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低调是在积蓄腾跃向上的力量 (2)
一天，康熙派人通知鳌拜，说是有要事商量，请他立即进宫。鳌拜直奔宫中，康熙此时正和小太监们摔跤玩哩。鳌拜上前，正要与康熙打招呼，十几个小太监打打闹闹地挨近了鳌拜身边。说时迟，那时快，大家一拥而上，拉胳膊扯腿地将毫无防备的鳌拜翻倒在地。
等鳌拜反应过来，感到大事不妙，想要挣扎反抗时，十几个小太监已牢牢地将他制伏在地，哪里肯让他脱身。他们拿来准备好的绳索，将鳌拜捆了个结结实实。
康熙正颜厉色地对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的鳌拜说：“你欺凌幼主，图谋不轨，飞扬跋扈，滥杀无辜。今日下场是你罪有应得。你鳌拜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待我查清你的罪行，一定严惩，绝不宽待。”
鳌拜自知难逃一死，紧紧地闭着双眼，一句话也不说，只能像待宰的羔羊那样任人宰割。
善于进退之人懂得进退规则中暗含的玄机。退有时是为了更好地进，特别是当我们的力量还处在弱势地位时，更应该多一些隐忍，等待机会成熟之时再大显身手，从而取得最佳的效果。
1805年，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击败俄奥军队。1807年弗里德兰战役中，俄军又战败，实力大为减弱。刚登基的亚历山大一世为积蓄力量，使用了新的斗争策略，以卑微的言辞讨好对方，处处表示退让的姿态。
同时，为了对付英国，拿破仑也极力拉拢俄国。亚历山大一见到他就投其所好：“我和你一样痛恨英国人，你对他采取各种措施时，我是你的一名助手。”
1808年秋，拿破仑邀请亚历山大在埃尔富特举行第二次会晤。这次会晤，是拿破仑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以法俄两国的友谊来威慑奥地利。消息传到俄国宫廷，激起一片抗议声。皇太后在给亚历山大的信中说：“切切不可前往，你若去就是断送帝国和家族的荣誉，悬崖勒马，为时未晚。不要拒绝你母亲出于荣誉感对你的要求，我的孩子，我奉劝你，及时回头吧。”
亚历山大却认为，目前俄国的力量不足，必须佯装同意拿破仑的建议，应该“造成联盟的假象以麻痹之，我们要争取时间妥善做好准备，时机一到，就从容不迫地促成拿破仑垮台”。
抵达埃尔富特后，亚历山大恭言卑词，在两个星期的会晤中，与拿破仑形影不离。有一次看戏，当女演员念出伏尔泰《奥狄浦斯》剧中的一句台词“和大人物结交，真是上帝恩赐的幸福”时，亚历山大装模作样地说：“我在此每天都深深感到这一点。”
一天，亚历山大有意去解腰间的佩剑，发现自己忘了佩带，而拿破仑把自己刚刚解下的宝剑，赐赠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装作很感动，热泪盈眶地说：“我把它视作您的友好表示予以接受，陛下可以相信，我将永不举剑反对您。”
1812年，俄法之间的利益冲突已经十分尖锐，这时亚历山大认为俄国已做好准备，于是借故挑起战争，打败了拿破仑。
后来亚历山大说：“拿破仑认为我不过是个傻瓜，可是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生活中，掌握“匍匐之道”有诸多妙处。
“匍匐”只是为了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方向，或腾出一些空间。好比两车相逢，有时必须自己先退让，才有前进的可能；或是前进无路，只好后退另走他途。
正面对战已无取胜可能，而且将耗损自己实力时，可暂时屈起身子，以保存实力。“匍匐”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交换，更是一种条件。以退为进，也可以换取另一种形式的补偿。懂得进退取舍，知道在什么时候停下脚步、什么时候迈开步子的人才能成功。
扮猪吃虎，在刚柔之间回旋制胜
鹰立如睡，虎行如病。鹰者天之雄，虎者地之威，但雄威如此的动物却时常扮作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从而使猎物放松对它的警觉，待时机成熟时，就霹雳乍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捕食。在生活中，常见弱者好逞强施威，而强者反倒频频示弱。
看来，低调做人，“扮猪吃老虎”更是强者常用之计，以谋求生存和伺机攻击！
东晋温峤是西晋名臣温羡之后，因与陶侃联兵平定王敦之乱，重安晋室而名垂青史。
西晋灭亡之后，琅玡王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东晋，温峤南下过江做了东晋朝廷的官。东晋明帝司马绍即位后，他被拜为侍中。这时，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已发展到了白热化的地步，拥有重兵、占据长江上游的王敦十分跋扈，取代东晋的政治野心日益明显。
但是，晋明帝司马绍不是一个懦弱的守成皇帝，而是一个比他父亲晋元帝司马睿更有决断和胆略的铁腕君主。他继位之后，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容忍王敦有染指皇权的奢望的，于是他决心取消、乃至最后铲除琅玡王氏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势力。温峤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步履维艰地走上了东晋的政治舞台。
司马绍在拜温峤为侍中后，即让他参与军政大事，草定所有重要的诏书公文，并很快将他由侍中擢升为中书令，视其为司马王朝的栋梁之臣。温峤在东晋中央的权势炙手可热，自然引起了王敦的惊恐，于是他请求皇帝将温峤调到他的大将军府任左司马。
温峤无奈，只得到武昌赴任。刚到武昌之初，温峤劝说王敦应以上古有美德的辅臣为榜样，做一个传名后世的气节之臣，但王敦无意于此。至此，温峤断定拥兵自重的王敦必有谋反之心，遂决定改变自己在王敦身边行事的策略，以韬晦之道逃脱危境。
此后，温峤一改初到武昌时的态度，装出一副敬重王敦、愿意肝胆相照的模样，还不时地密呈策划以求得王敦的信赖。这样，温峤便很巧妙地将刚到武昌时劝谕王敦所留下的印象，不动声色地消除了。
除此之外，温峤有意识地结交王敦唯一的亲信钱凤，并经常对钱凤说：“钱凤先生才华能力过人，经纶满腹，当世无双。”
温峤在当时一向被人认为有识才看相的本事，钱凤听了这赞扬心里十分受用，和温峤的交情日渐加深，时常在王敦面前说温峤的好话。透过这一层关系，王敦对温峤渐渐解除戒心，甚至视其为心腹。
不久，丹阳尹辞官出缺，温峤便对王敦进言：
“丹阳之地，对京都犹如人之咽喉，必须有才识相当的人去担任才行，如果所用非人，恐怕难以胜任，请你三思而行。”
王敦深以为然，就请他谈自己的意见。温峤诚恳答道：“我认为没有人能比钱凤先生更合适了。”
温峤假意推荐钱凤，一为避嫌，二也是耍的以退为进的招数，好诱使钱凤推荐他。钱凤果然中计，对王敦说派温峤去最适宜。于是王敦上表朝廷，补温峤出任丹阳尹，并嘱咐温峤就近暗察朝廷中的动静，随时报告。
丹阳尹这一“球”，由温峤发出，在三人之间如此踢了一圈，又回到了温峤手中，这正是温峤导演此场“球赛”的目的。但收“球”之后，温峤心里并不踏实，他认为老谋深算的钱凤极可能随时改变主张，让王敦阻止自己赴任丹阳。因此，温峤要进一步杜绝钱凤可能出现的反复。
在王敦为他饯别的宴会上，温峤假装喝醉了酒，歪歪倒倒地向在座同僚敬酒。敬到钱凤时，钱凤未及起身，温峤便以笏(朝板）击钱凤束发的巾坠，不高兴地说：
“你钱凤算什么东西，我好意敬酒，你却敢不饮。”
王敦以为温峤真的喝醉了，还为此劝两人不要误会。温峤去时，突然跪地向王敦叩别，眼泪汪汪，出了王敦府门又回去三次，好像十分不舍离去的样子，弄得王敦十分感动起来。 果然，温峤辞别王敦向建康走去后，车行不远，温峤的这一举动突然引起了钱凤的警觉，他赶忙晋见王敦说：
“温峤为皇上所宠，与朝廷关系密切，何况又是帝舅庚亮的至交，此人绝不可信！”
正如温峤所设想的那样，王敦以为钱凤是因宴会上受了温峤的羞辱而恶意中伤，便生气斥责道：“温峤那天喝醉了，对你是有点过分，但你不能因这点小事就来报复嘛！”
钱凤深自羞惭，怏怏退出。
温峤终于摆脱王敦的控制，回到了建康。他将王敦图谋叛逆的事报告了明帝，又和大臣庚亮共同计划征讨王敦。消息传到武昌王敦将军府，王敦勃然大怒：“我居然被这小子骗了。”然而，毕竟无可奈何，鞭长莫及，王敦已无法挽救失败的命运了。
做人固然需要刚强，但如若一味刚直不屈，猛攻猛打，就有可能碰钉子，甚至会遭不测。人的工作环境，有时候是无法选择的，在危险或尴尬的环境中工作，头脑一定要灵活，遇事该方则方，不该方时就要圆熟一些，尤其在遇到对己不利的形势时，应将刚直不阿和委曲求全结合起来，先将自己置于有利地位，再伺机反击。
面对强者，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
在强者面前示弱、在弱者面前示好是低调做人和寻求自我保全的大学问。尤其在自己羽翼未丰之时，保持低调的处世方式，主动避开强者锋芒，对于个人或团体保存实力、养精蓄锐都是大有裨益的。
明朝徐阶入阁当上大学士时，正是一代权相严嵩气焰最嚣张的时期。徐阶上任后，既不标新立异，也不和严嵩发生正面冲突，在政务上保持沉默跟随的态度，让严嵩感到没有威胁；而在青词的撰写上精益求精，来迎合明世宗的欢心；偶尔也会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既不会让严嵩起太大的戒心，又向明世宗表明：自己和严嵩并非沆瀣一气，因为臣下结党营私同样是明世宗的大忌。
徐阶以勤勉谨慎赢得了世宗的信任，严嵩对他也很满意。这一年世宗所居的西内万寿宫发生大火，世宗想要重修万寿宫，询问严嵩，严嵩一时失察，没有揣摩透世宗的真实意图，感到重建宫殿缺乏木材，时间也太紧，便请世宗暂时迁到南城离宫。殊不知恰好触中世宗的忌讳，南城离宫乃是明英宗当太上皇时所居住的。世宗心内恼火，便转问徐阶，徐阶力赞世宗重修，用当年修三大殿剩余的木材，责成工部，可计日功成。明世宗大为满意，便让徐阶的儿子督建万寿宫，仅用三个多月时间便重建完成。
经此一事，明世宗觉得徐阶比严嵩更为称职，对严嵩则觉得不太满意。严嵩当时已八十多岁，世宗觉得他已老得不中用了。
徐阶见形势有利，就暗中支持御史邹应龙上疏弹劾严嵩父子的不法之事。虽如此，徐阶仍旧把自己的“倒严”之心藏得很严。因为他深知，严嵩并不是好对付的，只有把自己的意图深深掩藏起来，才可能进一步取得严嵩的信任，从而寻找机会扳倒严嵩。所以，等到邹应龙的奏疏呈给皇上之后，徐阶又特地到严嵩府中去拜谒严嵩，对他讲了许多安慰的话，令严嵩倍感贴心。
后来，世宗因严世蕃的罪恶将严嵩罢免回乡，严嵩去后，徐阶仍是“书问不绝”。
然而事情并未结束，世宗顾念严嵩侍奉自己二十年，功劳不小，依然对他很怀念，并有意召回严嵩。
徐阶暗暗自危，知道不能坐以待毙，便派御史林润巡视福建。严世蕃虽被流放，却根本不赴戍所，反而在江西老家大兴土木，林润便上章弹劾严世蕃不但毫无悔过之心，反而心怀怨恨，蓄养壮士，勾结山中盗贼，并且暗通倭寇，有负险谋反之意。世宗看罢大怒，立命林润将严世蕃捉拿进京拷问。
到了这个时候，严世蕃仍然有恃无恐。他聚集其党私下谋划，认为在自己的罪行中，行贿已经是无法掩盖的事实，但那不是皇上所深恶的方面，而“聚众以通倭”的罪名大，必须设法删除，还补充填写杨继盛、沈炼之狱的事，这样既可激怒皇上，又可得到赦免。谋划好了以后，他又让他的党徒到处去宣扬。于是，主持审理案件的刑部尚书黄光异、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听信了传言，草拟了这一内容的疏稿，准备进呈给皇帝。
他们先将此疏稿带给徐阶过目。徐阶看过狱词后，对大理寺的官员说：“你们这是要严公子活啊？”大理寺的官员说：“一定要他死，怎会让他活？”
徐阶说：“这些罪都是严嵩父子巧借皇上之手做的。你们把这些列为罪状，死的是你们，严公子明天就骑马出城了。”大理寺的官员惊惶请教，徐阶拿笔只列一条罪状，即严世蕃勾结倭寇，图谋造反。
果然不出他所料，上疏以后，皇上震怒，令三法司核实后奏闻。徐阶急忙带着圣旨出宫来，三法司官员齐集在宫门外候旨。徐阶只简略地问了他们几句话，就回家去草拟奏疏，在奏疏中，他极力上言事已属实。
就这样，严世蕃终于罪有应得地被判斩首，严嵩被黜为民，严府被抄，人心大快。曾敛财无数的严嵩最后饿死在别人的坟墓旁边。
以卵击石无异于自取灭亡，不动声色地与对手周旋，借以迷惑、麻痹敌人，然后再置其于死地，这才是机智做事之法。在徐阶与严嵩的较量中，徐阶一直是实力较弱的一方，所以他选择了韬光养晦，让自己的目的藏而不露，然后伺机而动，因此，徐阶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