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将军为后人留下的丰厚遗产中，有一份具有十分浓厚人情味的珍品，即合理处理家庭与事业关系的方法。作为一个领导者，如何解决家庭义务与工作义务之间的冲突，确实是一件令人最伤脑筋的事情。戴高乐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冲突。他把生活划成各自独立的部分，使家庭和工作分隔开来。当他结束了一天紧张的工作之后，他的时间便不再属于办公室，也不会有人再去因公事打搅他，那是他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同样在他聚精会神致力于国家大事时，他的家庭不打扰他，也甭想和他商量什么事，用这种公私分隔的办法，他保持了平衡。
戴高乐的妻子伊冯从来不想出人头地，更不喜欢出头露面以博取名声。她一生的任务就是为丈夫和孩子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她认为：“总统的任期是暂时的，但是家庭是永久的。”她为戴高乐准备了一种简朴的、脱离外界的家庭生活，使他极其满意。
戴高乐夫妇有三个孩子，前两个孩子都长大成才，惟有第三个孩子安妮由于先天智力迟钝，年仅19岁便夭折了。在她身上，戴高乐倾注了满腔的父爱。戴高乐夫人在怀安妮期间不慎被汽车撞了。生了安妮以后，医生告诉戴高乐他们的女儿将会智力迟钝，可能永远不会说话。但是伊冯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只要安妮能和其他正常的小姑娘一样，夏尔愿意和我牺牲一切：健康、我们所有的钱、前程、事业。”他们深爱着安妮，不愿和她分离。当有人建议他们把她送进养育院时，戴高乐回答说：“她没有要求来到世上，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使她高兴。”
为了使安妮幸福，戴高乐抛开了全部的尊严。他经常拉着女儿的手绕着院子散步，用手抚摸着她给她讲她能理解的事情，和她一块儿跳小步舞，为她表演短小的哑剧，唱民歌给她听。在安妮短短的一生中，戴高乐是唯一能使她发笑的人。戴高乐害怕去世后无人保护安妮，便用自己的钱设置了一笔安妮·戴高乐托管基金，买下一座城堡，开办了一个养育院。养育院于1946年开张了。后来，戴高乐担保用他的回忆录的大部分版税来维持基金的偿付能力。
1947年，安妮在20岁生日前不久死于肺炎。在科隆贝普通公墓的墓地上举行的一个简短的葬礼仪式时，戴高乐和妻子满眼泪水，一声不响地站着，过了一会儿，他拉着妻子的手说：“走吧，现在她和别的孩子们一样了。”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仍然活着。戴高乐就是一位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伟人。用马尔罗的话说：“他是一个比昨天还古旧，比明天还新颖的人。”他是法国的代言人、保护人、先知、良心、鞭策者和灵感。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就是法国。法国不是一个联邦，而是一个整体。他体现了法国，他不仅在世界上代表法国人，而且对法国人来说，也代表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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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名李世民（599～649），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的名字意思是“济世安民”。太宗是他死后的庙号。他还是唐朝军事家、政治家、书法家。他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将中国封建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开创中国历史黄金时代的伟大君王
唐太宗生于开皇十八年（公元599年），在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出生，是唐高祖李渊与窦皇后的次子。公元615年娶妻长孙氏（登基后称长孙皇后）。公元617年，李世民随父亲、刘文静起兵反隋，攻入长安，并且灭隋。李世民被封为秦王。
李世民在担任秦王以后，战功彪炳。他经常出征，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力：破李轨，杀薛仁杲（薛举之子），败宋金刚、刘武周。在虎牢之战中，一举翦灭中原两大割据势力：王世充和窦建德。李世民自此威望日隆，尤其是在虎牢之战后进入长安时，受到部分军民以皇帝的礼仪招待。被李渊封为“天策上将”。
此后，声望逼人的李世民与自己的哥哥太子李建成，三弟齐王李元吉的猜忌日益加深。大臣间互相倾轧，分为两派。宰相裴直、谋士王珪、魏征、东宫卫士将领薛万彻等跟随李建成、李元吉为一派，谋士杜如晦、房玄龄，将领秦叔宝、尉迟敬德、段志玄、王君廓等跟随李世民为一派。大臣长孙无忌等暗中支持李世民。将领李靖、徐世勣、大臣宇文士及等保持中立。公元626年，李世民在长安城宫城玄武门发动政变，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和侄子，强迫高祖让位，自己即位为帝，次年改年号为贞观。在李世民统治其间，唐朝国力强盛，被称为贞观之治。晚年著《帝范》一书以教诫太子，其中总结了他一生的政治经验，也对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
630年，击败东突厥，被尊为“天可汗”。641年嫁文成公主给吐蕃的松赞干布。
公元649年，唐太宗得了痢疾，医治最终无效，命太子李治到金液门代理国事。李世民于649年5月病死于长安含风殿。葬于今中国陕西礼泉县东北50多里的山峰上的昭陵。谥号为“文皇帝”。
唐太宗在位共23年，虽然他在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远远比不上清朝的康熙和乾隆，但其业绩却是在历史上最杰出的，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唐朝在当时的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日本古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几乎是唐朝的翻版，至今日本中央的省（相当于我国的部）就是来源于唐朝中央的三省制。所以，后来人就用“贞观之治”来表达对唐太宗政绩的肯定和对贞观时期太平盛世的景仰和向往。
“内圣外王”的伟大之处
公元7世纪的初唐，是中国两千年的专制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依靠均田、租庸调和府兵制的确立，唐朝帝国奠定了经济、政治、军事的基础；中央三省的分工，平衡了权力，减少了政治上的错误。那时的帝国真是如日中天，到处一片兴旺，俨然今日之美国。帝国的声威突破了边界，其影响扩展到了日本、高丽、安南、印度和西亚；帝国的城市中还居住着波斯人、叙利亚人和阿拉伯人。广州港口外樯帆点点，丝绸之路上驼铃声声。唐太宗以自己的个人品格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作为帝国实际创建者的李世民，他聪明绝伦而又博采众长，学识渊博而又从谏如流，富同情心而又能果敢决断，好奇心重而又有鉴别力，不惧危难而且也不辞劳苦。帝国的文化政策也如李世民的个人品格，明智而开放，犹如海纳百川。儒家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地位重新得到了确立，科举考试制度打破了世族对权力的垄断；但对非儒教的思想国家也并不压制。高僧玄奘不辞万里赴印度取经，唐太宗亲自接见并为其佛经翻译工作提供种种便利；其他各种学者也都具有优厚的待遇。从各方面看，他都符合于“内圣外王”的标准。
文韬武略的集大成者
太宗的祖上为陇西贵族，父亲李渊9岁即被封为唐国公，后又为隋朝八公之一，是隋炀帝的姻亲。李世民自幼出身于官宦世家、将门之后，从小就受到家庭尚武习俗的熏陶，所受的教育也是文韬武略。因此，青少年时期的李世民就养成了“善弄弓矢，好于骑马”的习惯，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他那一身精湛的骑术，百步穿杨的箭法常令手下诸将佩服不已。不但如此，他还熟读兵法，博览古今阵列。文韬武略，时人难追。此外，他擅长诗书，是历史上一位难得的文武全才皇帝。
太宗诗文、书法都有建树。他一生写有不少诗文。编入《全唐诗》和《全唐文》的有文七卷、赋五篇，诗一卷69首。唐太宗最有名的一首诗是《尚书》。这首诗作于贞观11年。这年3月，唐太宗到洛阳巡视，在洛阳宫的西苑宴请随从大臣。在酒宴上，唐太宗指着苑内的景色和宫殿对大臣们说：“隋炀帝穷奢极欲，劳民伤财，修建了这一处宫苑，以致引起百姓造反。”并告诫大臣说：“洛阳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宇文述、虞世甫等人阿谀奉承、弄虚作假蒙蔽隋炀帝而修成的。对此，你们要引以为戒。”然后赋诗以示自己情怀；“日昃玩百篇，临灯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姿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诗中指出骄奢淫逸的君主多，而克俭的明君少；身败名裂皆是由于作恶多端，名留青史多是因为多做好事。
唐太宗的书法主要师从晋代王羲之。贞观年间，他曾多次搜购王羲之的书法加以收藏。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唐太宗视为珍宝，形影不离，从来不肯轻易给人看，死后，他还遗诏将这幅名帖陪葬。传说这幅真迹从此湮灭。唐太宗最擅长的书法技艺是飞白，这是一种橘墨用笔之法，字体显得苍劲老练，笔画丝丝透白，因而得名。唐太宗的书法技艺是很高的。在贞观17年，太宗曾在玄武门上宴请朝中三品以上官员，酒宴之上，太宗当场挥毫作书，赏赐臣下。结果大臣们纷纷抢夺收藏。
唐太宗不但非常重视书法实践，还努力提供技法研究。他自己就写了《笔法论》、《指法论》、《笔意论》等研讨技法的文章，从初学到深造的角度对书法作了精辟的分析。由于太宗大力推崇王体书法，推动了唐朝的书法改革运动，精辟了北派、南派的门户之见，使王体成为书法的正宗，使后来唐代书法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正是由于唐太宗的文韬武略，才使得在推翻隋炀帝的统治以及唐太宗主持朝政期间，许多奇人异士才纷纷仰慕，如过江之鲫纷纷归于他的门下，为唐太宗治理国家提供了雄厚的人才基础。
选官任贤的用人策略
唐太宗在即位之后，面临着如何处理原来属于太子李建成东宫集团的人员的问题。结果他听从了尉迟敬德的建议，很好的处理了这个问题。尉迟敬德说杀人过多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唐太宗便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原来太子一派的人，有才干的还委以重任，魏征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唐太宗的宽容化解了许多矛盾，也使许多原来站在对立面的人能够有机会转变过来，成为治理国家的有用之才。
由于唐太宗采取了宽容的政策，所以新的中枢决策班子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唐太宗的原来属下，加上李建成原来集团的人，构成了新的领导集团。因为李建成的消失，使原来集团互相之间的矛盾得以消除，共同为国家筹划方略，人才的最大限度的保留是贞观之治能够出现的很重要的原因。
领导集团顺利组成之后，唐太宗又和大臣们共同总结了隋朝的灭亡教训。隋朝本来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大帝国，经济实力尤其雄厚，所以隋炀帝才能有条件向西域商人炫耀，请他们来，还用上等的物质生活招待，最后还赏赐很多财物。据估计，隋朝当时储备的粮食够50年用的，但隋炀帝仅仅用了10多年的时间就使这个庞大的实力雄厚的帝国分崩离析，自己也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其中教训，值得后人总结。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唐太宗认真地总结了隋朝灭亡的教训，他总结出了三种原因。第一，奢华浪费，劳民伤财。隋炀帝为了享受，大修宫殿，为到南方巡游，大征民工修造运河。第二，生活腐化堕落，荒淫无道。为满足自己的贪欲，让全国进献珍奇宝物和大量美女。第三，战争太多，耗费国力。好大喜功的隋炀帝东征高丽，得不偿失，加上其他战争使得民不聊生，最终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隋朝的灭亡。
在惨痛教训的对照下，唐太宗下决心进行彻底治理，加上下属大臣们的通力协作，终于开启了贞观之治在中国历史上最美丽辉煌的画卷。
官员的选拔和任用是治理国家很重要的一条，这也是唐太宗治理国家的第一出发点。那么，应该按照什么标准来遴选人才呢？在唐朝建立之初，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重武轻文的传统还没有改变，许多大臣都是行伍出身，作战时勇猛无敌，但治理国家处理政务就不再是内行了。鉴于这种情况，唐太宗将选官的标准定在了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才干，一是德行。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唐朝的选官制度和考课制度，唐朝六品以下官吏由吏部和兵部选拔，以身（体貌丰伟）、言（言辞辨正）、书（楷法遒美）、判（文理优长）为基本的四个标准，除此之外，还用德、才、劳三个标准逐级次第选拔。五品以上的官吏根据政绩考核，最后由皇帝亲自裁定。正因如此，唐朝的楷书才在历史上首屈一指，出了颜真卿这样的楷书书法家，也因为科举考试考的内容是诗词歌赋，唐朝才有了那么多的诗人。
很多皇帝在选拔官吏时如饥似渴，急于求贤而降低了选才标准。但是唐太宗没有犯这样的错误。他是用才干和贤能严格衡量的。他有句名言，就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说得很有道理，但后来的一些贪官污吏却以此作为自己任人惟亲搞裙带关系的借口。在正确标准的衡量下，许多有才干的人被唐太宗纳入高层领导集团，这包括原来太子李建成手下的许多人，在李建成死后，东宫集团里有很多人想找机会加害唐太宗，最少也是在心理上和唐太宗处于对立地位。唐太宗却将这些人看成自己人来真诚对待，根据才干大小委任官职，从而争取了许多人为其效力。
唐太宗还非常重视官吏的个人品德，尤其是地方官吏的个人品德。他认为地方官是代表国家直接管理百姓的，他们的素质高低关系到百姓对国家的态度。他下令，县令由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吏推荐，而刺史则由他亲手选派。为了选好刺史，唐太宗花费了很多心血，他将全国刺史的名字等情况让人写在了自己寝室中的屏风上面，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及时地记录他们的功过，作为以后考核的重要参考。另外，地方官还要在每年的年终进京述职，其政绩则由吏部全权考核，最后根据评定的等级来决定升级或降级。
唐太宗还利用了在隋朝便开始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来考核和选拔人才。这使选人的途径增多了，选择的范围也扩大了，为一般的读书之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比原来的推荐制度更有它的合理性。科举考试分两种，一是常举，定期举行，一是制举，由皇帝决定临时举行，考中后，原来有官职的人便可以升官，原来没有官职的由吏部考核之后再授予官职。后来在武则天时期，还曾经举行过武举，考步马武艺，作为武官选任的条件之一，后来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战功的名将郭子仪便是从武举中脱颖而出的。
选好人才，该怎么运用呢？唐太宗对人才的任用很有特色，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而且是充分发挥其长处。对于房玄龄、杜如晦的使用就是他用人艺术的一个典型，他们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但却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用为宰相，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结果他办事异常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唐太宗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