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一直在研究某些恐怖症（我们将之划归为焦虑性癔症）中焦虑的产生方式。我们选择了一些病案，在这些病案中，我们在研究那种对从俄狄浦斯情结中产生的愿望性冲动所作的典型的压抑。本来，我们指望能发现，是男孩把母亲作为对象所给予的力比多精神贯注在压抑下转变成为焦虑，并表现为（从症状的角度而言）附着于父亲的替代物之上。我不可能向你们陈述这类研究的详细步骤；但是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与预料相反的惊人结论，这就够了。并非压抑产生焦虑；焦虑早就有了，产生压抑的恰恰是焦虑。但到底是哪一种焦虑呢？这只能是那种面对具有威胁的外部危险时的焦虑——即现实性焦虑。诚然，在面对力比多的要求时，男孩的确感觉到了焦虑——在这种情况下，焦虑产生于对母亲的爱；在面对某种神经症焦虑时，情况也是如此。但是，这种爱在他看来，似乎是一种内在的危险，对此他应放弃对象以回避这种爱，因为它惹来了某种外部的危险。在我们研究的所有个案中，我们都获得了相同的结果。应该承认，我们并未料到会发现，内部的本能危险会成为外部的、实在的危险状态的决定因素和准备因素。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到男孩因爱恋其母而恐惧什么样的现实危险。这种危险是被阉割的惩罚，是失去其生殖器的惩罚，当然，你们将反对：毕竟那不是真实的危险。我们的男孩并不会因为在俄狄浦斯情结阶段中恋爱其母而被阉割。但该问题并不能如此简单地被取消。首先，这并不是一个关于阉割是否真的被执行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是，危险是来自外部的恐吓，而男孩也信以为真。男孩信以为真是有理由的，因为在阳具欲阶段（the phallic phase），在他的早期手淫（masturbation）阶段，人们常常吓唬他说要割掉他的阴茎，而且，这种惩罚的暗示一定会常在他心中得到强化。我们怀疑，在人类家庭的早期，妒忌而残酷的父亲实际上常对正在成长中的儿童施行阉割。而且在原始民族的成人礼经常举行的“割礼”（circumcision），是这种阉割的清晰可辨的遗风。我们意识到，在此我们与一般人的观点大相径庭，但我们必须牢牢地坚持这个观点，即对阉割的恐惧是压抑，从而也是神经症形成的最普通、强劲的动机之一。而某些案例中，尽管确实不是阉割，而是割包皮作为对手淫的纠正和惩罚（这种现象在英美社会已不罕见），已经在男孩身上实施，因而对这些案例的分析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在此，尽管我有意更深人探讨“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但我却须扣紧我们的主题。
当然，对阉割的害怕并不是压抑的唯一动机。女人身上也的确不存在这种害怕，因为她们虽然也有阉割情结，却不可能形成对遭阉割的恐惧。在女人性活动中，这种恐惧被失去爱的恐惧替代了。对失去爱的恐惧，显然是幼儿发现母亲不在时所产生的焦虑的后期延续。你们会认识到，被这种焦虑所指示的危险状况是多么的真实。假如母亲不在了，或撤回了对孩子的爱，孩子就不再相信其需要会得到满足，从而可能陷入种种最悲痛的紧张情绪中。不可否认，这些决定焦虑的因素，实际上可能是出生时原始焦虑状态的重现，因为出生时的状态肯定也表现为与母亲的分离。的确，假如你们遵循费伦茨所提示的思想（费伦茨，1925），你们也可能将阉割的恐惧加进这些因素里，因为男性生殖器丧失的结果，就不能在性活动中再次与母亲（或其替代者）结合为一体，附带提一下，那种频繁产生的返回母体子宫的幻想，就是与母亲发生性交往的愿望的替代物。在这一点，这里有许多颇有趣味和令人吃惊的关系可以告诉你们：但我不能超越精神分析引论的框架。因此，我仅请你们注意这个事实：在这里，心理学的研究接近生物学的种种事实。
兰克（O. Rank）对精神分析有着许多杰出的贡献，也明确强调了出生行为与母亲分离的严重性。不过，我们发现，不可能接受他从神经症理论甚至精神分析治疗这个有关因素中得出的极端推论。他已提出了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即出生时的焦虑经验是后来所有危险情境的原型。假如我们花点时间详细论述这些危险情形，我们就会说，事实上，焦虑的特殊决定因素——即危险情形——已被分派到了每个适应于它的发展阶段。心理无助的危险，适应于自我的早期不成熟阶段；丧失对象（或丧失爱）的危险，适应于儿童期最初几年的缺乏自信阶段；被阉割的危险，适应于阳具欲阶段；而最后，超我的恐惧——它立于一种特殊立场——则适应于潜伏期。既然由于自我的强大，适应于这些因素的危险情形已丧失了其重要性，故而，在发展过程中，旧的焦虑决定因素将被摒弃。但这种情形仅是不完全地发生。很多人都无法克服对丧失爱的恐惧，这在正常情况下从未消失过，因为这是社会关系所不能缺少的，其形式为道德性焦虑；仅有少数的人能向社会宣告独立。有一些旧有的危险情境，通过对焦虑的决定因素作时代的修改，在后来的生活中保存其势力。例如，阉割的危险继续存在于梅毒恐怖症的面具之下。的确，成年人都知道，阉割不再是对放纵性欲的习惯性惩罚，而另一方面，他又了解到，各种严重的疾病威胁到这类本能的自由。毫无疑问，那些被描述为神经症的人，在对待危险的态度上仍然孩子气十足，而且没有克服焦虑的早期决定因素。我们把如上这些内容看作是对神经症特征研究的一个实际贡献，但很难说清它为什么这样。
我希望你们没有丢失我讲演的主线，并记得，我们正在研究焦虑与压抑的关系。在此，我们了解到了两种新事实：第一，是焦虑产生了压抑，而不是像我们一贯认为的，是压抑造成了焦虑；第二，那可怕的本能情境最终可还原于外部的危险情境。下一个问题是：现在我们怎样描述焦虑影响下的压抑过程呢？我认为答案如下。自我注意到对乍起的本能要求的满足，可能会招致一种现在还记得的危险情境。因此，自我必须以某种方式抑制、消除和减弱这种本能的精神贯注。我们知道，假如自我强大有力，能将上述本能冲动纳入自己的组织中，自我就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但在压抑的场合中，出现的情况是，该本能冲动仍属于本我，而且自我觉得自己弱小。因此，自我通过某种本质上同于正常思维的方式帮助自己。这种思维是一种实践性的活动，它只要少量的能量就能运作，采用的方式就像一位将军在行军时调动大批军队前，先在地图上移动士兵的小模型一样。因此，自我预感到对这种可疑的本能冲动的满足，从而允许思维重演因从前所畏惧的危险情境而产生的种种痛苦情感。于是，快乐—痛苦原则的自动机制发生了作用，并对危险的本能冲动进行了压抑。
“稍等片刻，”也许你们会喊道，“我们不能跟着你跑得太远了。”你们是相当正确的，在你们能接受上述观点之前，我必须作一些补充。首先，我应该承认，我已试图把这样一个实际过程转译为我们正常的思维语言，该过程既非意识过程，亦非前意识过程，它发生于某个不可想象的最底层的种种能量状态之间。但这并非你们严重抗议的要点，因为我们不可能以其他任何方式来研究这个过程。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清楚地区分：当压抑发生时，在自我中发生了什么，在本我中发生了什么。我们刚刚说过，自我所做的是：它利用实验性的精神贯注，通过焦虑的信号启动快乐—痛苦的自动机制。然后，就可能产生各种反应或这些反应在不同比例中的结合。或者，焦虑充分地产生，并且自我彻底摒弃令人不快的兴奋；或者用一种反精神贯注取代试验性的精神贯注，以对抗这种兴奋；这种反精神贯注与被压抑的冲动能量结合，从而形成症状；或者这种反精神贯注作为反作用一旦形成，就作为对某些自我意向的加强，和作为自我的持久性改变，被吸入自我之中。焦虑的发展若越能以一种纯粹的信号为限，自我若越能利用各种防御活动，达成被压抑欲望的心理约束，那么这个过程也就越能接近于冲动的正常改造标准。尽管它无疑未达到这一目的。
附带提一下，有一点我们在此应该花时间阐述一下。毫无疑问，你们自己已假设，那个难以定义的所谓“性格”，应完全归之于自我。我们对性格的构成成分已有了一些认识。首先，它包括受早期父母影响而形成的超我，无疑，超我是性格中最重要且具有决定性的部分；其次，性格还包括后期对双亲和其他对儿童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认同，以及作为被弃对象关系［参见第64页］的积淀物所形成的种种类似的认同。另外，我们应该对性格的构成成分再补充一些内容，即还有自我起初用压抑，后来采用正常的方法处理不良冲动时所获得的反应结构；此反应结构是性格形成的补充成分。
现在我们可再回过头来探讨本我。要猜测被反对的本能冲动在压抑时期发生了什么，这是较困难的。使我们感兴趣的主要问题是，那种冲动的能量，即本能兴奋的力比多能量到底怎么样了，即它是怎样被使用的？你们还记得，对此我较早的假设是，被压抑转变为焦虑的，正是这种力比多能量。现在我们不能再这样说了。最慎重的回答应是，本我发生的情况可能并不总是一致的。可能对被压抑的冲动而言，发生在自我中的情况和发生在本我中的情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一点我们应该是了解的。因为我们已认为，通过焦虑信号而在行动中建立起的快乐——痛苦原则，在压抑中起作用，故而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预测。该原则完全不受限制地控制着本我内所发生的一切情况。我们可以认为，该原则使正在谈论的本能冲动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我们将会发现，压抑会产生相当不同的结果，其影响或大或小。在某些场合中，被压抑的本能冲动可能保存着力比多的精神贯注，并继续存在于未改变的本我中，尽管它常受制于来自自我的持续压力。在另一些场合中，所发生的情况好像是，这种本能冲动被完全破坏了，而它的力比多永久性地转移到了其他路径上。我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即正常处理俄狄浦斯情结时，情况正是如此。因此在这种适宜的场合中，俄狄浦斯情结在本我中不是被简单地压抑了，而是被毁灭了。临床经验向我们进一步表明，在许多案例中，并未出现惯常的压抑，而是发生了力比多衰退，即力比多组织倒退到一个更早期阶段。当然，这种倒退可能只发生在本我中，而且，假使这种倒退发生了，它就会受到由焦虑的信号所导致的相同冲突的影响。强迫性神经症提供了这类性质的最显著的案例，在该症中，力比多倒退与压抑是同时产生作用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担心你们会发现这种解释难以把握，并猜想我并未穷尽其述。我很抱歉引起了你们的不快。但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你们了解我们的发现所具有的性质，以及在取得这些发现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我们对心理过程的研究越深入，就越认识到它们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许多简单的公式，一开始好像是符合我们需要的，但后来都被证明是有欠缺的。我们不厌其烦地变化并改进它们。在我释梦理论的讲演中，我曾向你们介绍了这样一个领域，15年来，该领域鲜有新的发现。现在，在论及焦虑的地方，你们却看到每件事情都处于流动和变化状态之中。而且，新的发现没有得到彻底的探讨，这也可能增加了论证它们的难度。不过，要有耐心！我们将很快就结束焦虑这个主题了。我无法保证这个问题的解答会令人满意，却有希望取得一点小进展。同时，我们获得了各种新发现。例如，对焦虑的研究使人们对自我的描述增添了一个新特点。我们已说过，与本我相比，自我是软弱的，它是本我忠实的仆人，渴望执行它的命令，满足它的要求。我们没有收回这个观点的意图。但另一方面，这个自我又是本我中组织较好的部分，它面向现实。我们不要过于夸大自我与本我的区别，假如自我自身能对本我中的心理历程发生影响，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我相信自我是借助焦虑的信号，通过使几乎全能的快乐—痛苦原则运作起来的方式而施加其影响的。另一方面，随后自我又马上暴露出它的缺点，因为它因压抑的行为而放弃了其组织的一部分，而且不得不允许被压抑的冲动永远脱离它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