组”方面的研究。而邓亚军第一次见到他时，很意外这么一个“传说中的大科学家”，看上去却也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而汪建就更像是一位邻家长者了。很快，她就成了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科研部的一名工作人员。
这个时候的邓亚军，仍只是把北京之行当做她的硕士课题，她还没有意识到，她已经迈出了在DNA鉴定领域里的第一步。
3.接二连三的挑战
尽管是医学专业出身，但当邓亚军真正加入到“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之后，才发现自己在基因领域完全像个“小白鼠”。为了尽快缩短与其他人的差距，她采取了惯用的“笨办法”——边干活边学习，每天一有时间就抱着基因方面的教材，来北京很长时间都一直待在顺义，连城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
不过就靠着这个笨办法，邓亚军很快赶了上来。2000年12月，邓亚军开始担任生产测序部总调度——说白了就是给生产线上的每个人安排活儿，同时监控流程进度。由于工作认真出色，2001年7月她又被任命为生产测序部主管。
与此同时，由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承担了85%工作量的“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1%项目也取得了重大进展：2000年6月，中国方面与国际同行共同发布“人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2001年2月，“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人类基因组：初步测序及分析》论文，其中包括华大主要负责的1%项目；2001年8月，“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1%项目通过了由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组织的专家验收，而比当时国际协调组给中国预期的完成时间，足足提前了两年！
参加这个项目，让邓亚军一下打开了眼界，开始真正接触到世界一流的研究技术和成果，比如自己参与的项目能在《自然》这样的国际顶级杂志上发表论文，这就相当于运动员在奥运会上拿到金牌，这在以前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在“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接近完成的同时，杨焕明、汪建等人还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超级杂交稻。
当时以日本为首的多国代表制订了“国际水稻基因组测序计划”，为充分开发利用超级杂交稻这一宝贵的国家资源，同时继续保持我国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华大方面决定联合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进行“中国超级杂交水稻基因组计划”。
邓亚军担任主管后，负责的就是为超级杂交稻测序的重要任务——当时在研究中心，资历比她深、学历比她高的人并不少，而将她提拔到这个岗位的汪建认为：邓亚军尽管年轻，但是她勇于承担责任，敢做敢当，有很强的正义感，这些品质在关键时刻比单纯的学历、资历更重要。
由于在“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中国的水稻基因组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毕竟水稻的DNA碱基数目只是人类的1/15。为了完成这个项目，中国方面一共投入了2亿元人民币，而日本牵头的“国际水稻基因组测序计划”到结束时一算账，也花了2个亿，不过是美金。
当时日本方面宣称在2001年10月公布数据。在这种情势下，领导给邓亚军他们下了死任务：要赶在9月18日结束，结果邓亚军和华大的同事一起，克服了重重困难，每周工作7天，每天12个小时，两个月下来体重掉了8斤，终于提前3天结束了任务。
有记者曾经问过邓亚军，花那么长的时间和金钱，参加国际人类基因组、水稻基因组的计划，究竟有什么意义？——可能这也是大多数对DNA研究不了解的人的疑问。
邓亚军的回答很简单，只要是人就会生病，有的病甚至会要人的命，比如肿瘤。如果将人类所有的DNA序列测定完成，再与肿瘤患者的DNA序列进行对比，就有可能从基因角度找到致病原因，从而推动肿瘤治疗的进一步研究。
生物的DNA存在两方面的特性：一方面是好的，一方面是坏的。如果说“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是找到对付坏的特性的办法，那“中国水稻基因组计划”就更像是发挥DNA好的特性，比如找到那些会使超级杂交稻增加产量的DNA序列信息，就有可能培育出产量更高的水稻，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其作用根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水稻基因组项目完成后，2002年4月，另一本世界顶级刊物《科学》杂志以14页的篇幅发表了《水稻（籼稻）基因组工作框架序列图》，并配以大量的评论文章，高度评价该工作是“对世界科学乃至全人类里程碑式的贡献”。这次，邓亚军的名字和个人专访也出现在《科学》杂志上。
文章一发表，在国内再度引起关注，很多媒体记者与华大方面联系，希望能采访邓亚军，但让人意外的是，这时谁都联系不上她——原来此时她已经返回西安，准备自己的论文答辩去了。
没错，这时的邓亚军，尽管已经经过两大重点项目的锤炼，但尚未获得硕士文凭。以一个在读硕士的条件，在这么大的项目中担任主管，在中国这样一个讲求资历与背景的环境下，需要面对的挑战和背后的辛苦，就只有她自己才能体会了。
经过这两年在北京的摸爬滚打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DNA鉴定领域走得更远也是邓亚军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在顺利拿到硕士文凭后，她又获得西安医科大学的博士录取资格，然而这次她的工作单位灞桥分局却没有再支持她。
在2002年的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硕士毕业的邓亚军已经算是分局学历最高的警察。参加完“超级杂交稻基因组计划”后，中央电视台采访了邓亚军，这期采访播出后在灞桥分局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分局的同事谁也没有想到当初那个看上去风风火火的小姑娘，不仅能做好法医的事，还能参与到这么尖端的国际项目中去。
之所以要拒绝邓亚军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要求，灞桥分局无非是爱才，怕以后“留不住”她，当时无论西安市局还是分局的领导，都希望她能继续回到法医一线，也都对她的未来有不小的期许。
但是这次邓亚军很坚持，在没去北京之前，她以为自己的专长就在法医鉴定方面，可在北京的两年一下打开了她的眼界，让她发现原来自己在其他领域也有潜力做出成绩。更关键的是，基因研究与她的法医专业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很多以前法医解决不了的难题，只要掌握了DNA技术，就能迎刃而解。
思前想后，邓亚军还是决定坚持自己的选择。她瞒着家人，写了一封辞职信，递交给单位。辞职报告交到政工科长手里时，对方愣了一下，说：“其实还能停薪留职的……”邓亚军说：“算了，我还是别给自己留后路了。”科长听了，很惋惜地收下了报告。
邓亚军有三个哥哥，兄妹关系一直都非常融洽，其中大哥邓治国对她影响最大。这位1978年北京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一直是邓亚军的“偶像”，甚至法医这个专业都是高考时邓治国给妹妹选的。正因为如此，邓亚军根本没敢把辞职的事情跟大哥说。
就这样，邓亚军瞒着家人告别了自己钟爱的法医岗位和公务员身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她本以为这下自己能平静地继续以后的研究，没想到一场更大的、事关生死安危的考验还在后面等着她！
4.给SARS病毒测序，生与死的考验
几个月后，已经开始博士课程的邓亚军重返北京，成为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汪建的助手。
这时的华大基因由于在“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水稻基因组计划”等重大课题上为中国科学界做出卓越贡献，也迎来了一个自身发展的契机——2002年10月，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从一个民营企业，被吸纳为中国科学院下属的一家研究机构，即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杨焕明任所长，汪建任副所长——这种变化意味着，以后再进行类似“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这样的大型重点项目时，研究中心便会得到国家在财力上强有力的支持，这对一心做学问的科学家来说，无疑是最大的肯定。
2002年11月，在一次出差途中，汪建与邓亚军谈起了对她未来工作的安排。当时邓亚军做的主要是办公室行政类的工作，尽管做得很不错，但在汪建看来，这并不适合她。
此前，华大基因方面已经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创办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希望利用自身在DNA研究领域的特长，向公众提供包括亲子鉴定在内的服务，同时也可以在司法物证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这次出差前，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刚刚通过审批，汪建问邓亚军：“你对这个部门有兴趣吗？”
邓亚军很爽快地说：“有兴趣！”汪建补充了一句：“这可是个新单位，既没钱也没人。”邓亚军说：“我不介意！”——尽管她还可以选择其他更轻松的职位，但是相比之下，司法鉴定与她的专业直接相关，她也有过在法医一线工作的经历，而且那时国家刚刚将包括DNA亲子鉴定在内的司法鉴定业务，向社会第三方鉴定机构放开，相当于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邓亚军这种喜欢冲锋陷阵的性格再合适不过。
2002年11月，华大方瑞司法鉴定中心正式成立；次年1月，邓亚军被任命为该中心主任。随后她开始做前期项目的筹备，并且准备正式接受社会委托，就在这期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降临了。
那场疫情给中国公众带来的震荡和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对于邓亚军而言却完全是另外一场战争——她被迫放下手头其他事情，投入到抗击“非典”的战役中去。当时不为人所知的是，除了小汤山医院外，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也是抗击“非典”的重要战场，他们承担了分离SARS病毒，并为其做DNA测序的重要任务。
2003年4月13日，在中国SARS疫情明朗化的同时，美国和加拿大科学家已经在破解SARS病毒的DNA数据了。与此同时，中国的科学家们也行动起来，希望利用自己的专长为打赢这场特殊战役贡献力量。
从4月14日开始，汪建就拉着邓亚军，奔波于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疾控中心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希望能够承担起为“非典”病毒做DNA测序的工作，因为要控制疫情必须首先了解其传播途径，而要了解病毒的传播途径就必须掌握SARS病毒的DNA信息。
4月15日凌晨，在时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赵达生的大力协助下，汪建终于拿到4株“非典”病毒毒株，送回了华大。4月16日，经过两天一夜的鏖战，邓亚军终于与同事一起完成了SARS病毒的全序列DNA测序工作，并将相关成果第一时间公布上网；4月18日，他们又据此研制出第一批ELISA试剂盒，这是一种抗原抗体试剂盒，可以帮助医生非常有效地在疑似病例中甄别出“非典”病人。这也是中国科学家继成功分离出SARS病毒后，又一次在对抗疫情的战役中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当然，完成SARS病毒的DNA测序只是第一步，按照汪建的设想，他们还要掌握病毒的特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了解病毒传播的机理，从而找到对付病毒的办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华大必须在实验室培养出更多的病毒加以研究。
当时华大基因研究中心里还有病毒专业的博士，按说他是做这项工作的不二人选，但是很遗憾，当听说研究中心下一个研究对象是“非典”病毒时，他直接辞职，转到了其他单位；另一位数据专业的博士生，一听所里还要培养“非典”病毒，留下一封EMAIL，第二天就再没出现。
出现这种情况，当然并不能完全怪他们，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可是事情总得有人做吧？这一次，又是邓亚军站了出来。她跟另外一位同事一起，承担起了在实验室培养病毒的重任。而在这之前，他俩都没有太深地接触过病毒专业，可以说基本上就是门外汉。
为了早日检测出SARS病毒的特性，邓亚军冒着被感染的危险，三次前往当时的疫情重点地区广州，专门采集“非典”病人的血样。返回北京后，又一头扎进P3实验室，“伺候”起那些病毒来。
虽然转眼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那个让原本喧闹的北京城一下变得空荡安静的2003年夏天，至今仍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邓亚军就是其中之一。回忆起当时别人不敢而自己顶上的事件时，她的回答就是“没有想法”，因为“那种形势让你根本顾不上多想”。
为了摸清SARS病毒的传播特点，邓亚军和同事必须使用病毒转染的方式——说得通俗点，就是用新鲜载体与已感染的载体接触，了解病毒的传播几率和时间。这些病毒载体其实就是“非典”病人的唾液、血液及粪便等，它们当中可能含有病毒的提取物，将它们放入培养液中，在37度的温育箱里进行培养，一旦营养成分用光，就需要再度更换，一般要培养四五代（大约每24小时是一代）才能得到足够多的病毒……
而每天邓亚军需要面对的是500个的病毒样本！尽管有里外三层的防护服，还有三层口罩，但是如此密切地与病毒载体接触，其间的危险性不言而喻。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邓亚军和同事每天在P3实验室里一待就是12个小时，为了减少上卫生间带来的麻烦，就干脆不吃不喝硬扛过去。有人曾经问过邓亚军，放弃法医这么一个稳定又是自己喜欢的工作，却要面对“非典”这样让人头皮发麻的形势，有没有后悔过？邓亚军却说：“那种情况下我哪儿还有想东想西的时间，不过我们老板（指汪建）还是觉得我们胆子大。在我们进实验室之前，他还说过，他可能无法保证我们不被感染，但是他可以保证如果我们感染了，一定能让我们活着——现在想想，这话其实也挺稳定人心的！”
三个月后，“非典”疫情终于被全面控制，成功完成任务的邓亚军也终于走出了P3实验室。这时候她才敢在电话里跟老母亲说，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她究竟在忙些什么。
这是2003年9月。此后，亲子鉴定和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才真正成为她工作的重心，从本书开头那位纠结于孩子父亲是谁的委托人开始，一直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