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的原始父亲尚不是后来被神化的那样长生不死。如果他死了，必须有人来接替。他的职位很可能是由他的幼子来承担的，这个幼子此前像任何其他人一样也是这个群体的一个成员。所以必定存在着群体心理转变成个体心理的可能性。必须发现这样一种转变易于实现的条件，正像蜜蜂把幼虫必然变成蜂王而不是变成工蜂是可能的一样，人们只能想象一种可能性：原始父亲阻止他的儿子们满足其直接的性冲动；他迫使他们禁欲，因而与他以及他们彼此之间产生情绪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从他们性目的被抑制的那些冲动中产生出来。也可以说，他迫使他们产生群体心理。他的性忌妒和狭隘最终成为群体心理的原因。
无论谁成为他的继承者，也都有了性满足的可能性，并凭此提供了超出群体心理的方式。对妇女的力比多固着以及不需要任何延迟或积聚就得到满足的可能性，使得其目的受抑制的性冲动的重要性终结了，并允许他的自恋总是上升到充分的高度。在附录中，我们将回到爱和性格形成之间的这种关系上来。
我们可以进一步强调组成人为群体这一发明和原始部落的构成之间拥有的关系，因为这是特别有权益的。我们看到，就军队和教会而言，这种发明是这样的幻觉：领袖平等而公正地爱所有个人。但这仅仅是对原始部落的事态一种理想的重新塑造。在原始部落那里，所有儿子都知道，他们被原始父亲同样地摧残，同样对他感到恐怖。所有社会责任得以建立起来的这种同样重新塑造，已经为人类社会的下一种形式即图腾氏族预备了条件。家庭作为一种自然群体形式不可摧毁的力量依赖于这一事实：父亲平等的爱这种必要的预先假定，在家庭中可以有真正的适用。
但是我们甚至从群体衍生于原始部落中期待更多的东西。它也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在群体形式中仍然难以把握和神秘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隐藏在“催眠”和“暗示”这谜一样的词背后。我认为在这方面也能成功。让我们记起，催眠有某种积极的不可思议的东西；但是这种不可思议性特征暗示着某种经历压抑的古老而熟悉的东西。让我们考虑一下催眠是怎样被诱发的。催眠师宣称，他拥有剥夺被催眠者的意志的魔力；或者被催眠者相信这种魔力对他起作用——二者都是一样。这种魔力（即使现在也常常被描述为“动物磁性”）必定是原始人视做禁忌根源的同样的力量，这种力量从头人和酋长身上发射出来，致使接近它们的人面临危险（神力［mana］）。于是，催眠师被假定为拥有这种力量。他怎样显示这种力量？通过指令被催眠者无畏惧地正视着他。他最典型的催眠方法是用他的目光。但这正是令原始人感到危险而难以忍受的酋长的目光，正像后来上帝对于芸芸众生的目光。甚至摩西也不得不作为他的人民和耶和华之间的中间人而行动，因为他的人民不能忍受上帝的目光；当摩西从上帝那里回来时，他的脸闪闪发光——某些神力被传递到他身上，正像原始人的中间人所发生的情况。
的确，用其他方式也可以唤起催眠，如凝视一个发光的物体或聆听一支单调的声音。这是易于令人误解的，并为不恰当的生理学理论提供了机会。事实上，这些程序仅仅是起转移意识的注意并使它固定下来的作用。这种情境就类似催眠师对被催眠者说：“现在，你要完全注意我这个人；世界上的其余东西完全是无趣的。”对一个催眠师来说，说出这样的话当然在技术上是不得当的。它会勉强使被催眠者离开他的潜意识态度，并刺激他形成有意识的对立。催眠师要避免使被催眠者的意识思想指向他自己的意向，使得催眠师正在操纵的这个人沉浸在这个世界似乎与自己毫无兴趣的活动中；但同时，该被催眠者实际上潜意识地把他的整个注意力集中在催眠师身上，并进入友好关系或者移情于他的态度中。这样，催眠的间接方法——像在诙谐中使用的许多技术程序一样，具有抑制精神能量的某种分布——这种分布介入潜意识事件的过程——的效果。它们就像凭借凝视或敲击的直接影响的方法一样，最终导致同样的结果。
费伦茨［1909］做出了一个真正的发现，当一个催眠师在催眠开始常常发出入眠的指令时，他就在把自己置于被催眠者的父母的地位上。他认为，要区分两种催眠：一种是用好话劝诱——他认为这是以母亲为模型；另一种是威胁——这源起于父亲。催眠中入眠的指令恰恰意味着命令被催眠者撤回对世界的一切兴趣，而专注于催眠师这个人。被催眠者就是这样加以理解的。因为睡眠的心理特征就在于撤回对外部世界的兴趣，睡眠和催眠状态之间的密切关系就是以它为基础的。
通过催眠师采用的特有手段，他唤起被催眠者一部分古老的遗留物，这种遗留物也使得他服从他的父母，并在他与其父亲的关系方面体验到一种个人的新的生机。这样，被唤起的东西是极重要的且危险的人格观念——对这种人格观念来说，只有被动的受虐态度才是可能的，人的意志也将不得不受其支配。当单独与他相处、“注视他的脸”，似乎是一种冒险的事情。正是仅仅在与此同样的方式中，我们才能描绘原始部落的个体成员与其原始父亲的关系。正如我们从其他反应中得知，个人不同程度地保持着恢复这类旧情境的个人态度。然而，说催眠不管怎样只是一种游戏，一种对那些旧印象的不真实的复活，这可能是不合时宜的。要当心，在催眠中任何意志中止得太严重后果都存在着抵抗。
所以，群体形式的不可思议性特征——它表现在伴随这种特征的暗示现象中——可以公正地追溯到它们起源于原始部落这一事实。这种群体的领袖仍然是可怖的原始父亲；这种群体仍然希望被无限制的力量所支配，它极端地钟情于权威。用勒邦的话说，它渴望着服从。原始父亲是群体的典范，它以自我理想的地位支配自我。催眠恰好可以被描述为两个人构成的一个群体。暗示的定义仍然是：不是以知觉和推理而是以性欲联系为基础的一种信任。
（第十一章）自我的等级区分
如果我们概览今日的个体生活，同时记住权威们为群体心理学提供的相互补充的说明，面对揭示出来的各种复杂问题时，我们可能会失去尝试做出综合说明的勇气。每个人都是各种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许多方面受到认同联系的束缚，他根据各种各样的模范，建立起他的自我理想。因而每一个体都享有多样的群体心理，如种族心理、阶级心理、宗派心理以及民族心理等等。他也能使自己超出这些群体心理之上，以致具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这种稳定而继续存在的群体形式——连同它们始终如一的和不变的结果，比起迅速形成且短暂的群体形式——勒邦曾出色地概述过这种群体心理的心理学特征来，对观察者来说就不怎么奇怪了。正是在这些过于短暂的仿佛置于其他群体之上的群体中，我们遇到了我们恰好确认为个体习性完全消失的奇迹，即使这种奇迹只是暂时的。
我们把这种奇迹解释为，它意味着个人放弃他的自我理想，用体现在领袖身上的群体理想代替它。我们必须校正地补充说，这种奇迹不是在每一场合都同样地大。在许多个人身上，自我和自我理想的分离不是特别明显，二者仍然容易相合；自我常常保持它早期自恋性的自我满足。这种情况使得选择领袖非常有利。领袖常常只是需要具有特别显著和纯粹形式的典型个人特性，只是需要给人以强有力和更多力比多自由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强有力首领的需要，常常就会向他妥协，给他赋予在其他情况下他也许无法要求的支配权。而该群体的其他成员——他们的自我理想除此以外不会没做某种修正而体现在他这个人身上，则和其余人一起被“暗示”即凭认同作用所迷住。
我们意识到，我们对解释群体的力比多结构所能做出的贡献，回到了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间的区分上，以及回到了使这种区分成为可能的双重联系上，即认同作用和把对象置于自我理想的地位上。这种在自我中区分等级的假定作为自我分析的第一步，必须逐渐在心理学的各个领域中确立其合理地位。在我《论自恋》一文［1914c］中，我综合了暂且能用来支持这种区分的所有病理学材料。不过可以期待的是当我们更深入地研究精神病心理学时，就会发现其更大的意义。现在，让我们反思一下，自我进入了对象与自我理想的关系之中，而这种关系是从自我中发展而来的，外部对象与作为一个整体的自我之间的所有相互作用——我们对神经症的研究使我们熟悉了这种相互作用，很可能在自我内部这种新的活动背景上得到重复。
在这里，我将只遵循从这种观点看来似乎是可能的后果之一，因而重新开始讨论我在别处不得不搁置的一个问题。我们所熟悉的每一心理分化，都显示出心理功能活动的困难进一步加重，增加其不稳定性，也可能成为其崩溃的始点，亦即一种疾病的发作。从我们出生开始，我们就经历着从绝对自足的自恋到感知变化着的外部世界以及开始发现对象这样的阶段。与此相关联的事实是，我们不能长时间地忍受事物的新状态，我们在睡眠中经常地从事物的新状态回复到我们先前缺乏刺激和避开对象的状态。然而，我们的确是在这个过程中遵循着来自外部世界的启示，借助日夜周期性的变化，暂时抵消影响我们的一大部分刺激。这样一个阶段的第二个例子——病理学上讲是更重要的例子，却并不受制于这样的限定。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实现我们的心理存在分离成连贯的自我，以及分离成位于这个自我之外的潜意识和被压抑的部分。我们知道，这种新获得物的稳定性还显示出不断的动摇。在梦和神经症中，这样被排除的东西便会叩门，要求进入，尽管有抵抗作用防卫着它们。在我们健康地清醒生活时，我们使用特别的技能允许被压抑的东西避免抵抗作用，暂时接受它进入我们的自我，以便增加我们的快乐。诙谐和幽默，以及某种程度上一般的喜剧，都可以根据这一点来考虑。每一个熟悉神经症心理学的人，将会想到类似的不怎么重要的例子。但是我关注的是我视野范围内的应用方面。
自我理想与自我的分离也不能长久地保持，不得不暂时打破，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在施加给自我的所有否认和限制中，定期性地违反禁忌是一种常规。这的确被节日制度体现出来。这种节日制度从起源来看恰好是由法规所允许的越轨，而节日的欢乐气氛则是由于它们所导致的释放。古罗马的农神节和我们现代的狂欢节在其本质特征上与原始人的节日是一致的，通常以各种类型的放荡不羁和对其他时候是最神圣的戒律的侵越而告终。但是自我理想包含自我不得不默认的所有一切限制，因为这种理由，取消这种理想对自我来说必然成为盛大的节日一于是自我可能再次感到满足。
当自我中的某些东西与自我理想相符合时，总是出现狂喜的感情。而罪恶感（以及自卑感）也能被理解为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间的紧张的表现。
众所周知，有这样的人，他们心境的一般状态周期性地从过于抑郁经过某种中间状态波动到高度的宁静感。这些波动以非常不同的幅度显示出来：从刚刚可觉察的波动到抑郁症和狂躁症形式的那些极端的例子，后者对有关人的生活造成了最大的苦恼或损害。在这种周期性抑郁的典型病例中，外部降临的原因似乎不起任何决定性的作用；而就内部动机而言，与所有其他人相比，在这些病人那里也没有发现更多或更少的东西。结果把这些病例看作不是心因性的已成为人们的习惯。此刻我们将论及那些十分相似的周期性抑郁的其他病例，这些病例能够容易地追回到精神创伤上。
这样，心境的这些自发波动的基础是不得而知的。我们无法洞见躁狂症取代抑郁症的机制。于是我们自由地假定，这些病人是我们的猜想可以找到实际应用的人——他们的自我典范在先前特别严格地支配自我后，可能暂时地融入到他们的自我中了。
让我们记住清楚了的东西：根据我们对自我的分析，无可怀疑的是，在躁狂症病例中，自我和自我理想融合在一起，以致处于狂热和自我满足的心境并不被自我批评所困扰的这个人，可以享受他的抑制、他考虑别人的感情以及他的自责全部取消这样的欢乐了。不是如此明显但仍然非常可能的是，抑郁症的悲伤就是表示着他自我的两种动因之间的尖锐冲突——过于敏感的自我理想无情地谴责处于自卑和自贬错觉中的自我。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在对新秩序的周期性反抗中——我们上面已做出假定——寻求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间这些变化了的关系的原因，还是认为其他环境因素对这种变化关系负有责任。
转变成躁狂症（mania）并不是抑郁症状群（symptomatology）不可缺少的特征。有一些单一的抑郁症（有些一次性发作，有些再发性发作），它们从没有表现转变成躁狂症。
另一方面，也有外部降临的原因明显起病因作用的抑郁症。它们出现在失去所爱的对象之后，不是因为死亡，就是环境造成必然使力比多从该对象撤回。这类心因性的抑郁症能以躁狂症而告结束，这种循环能重复多次，正像似乎是自发出现的病例一样容易。因此，这类事态还有些模糊，特别是由于只有一些抑郁症的形式和病例得到了精神分析的研究。我们迄今只是理解那些对象被放弃的病例，因为该对象本身显得是不值得爱的。然后，凭借认同作用它在自我之内再次建立起来，并受到自我典范的严厉谴责。指向对象的责难和攻击以抑郁性自责的形式显露出来。
这类抑郁症也可能以转变成躁狂症而告终，以致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显示出这样一种特性：它独立于临床描述的其他特征。
然而我认为，把两种抑郁症（心因性和自发性的）共同归因于自我周期性地反抗自我理想，这毫无问题。在自发性抑郁症中，可以假定是自我理想倾向于展示特别的束缚，然后自动地导致其暂时中止。在心因性抑郁症中，由于受到自我理想方面的虐待，自我被鼓动奋起反抗——这种虐待是当与被拒绝的对象认同时自我所遇到的。
（第十二章）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