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用晦如明、藏锋若虚的低调韬略 (3)
他把孙膑的境遇告诉了齐国大将田忌，又讲述了孙膑的杰出才能。于是，田忌派人到魏国，乘庞涓疏忽，在一个夜晚，先用一人扮作疯了的孙膑把真孙膑换出来，脱离庞涓的监视，然后快马加鞭迅速带着孙膑逃出了魏国。直到此时，假孙膑才突然失踪。庞涓发现时，已经晚了。
孙膑到了齐国，齐威王一见之下，如获至宝，当即想拜他为军师，孙膑说：“庞涓如知道我在齐国，定会嫉妒，不如等有用得着我的时候再出面不迟。”齐王同意了。后来，孙膑陆续打听到自己的几位堂哥都已无音讯，才知道原来前前后后，这一场冤屈全由庞涓一人导演而成。
后来，庞涓带兵连败宋、鲁、卫、赵等国，齐王派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使庞涓连连败北，最后，孙膑用“减灶法”引诱庞涓来追，暗设伏兵，将庞涓射死在马陵道上。魏国从此衰败，并向齐国进贡朝贺。在杀死庞涓后，孙膑便辞官归隐，一心研究兵法。
当藏锋露拙还不足以掩人耳目时，就需要我们“装疯卖傻”了，虽然这样做确实让人屈辱不堪，同时要吃许多苦，但只要能保存实力、保证安全，也实在顾不了那么多了。装疯卖傻就如同打醉拳。你看那醉拳，架势并不美观，乍看起来像个喝醉酒的人在发酒疯，东倒西歪，似乎不堪一击。其实，醉拳很厉害，一招一式都暗藏杀机，装醉只是为了迷惑对方，为了把腾腾杀气掩盖起来。对方以为自己碰上了一个醉鬼，于是就麻痹大意，不加戒备，可就在这时，挨了醉鬼的重拳，等醒悟后，已被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悔之晚矣。这诀窍便是：“形醉神不醉。”
装疯卖傻也要有功夫，也有诀窍：“形疯意不疯，形傻神不傻。”装疯卖傻的人，自然都已掌握了这个诀窍。外表或一介疯子，或一副憨相，言行举止都是疯癫癫、傻乎乎的样子，骨子里却精明至极，疯傻都疯傻在虚处，精明都精明在实处。装疯卖傻装到这种程度，自然称得上装疯卖傻的高手了。
藏锋要静若处子，出头要动如脱兔
《孙子·九地》云：“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说的就是人在藏锋的时候，要像处女一样娴静；在行动的时候，则要像逃跑的兔子一样迅捷。这样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历史上朱元璋是深谙此道的人，他那“缓称王”的策略就体现了这一点。
元朝末年，起义军纷纷而起。在主要的几路起义军和较大诸侯割据势力中，除四川明玉珍、浙东方国珍外，其余的领袖皆已称王、称帝。一时间九州大地，“王”、“帝”遍地开花。此时只有朱元璋依然十分冷静，他始终坚定地采纳“缓称王”的建议。朱元璋成为一个起义军的领袖，始终不为“王”、“帝”所动，直到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朱元璋才称为吴王。至于称帝，那已是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的事情了。
与其他各路起义军迫不及待地称王的做法相比，朱元璋的“缓称王”是具有高远的战略眼光的。“缓称王”的根本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己方独立反元的政治色彩，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元朝对自己的关注程度，避免或大大减少过早与元军主力、强劲诸侯军队决战的可能。这样一来，朱元璋就更能保存实力、积蓄力量，从而求得稳步发展了。
要知道，在天下大乱的封建朝代，起兵割据并不意味着与中央朝廷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但一旦冒出个什么王或帝，打出个什么国号，那就标志着这股势力与中央分庭抗礼了。因此，哪里有什么王或帝，朝廷必定要派大军前去镇压。
“缓称王”还避免了过多地刺激个别强大的割据政权。
元末群雄间角逐相当激烈，特别是自立称王的政权间都相互仇视，为夺天下，展开了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正因为朱元璋“缓称王”，不但避免了卷入这种残杀，而且借隶属于小明王的宋政权，一方面讨得宋政权的欢心，另一方面，也得到了宋政权的庇护，可谓一箭双雕。
“缓称王”关键在一个“缓”字上。一旦时机成熟，朱元璋就当仁不让了。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军事形势对朱元璋集团十分有利，北面的宋政权已经名存实亡了，即便与其反目，也不足为虑；东面的张士诚已成为惊弓之鸟，再成不了什么大的气候；四川的明玉珍安于现状，没有远图，对朱元璋集团构不成大的威胁；而元军在与宋军的决战中大伤元气，且陷入内战之中，已无力南进。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朱元璋凭借自己的强大军队和广阔地盘，不失时机地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自立为王，对业已开始的统一战争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促进。
审视明太祖的成功实践，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不可以奢望一步登天，也不要急于求成，那样只会导致失败。
凡事欲速则不达，当时局不利时要暂时妥协，一旦时机成熟，就要马上向对方摊牌。
善于韬光养晦
对于君子来说，韬光养晦常常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下之策。因此，君子行晦往往心不甘情不愿，愁肠百结，多种忧愤积郁于心。其实，大可不必这样。殊不知，君子以晦为辱，小人却对其大加顶礼膜拜，挖空心思地要将它的功用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西汉王莽最初以皇亲国戚起家，屈居人下，勉力而行，从而博取名誉，赢得了家族称赞，等到他登上高位，辅佐朝政时，又是一副为国家辛勤工作、公正贤良的表象，他表面上好像宽仁厚道，本质上却虚伪奸诈，他能篡夺皇位、窃取政权，靠的就是假仁假义。
王莽就其宗族而言，应该说是出身名门。他父亲虽然早死，但他的几个伯父、叔父在汉成帝时都出将入相、封侯受赏，王氏一门可谓显赫之极。
但王莽的家却是寒微之极：父亲早逝，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靠亲戚周济生活。但也正因此，王莽从小就练就了一套为人处世的本领，少年老成。无论心中多么难过或气恼，在亲戚长辈或外人面前，他都表现出十分愉悦、平和的样子，因此颇为宗族人所赏识。
有一次，他的大伯父病重，他得知后跑来，守候在大伯父床前，端药送水，守夜看护，一连几个月衣不解带，蓬头垢面，憔悴不堪，简直比病人还“病人”，比亲儿子还“亲儿子”。对此，全族上下无不夸赞，纷纷上书，为他请求封赏。
于是汉成帝封他一个新都侯称号，并命他任宫中侍卫，成了皇帝身边的一位近臣。虽然地位高了，权力大了，但王莽从不露出半点骄矜懈怠的神色，反而益发谦恭有礼，一方面广为结交公卿将相、名士大儒，一方面又赈济贫穷、轻财好施。而自己生活却十分俭朴，常常吃素菜，更不穿长袍大袖的礼服，只一身短装打扮。于是朝野众人一致以一个“贤”字称赞他。
后来，他的叔父大司马王根病逝，临终举他以代。皇帝及众大臣都认为他最适合，于是，仅仅三十八岁的王莽，便当了掌握全国最高军权的大司马。
大权在握后，王莽便开始一步步实现他的野心。
当时，大司徒孔光是著名的儒者，辅佐过三个皇帝，是皇太后所尊敬的人，全国人都相信他，于是王莽极力重用孔光，选用孔光的女婿甄邯担任奉车都尉加侍中衔。所有皇帝的外戚和他向来不喜欢的在职大臣，王莽都罗列他们的罪名，写成请示奏章，让甄邯拿去交给孔光。孔光一向小心谨慎，不敢不送上这些奏章，王莽再报告皇太后，总是批准这些奏章。
与所有奸臣当道的情形一样，依附顺从王莽的人就被提拔，触犯怨恨王莽的人则被消灭。王莽脸色严厉，说话一本正经，想要有所行动，只需略微示意，同伙就会遵照他的意图明白地报告上去，而王莽自己却磕头哭鼻子，坚决推辞那些事，对上用这种手段迷惑皇太后，对下用这种手段向广大群众显示诚实。
一次，大臣们向太后报说，王莽应该比照以前的大司马霍光和萧相国的成例受封。王莽上报说：“我和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决策拥立新皇帝，现在希望仅条陈孔光等人的功劳和应得的赏赐，放下我王莽，不要和他们相提并论。”大臣们建议说：“王莽虽然克己让人，朝廷还是应当表彰，及时给予赏赐，表明重视首功，不要让百官和人民失望。”皇太后便下诏书把召陵、新息两县民户二万八千家封给王莽，免除他后代的差役杂务，规定子孙可以原封不动地继承他的爵位和封邑，褒赏他的功勋，仿照萧相国的成例。任命王莽担任太傅，主持四辅的工作，称号安汉公。把从前萧相国的官邸作为安汉公的官邸，明确规定在法令上，永远流传下去。
当时王莽装作诚惶诚恐的样子，不得已才上朝接受策命。王莽接受了太傅的官位和安汉公的称号，辞谢了增加封地和规定子孙可以原封不动地继承爵位、封邑这两项赏赐，说是希望等到老百姓家家都富足了，然后再给予这样的赏赐。各大臣又力争，王莽又推辞没有接受，而建议应当把诸侯王的后代和自从高祖以来的功臣子孙赐封为列侯。
靠这些假仁假义，王莽赢得了大家的好感。
此外，王莽极力赢取太皇太后的信任。每逢四时八节，他就安排车驾请老太后巡游郊野。老太后数十年在深宫居住，见厌了青砖灰瓦、高墙重楼，一旦见到市井人烟、青山绿水，欢喜异常。又有王莽预先安排好的众多百姓的歌功颂德，满耳全是喜庆赞美之声，老太后更是高兴。王莽又预备大量钱财布帛，任老太后随意赏赐百姓，自然一阵又一阵招来前后左右的感恩戴德之声。太后身边的人也得到王莽大量的贿赂，无不在老太后面前夸赞王莽……从此，老太后更加信任王莽，索性把全部朝政放手交给王莽独自处置。
但是王莽仍不满足，因为他真正的野心是要当一位名正言顺、货真价实的真龙天子，要在所有人面前称帝，建立自己的王朝。
当他派堂兄弟王舜去向王政君索要传国玉玺，准备位登大宝时，太皇太后王政君才彻底地看清王莽的真面目。她痛骂王莽和王舜，把传国玉玺狠狠地摔在地上。从此，王政君与王莽彻底决裂，退居深宫，仍穿汉家服饰，按汉廷旧制生活，以示坚守名节，不与王莽同流合污。
公元6年，王莽正式称帝，国号为“新”。值此，王莽彻底暴露了“大奸似忠”的伪装面具。
小人得志常常令正义之士痛心疾首，百思不得其解。然而考察小人的发迹史，他们只是抓住并乐此不疲地运用了正人君子所不齿的“晦”作为实现其险恶目的的百变武器。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经验教训：一要警惕用晦的小人；二要比小人更善于用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