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作品之一《诗经》曾有农夫的祷告辞，大意是：降雨的时候先降落到公田，之后再降落到私田。且不说周朝兴盛时以及之后的朝代是否有过这样的佳话，但是现在肯定不会有这样的祷告了，不管是农夫，还是其他人，都不会让上天“先”恩泽“公田”。
中国的统治方式，实际上是家长制，即要求百姓服从于顶头上司。有句格言是这么说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人人”，一个种植园的黑奴听后把它理解成了：“人人为自己，上帝也为自己！”一般中国人对权力本质的看法，很像这个黑奴对格言的解释。
作为一个老百姓，他想的是“我有责任照顾好自己”，“政府力量强大，完全有能力照顾自己，用不着我们操心”。作为政府，尽管是家长，更多的也是在照顾自己，而不是在照顾他的家庭。
一般说来，政府是不会为百姓做什么的，除非等到百姓遭受灾难的时候，他们才做这做那。百姓们很清楚，政府做这些事，目的在于减轻灾害的程度，以保证税收不受损失。当然，百姓自己也努力防治灾害的发生，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明白，由政府来做这事，只会增加大量的苛捐杂税。
中国政府和百姓对公共事务都漠不关心，也体现在道路的状况上。在中国，全国各地都曾有过用石子铺成的宽阔的标准公路，用来连接许多重要的城市。但是目前来看，这些道路都已损坏，北京附近如此，像湖南、四川等地也是这样。政府和百姓都没意识到，筑路需要花大笔的钱，而维护保养要相对容易些，他们的忽略造成公路损坏严重，轻者妨碍了交通，重者整条路都报废了。
假设这些交通要道的破坏是在明末清初的动荡年月，那么，至今已经过了二百五十多年，修复这些交通干线的时间是足够了，但是，看一下今天的道路状况，可想而知，修复工作是从未有过的。
政府的态度间接地影响了百姓，他们不管公共财产会怎样，他们关心的只是个人有没有遭受损失。要保护一条路或其他什么公共设施的想法从没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出现过。
百姓们认为，“河山”（即国家）是当朝皇帝的财产，道路也是他的，如果损坏了需要修复，那是他的事。但是，从另外的意义上说，因为农田是农民凭力气开垦出来的，是属于自己的，所以穿过农田的道路也是属于农民的，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不用征得土地所有者的同意。但是，这部分道路的所有者并没有获得比别人多的好处，因为他们要为那部分路支付税赋。
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开始在道路两旁扩展沟渠和田埂，道路变得越来越窄，交通也越来越困难。若是夏天碰到暴雨冲毁农田，农民会在路上重新开挖出自己的田地。就这样，几年过去了，本来宽阔的道路到最后就成了一条水沟。我们所说的“道路权”的概念，中国人根本就没有。
有一次在潮白河上乘船旅行，经过天津与北京的交界处的时候，会看到河面上有的地方插有小旗子。一打听才知道，这些小旗子是警告船只绕行，因为下面有水雷！更有甚者，我们还听说某部队在进行军事演习时，居然直接在大路上打炮，导致交通中断、牲口受惊，一片混乱。
与上面的情况相比，像车夫在马路中间装卸货物、农夫将树砍倒横放在路上，过往的人只有等他们干完活才能通过，这些就不算什么了。
乡村的情况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城里了，到处是占道行为。北京宽阔的街道两旁排满了各种货摊，管理者如果经过那里，这些货摊就会很快消失，管理者一走，本不能摆摊的地方又会变得十分拥挤。
在中国，各式的手工作坊充斥着城市的大街小巷。杀猪的、理发的、卖吃的、做木工的、修桶的以及其他无数的工匠，都插进小街的两旁，与城市生活溶为一体，聚集处也显得异常地拥挤。更有甚者，女人们把被褥拿到街上来晒，中国人几乎没有不能摆到街上的东西。
占道造成的不只是交通的阻塞，例如，木匠会在其摊位前留下一堆木块，染色工把长长的布匹挂在高处，卖面条的会沿街晒起面条等等。这些事也反映出了人们的一种心态，即摊位前的空地是属于摊主的。但是，现在的中国人根本就没认识到，对所占道路具有使用权，就需要负有相应的维修责任。
一个人即使想维修道路（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他也没有时间和必须的物品。而许多人合在一起干，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每个人都生怕自己吃亏。如果地方官员下一个命令，要求沿路的村庄保证所属范围里的道路畅通，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但是，没有人想到这一点。
对属于“公共”的东西，中国人不仅不当一回事，不加爱护，还占用，甚至偷盗。铺路用的石子，城墙上的方砖，都在此列。听说在某个港口城市，外国人墓地的围墙没隔多久，就一砖不剩了，只因那个地方不专属于谁所有。在不久前，北京紫禁城里发现有些建筑物屋顶的铜饰物也被盗，在皇宫里曾引起一场轰动。
中国人有没有爱国心？这是人们经常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几句话就能回答清楚的问题。表面上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着强烈的民族感情的，他们敌视外国人，认为西方人的文明发源于中国。最近几年来，湖南省出现大量排外的文章，妄图把洋鬼子赶出中国，就是他们的杰作。
正像我们看待反无政府主义一样，在中国人眼里，出版这些文章的举动是值得称赞的，大多数中国人可能都认为，这场运动就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但是，写文章的人不是为了获取报酬，而是出于为国效劳，事实是否如此，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才能说得清楚。
孔夫子在《论语》中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们看来，这句话一半是结果，一半是造成中国人对与己无关的事漠不关心的原因。
对此观点，哈克先生有一个很好的事例可以说明：
1851年，道光皇帝驾崩时，恰逢我们离京外出旅行。在一家客栈喝茶的时候，我们故意谈起皇帝近日驾崩的事，想引起人们的兴趣，继而在在座的中国人中发起一场小小的政治讨论。由于皇位的继承还没有公布，我们对此表示担忧，就问同座的人们：“皇帝的三个儿子，你们认为哪个会继承皇位？如果是大儿子，他会改变现行的政府体制吗？如果是小儿子，那就太小了吧？听说朝廷中有两派，哪派会赢呢？”我们不断地向他们提出在我们看来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并做着各种的猜测，想激发他们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根本不听我们的，只顾抽烟、喝茶。他们的冷漠让我们很不满。
终于，有个中国人从凳子上站了起来，我们以为他要说些什么，充满期待地看着他，没想到他走到我们面前，拍拍我们的肩膀，以一种长辈的架势对我们说：“朋友，何必要劳神呢？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是大臣们的工作，与我们毫不相干，我们傻乎乎地去关心政治、为那个烦恼，图什么呀！”其他的人也随声附和：“对，就是这么个理儿。”接着示意我们，茶凉了，烟抽完了。
1860年，英军入侵北京，用的骡子是从山东买来的。天津和通州签订了投降条约，只要英法联军不侵犯这两座城市，愿提供一切所需。外国军队里干苦力活的，大多数是从中国香港雇来的人。而这些苦力被清军俘虏后，只是被剪掉了辫子，又送还给了英军——这些事例，不难看出中国是否真有爱国心、真有公心。如果还认为有，那么意思肯定和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理解的意思不同。
当然，在中国也曾有为正义甘冒危险、愿献生命的人出现。统治者的压迫和苛捐杂税让人们承受不了的时候，总会有人站出来带领人们反抗。此时，政府会假意做出妥协。事情镇压下去后，“受骗”的群众无论被怎么处置，带头人都难免为了正义而死，而这也才算得上是公心的最高体现。
纵观中国的历史，每到关键时刻，尤其是改朝换代时，总有一些仁人志士挺身而出，担当起重任，勇敢地献身于他们所崇敬的事业。而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本身也无可辩驳地证明，只要有一个具有公心的领导人的带领，中国人是能够激发出极大的英雄气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