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弟弟的信中，曾国藩写道：你在信中自认为是个老实人，我自信自己也是个老实人，只是因为在世上经历的事情多了，阅历丰富了，就懂了一些权变谋划之术，学坏了。其实自己在权变上远远比不上别人，反而会惹来他人嘲笑，甚至让人怀恨在心，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我近来翻然醒悟，应该恢复自己老实的本来面目，向着质朴真实的自己努力。你在外面也应该去努力地做回一个真实老实的自己，千万别去效仿投机取巧之徒，否则日子久了自己的品行也会每况愈下。
他给地方官吴竹庄写信时提醒说：阁下以前对人的品论总是失之机锋太锐，言语犀利，这样的行为最容易招来他人的诽谤。你现在的地位越来越高，更应该谨言慎行，要虚心吸取他人意见，礼贤下士，在公开的场合表扬善行，在私下里去告诫过失，这样才是令人佩服的英明之举，别人才会感激你的宽厚。
拙的办法有的时候看起来最笨，但也是最有效的。
曾国藩每日起床很早，然后和幕僚一道吃早饭。一次李鸿章说自己头痛不愿起来，让大家先吃。曾国藩一直坐在桌子边没有动筷子，直到李鸿章自己不好意思地起来用餐。
曾国藩的方法很笨，但是直截了当地向李鸿章传递了自己的坚定，自此之后李鸿章再也不敢这么做了。
这个世界上不乏自作聪明的人，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拙非愚笨，而是大智若愚。拙的是形，诚的是心。曾国藩不取小聪明，而讲大智慧，有了这种智慧才不会被宦海中的波浪所吞没。
胸怀浩大人自敬
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
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
敬则无骄气，无怠惰之气；恕则不肯损人利己，存心渐趋于厚。
——曾语良言
曾国藩熟读经史，对圣贤之道一直心向往之，并且努力实践。他认为古代的贤人在为人处世上虽然各有姿态，但是总不离“敬”和“恕”二字。
曾国藩所说的“敬”，就是要以恭敬的态度对待万事万物，这是一个人提升自己涵养的最佳途径，敬人者，人恒敬之；而“恕”就是由己推人，能够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因此往往能够宽恕、原谅别人的过失。 “敬”是对自己的一种态度，那么“恕”就是对别人的一种态度。要在你死我活的复杂官场上学会宽恕、原谅他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一个懂得原谅别人的人，更能赢得别人的尊敬。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湘军与清兵难免发生摩擦。一天黑夜，两方的人还闯入曾国藩行台。曾国藩把这件事告知巡抚，巡抚不理，曾国藩只好第二天将兵营迁之城外，以避绿营乱兵。有人问为什么不和绿营的兵一较高下，曾国藩叹息一声说：“大难未已，吾人敢以私愤渎君父乎？”意思是说，大敌当前我怎能为个人利益而泄私愤呢？
一个人如果胸怀浩大，那么再多的杂质也会轻若微尘。如果不能张开心胸，又怎么把握得住大局？一个人若把自己陷于一些细小的问题之上，就很难把眼光放到大问题上，这不是因小失大吗？不如淡而处之，因此曾国藩就没有把与绿营的争斗放在心上，别人见他宽大为怀，也会知趣而退，生出几分敬畏。
曾国藩并不苛求别人与自己一样，因为他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行为处事的道理，因此自己应该站在更高的位置上看待其他人的举动，接受不同的人不同的选择，他也因此能够成为一代名臣。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这类人。
春秋时鲍叔牙和管仲是好朋友，二人相知很深。他们曾经合伙做生意，一样地出资出力，分利的时候，管仲总要多拿一些。别人都为鲍叔牙鸣不平，鲍叔牙说，管仲不是贪财，只是他家里穷。
管仲几次帮鲍叔牙办事都没办好，三次做官都被撤职，别人都说管仲没有才干，鲍叔牙又出来替管仲说话：“这不是管仲没有才干，只是他没有碰上施展才能的机会而已。”
更有甚者，管仲曾三次被拉去当兵而三次逃跑，人们讥笑他贪生怕死。鲍叔牙再次直言：“管仲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他家里有老母亲需要奉养啊！”
后来鲍叔牙帮助小白夺取王位后，又力荐管仲为相。
鲍叔牙和管仲不管有无利益分歧，鲍叔牙都始终能够谅解而不怪罪他，反而为他说好话，这种胸怀也常常让管仲佩服不已。如果没有鲍叔牙的体谅与包容，恐怕也就没有后来齐国的称霸天下了。
给别人多一个机会，也就多了一个朋友。世上还是礼尚往来、投桃报李之人多，而恩将仇报者少。曾国藩能够以包容的心去对待他人，自然也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与敬爱，能在险恶的官场中给自己多留一条后路。
贫而自强，俭而成器
居家之道，唯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
——曾语良言
人不能选择出身，但是出身并不能决定命运。贫寒之士亦有大志向，只要不自暴自弃，而是选择自立自强，就有可能成功。贫而能俭是曾国藩从自己的生活中体会出来的，他自己就是一个贫而自强，由卑微爬至高位的人。
曾国藩的父亲是个教书先生，生活自然不会宽裕，但是他以自己的行为勉励曾国藩说：俭约者不求人。不求人就是一种自立自强的精神，曾国藩终身奉行这一原则。
清朝官吏的俸禄本就不高，京官尤甚，而曾国藩考中进士后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没有实权，收入不高，同僚之间常常相互接济。曾国藩因囊中羞涩，难免要向别人借钱，正是在借钱过程中体会到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让他更加下定决心要自立自强，不能仰人鼻息。
曾国藩在军营中几乎每天都要给弟弟曾国潢写信，其中劝导最多的就是“俭”。
“弟弟帮助我料理家中的事物，一定要总是秉承‘俭’字。对家人要情真意切，宽厚待人，同时在花钱上应该注意节约，这才是居家居乡的关键所在。”
“弟弟，你的清廉是我们都能料到的，但是你的不俭却在我的意料之外。希望你能在‘俭’上多下工夫，多用苦心。不仅仅在持家上用度要俭，在修造公费、周济人情上也要秉持这个原则。”
在清贫的环境中，有的人四处央求别人，沦落到乞丐一样的境地；而有的人善于克制自己，勤俭有加。曾国藩正是属于后者。但是他的勤俭并不完全是因为清贫，而是因为在他看来，俭朴是一个人品德修养中重要的一环。
他主张出入有度，但并不视财如命。他懂得一个人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他自己，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自立自强，而不是变成整日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的纨绔子弟。他不敛财，不聚钱，直到去世前，家里虽有存银，但是与他的地位相比实在有些寒酸。
在中国历史上，以勤俭著称的君王莫过于汉文帝，这位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大汉天子。
文帝在即位的第二年，即公元前178年就下诏清点长安的公用马匹，将多余的一律送到驿站使用。在他统治后期社会已渐渐安定繁荣，但他仍然“宫室囿苑、车骑服饰无所增益”，平时穿一件劣质绸料制作的“绨袍”，坐着草织的粗席，嫔妃们衣长不得拖地，床帐不许绣花。
他本来想造一座供宴游的露台，但看到工匠的预算，要用“百金”，就说道：“这等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我本来用先帝的宫殿就觉得很奢侈了，露台就不用建了。”
在商讨建陵墓、置殉葬品问题时，他听了大臣张释之所讲“自古无不亡之国，亦无不发之家”的道理后，下令“薄葬”，要求“治灞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所以，他选择了白鹿原边的凤凰嘴一座山，凿为墓室，开创了“因山为陵”的先例。
自古以来，成由勤俭败由奢，无论对于家还是对于国都是如此。一个持有勤俭之道的人，更为懂得修身和自身价值的重要，不会被身外的财物所迷惑，才会更为专心地追求自己人生的理想和目标。曾国藩同样也是如此，他不是为了生存而选择俭，而是把它当做了历练品行的一种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