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柔克刚，智取为上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辩、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
——曾语良言
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疾恶如仇，行事鲁莽，他出任湖北巡抚到任不久就向朝廷写了一封指责湖广总督官文的信，在其中罗列一大堆官文的罪状。曾国藩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深为九弟的莽撞而痛心，但出于保护弟弟的自尊心，他又不好过多指责。他认为官文虽有过错，但也不像曾国藩所说的那么严重，何况官文身为满人，是朝廷亲信，如此一参，也会让朝廷难堪。
于是，他反复给九弟讲“明”与“强”的道理：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人折之以至理，证之以后效，又复俯首输服，则前强而后弱，京师所谓“瞎闹”者也。
担当大事，全在“明”与“强”两个字上，“强”字固然重要，但必须以“明智”为前提。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不会逞一时的匹夫之勇的，结合“智”的强才是真的强，否则就是瞎闹，不仅难以达到目的，还很容易把自己绊倒。
曾国藩说到“柔必强”，也是在告诫弟弟不要一味蛮干逞强，而是要学“以柔克刚”的智慧，以四两来拨千斤，事半功倍。
湘军开始时没有摸透安营扎寨的要领，被太平军一再打败。曾国藩吸取了古代兵法的教训：攻城最忌蛮攻。兵法曰：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罪也，故仆屡次寄书，以蛮攻为戒。然后他依此改变了作战方案，此后不再进行蛮攻，而是安营扎寨，坚守要地。既然是太平军必然要争夺的地方，他们就一定会来进攻，那是我还是坚守原地不和他们作战，等到他们筋疲力尽了再一举出动，这样打赢的把握就很大了。
明朝时有个兵部尚书叫乔宇，他也懂得以巧妙之法制敌的方法。
有一次，明武宗朱厚照南巡，提督江彬随行护驾。江彬素有谋反之心，他率领的将士都是西北地区的壮汉，虎背熊腰，力大如牛。兵部尚书乔宇看出他图谋不轨，从江南挑选了一百多个矮小精悍的武林高手随行。
乔宇和江彬相约，让这批江南拳师与西北壮汉比武。江彬从京都南下，原本骄横跋扈，不可一世。但因手下与江南拳师较量，屡战屡败，气焰顿时消减，蓄谋篡位的企图也打了折扣。乔宇所用的就是“以柔克刚”的策略。
乔宇并没有和江彬去面对面，硬碰硬，而是敲山震虎，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把乔宇的谋反之心给浇灭了。
其实，我们常说的“智勇双全”中，“智”就接近于“明”，“勇”则接近于“强”，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著名的楚汉之争中，项羽就是因为缺乏“明智”的头脑，最终败给了刘邦。司马迁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有三点：其一是背关怀楚，就是说放弃了关中这一战略要地；其二是放逐并杀害义帝，因而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其三是动辄以武力相向，而不学古代圣君以德感人。正是由于项羽尚力不尚德，欠缺明智的思考，失败也就成为必然。
但“明”并非是人人可以做到的。曾国藩说，“明”字甚不易学，必凡事精细考究，多看、多做、多问、多想，然后渐做成一个“明”字。故“明”之诀，不妨从“勤”字下工夫。
只要细心地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去学习领会，做个生活的有心人，渐渐地就会明白何为“明”了。就像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写的那样：初极狭，才通人，复行六七步，豁然开朗。
我们做事情，也要铭记曾国藩的“明”“强”二字，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懂得理性的思考，不以力量上的强大来赢得尊重，尽量用柔的一面去对待别人的咄咄逼人，这样的人才能在将来胜任大事。
心到静处有真境
惟心到静极时，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毕竟未体验出真境来。
——曾语良言
一个人只有在独处的时候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在安静的空气中，无须应酬他人，无须为了考虑他人的感受而伪装自己。在这种无拘无束，没有任何人能支配和管理的生活方式，是很多人一直在追求的，但在这种状态下人们通常更容易犯错误。因此当我们处在“独”的生活条件时，我们就需要“慎”。这就是慎独。
曾国藩在逝世前，总结自己一生的处世经验，写了著名的“日课四条”，即慎独、主敬、求仁、习劳。这四条，慎独是根本。如果能把慎独的工夫做好，那么在其他的场合就能够更为游刃有余了。
“慎独”出自《礼记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大学》中也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就是说：所谓使自己的意念诚实，就是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就如同厌恶污秽的气味那样不要欺骗自己，就如同喜爱美丽的女子那样不要欺骗自己，这就叫做让自己对自己满意。所以君子为了让自己对自己满意，就一定会独自面对自己的内心。
慎独的前提是心静，如果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浮想联翩，在心中滋生贪念，同时心浮气躁，那么慎独就变成了一句空话。
曾国藩开始了他真正的“慎独”的修养历程是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那一天，他拜访了倭艮峰先生。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载：“拜倭艮峰前辈，先生言‘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知几也……”“知几”是《易经》中的话。几者，动之微也，也就是内心深处每一个念头的活动；每一个念头都自己察知，叫做“知几”，与“慎独”的意思差不多，在倭艮峰先生的督促下，他每天都学着倭艮峰先生的样子静坐，读《易经》，写日记反省自己。
他这一段时期给自己确定的十二条日课，第二条就是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他的静坐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心性修养。我们今天亦有许多人学静坐，且名之曰“气功”，多半是追求一些身体上的效应，这是很低的一个层次，曾国藩能够很快从这一层次突破出来，与他深厚的理论素养和高远的人生理想有关。
曾国藩还在日记里记载了一件事情：“昨天夜里梦到有人得到好处，很是羡慕。醒后狠狠地批评自己，可见好利之心竟已跟随到梦中去了，怎能卑鄙到这种程度呢？真是下流啊！”
原来，曾国藩一天晚上梦到一位同僚得到肥差和赏赐，不禁暗暗羡慕。第二天醒来，他回忆起自己的梦境，想到自己这样容易为利所动，日后能不见利而忘义吗？自己原来功利心居然这么强！他一边自责一边就下定决心要改掉，随后又拿着日记到唐鉴老师那里认错悔改。
一个人，当他心浮气躁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觉察出自己的毛病；一旦稍稍入静，就会恍然大惊，自己原来是如此不像话。这就开始有自知之明了，而这一觉悟，正是转凡入圣最关键的一步。随着静功的深入，就不必特别借助于静坐，也能刻刻警觉，每一个不像话的念头，都难逃自己的洞鉴，而为善去恶，也就可以步步落实了。
梁启超先生说，曾国藩其实并不算天资聪颖，他的成功就在于能够反省自己的不足，日渐改进。就像儒家所言的每日三省吾过，直到自己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无过”为止，这时就已经达到了圣人的境界。
应时而变，兵贵在“活”
臣思整复旧规，为因时变通之法。
必须变动不测，时进时退，时实时虚。
——曾语良言
兵者，诡也。纸上谈兵的赵括之所以会失败，就在于在理论也需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更何况战争并不会根据兵书一模一样地加以重新演绎，每一次的战争都会有自己的特点，无论是人数上、战争将领的特点或是谋兵布局之道。
曾国藩作为晚清的军事家，他不长于亲自率阵作战，但是熟悉战略布局，懂得随机应变之道。
他写信给弟弟曾国荃说：弟在军已久，阅事颇多，以后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轻兵，少用重兵。进退开合，变化不测，活兵也；屯宿一处，师老人顽，呆兵也；多用大炮辎重，文员大众，车船难齐，重兵也；器械轻灵，马驮辎重，不用车船轿夫，飙驰电击，轻兵也。弟军积习已深，今欲全改为活兵、轻兵，势必不能，姑且改为半活半呆，半轻半重，亦有更战互休之时。望弟力变大计，以金陵、金柱为呆兵、重兵，而以进剿东堤、二溧为活兵、轻兵，庶有济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