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远近高低看历史 (1)
鲁迅曾说，一本《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历史，同样会有不同的收获。从政治的角度看来是失败，但是从学术的角度兴许又是成功；从小处看是进步，从大处看又是倒退。如此看历史，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
一 历史是不能分割的整体
通史，打通历史的主脉
一九六一年，钱穆应香港一个学术机构的邀请，前去讲解历史研究的方法。这时的钱穆已经离开内地十二载，他在香港成立新亚书院，并获得香港政府的嘉奖，被推为国史研究的权威。在钱穆开讲历史研究方法的之前，他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要研究中国史？
钱穆对此的回答是：“中国人当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的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知道了中国人的真实性与可能性，特异性与优良性。我们也可以说，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我们自己。譬如认识一位朋友，不能单在他的高矮胖瘦上去认识，还该知道一些他以往的历史，如姓名、籍贯、学历、性情、才干等，才算是知道认识了这个朋友。我们不仅要认识我们的以往，还要认识我们的将来。若非研究历史，这些都无从知晓。
“中国人当知道些中国史”，这个观点钱穆很早便在他的《国史大纲》前言中提到过。如何知道中国四千年的历史呢？钱穆提出了三种方法。
一是由上而下，从古到今，按照时代先后来作通体的研究。学习需要有一个起点，由此达彼，学习历史亦然。“例如这讲台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时即知道旁的东西非茶杯。我虽未知此许多东西是何物，但起码已知道了它决不是一茶杯。”如果读了《左传》，明白了春秋时代是怎么回事，再读战国史时，就能明白战国与春秋的不同。一般学历史者，都是从古到今，从先而后地顺次读下来，但“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几乎所有的历史典籍都可以作为历史材料来读，这样的学习方法需要花大功夫。
另一种研究历史的途径，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现代逆追到古代去。这也就是从现在生活的任何一方面开始，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学术思想的，循序上推，寻根究底研究，例如我们今天的国家地理疆域，是如何演变而来的，历代往上查找，最后可以找到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以及历史上周围各区域的归属问题。
还有一种比较灵活的研究历史的途径，就是依照自己的兴趣，以作为研究历史的肇端。例如听人谈到宋史，说起王安石变法与司马光反对新法，忽然引起兴趣，便不妨从此一处起，来学习宋史。从这里能有所体悟，欲罢不能，便延伸到其他处去，慢慢了解到整个宋代的历史。最后愈推愈远。比如受了某一师友的影响，或偶然读到一本新书，而得了某一项启示，因而引起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和动机，也尽从此入手。汉武帝、曹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但我们不能只知道一个是红面，一个是黑面，要能从容不迫，沉潜深入，渐渐能穷源竟委，鞭辟入里。
现在有很多人对日本的电视剧和动漫都很感兴趣，因此开始自学日语，也逐渐去了解日本战国的历史。这本是很好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只读《德川家康》，或者只看一部《德川三代将军》，不了解整个日本战国的局势，不知道日本战国之前的政治，也不了解德川幕府最后的终结，就不能真正地了解这一段历史。
因此在钱穆看来，从兴趣入手，由点及面的研究并不是最理想的历史研究方法，这样学习，会使你走到许多狭窄肤浅短视的路上去。
因此，即使我们要根据当前问题来推究，也得首先将此问题暂放一边，平心静气，仍从历史本身的通体来作研究，如此才能客观全面地认识到原有的问题。我们应该明白，从研究历史用心，可以解决问题。若仅从解决某些问题上用心，却不一定能了解历史。这等于说，明体可以达用，而求用心切，却不一定能明体。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研究历史，仍不如从头到尾作通体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体，再深入分着时期去研究一部断代史。对一部断代史有研究，再回头来接着重治通史，又继而再另研究断代。如此循环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远可大，明白历史上的时代之变，才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的大全。
自清代咸同中兴至新中国成立，蒋移至台湾，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有多次的变动，每一次变动也曾引起人们的鼓舞向往，以为中国有希望了。“但事实上，却是每况愈下，愈变愈坏。”这些变化究竟自何处来？又要向何处去？为什么总是变不好？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大问题，只有具备大见识，才能解答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先精熟这一部现代史，不了解中国历来的政治格局，而妄生揣测、空下断语，这样的批评是不能负责任的。只有先从通史入手，对现实的种种评价才不致肤浅荒谬。
钱穆本身是一个熟读中国通史的人，这一点和当时很多新学派的学者不同。有的人对中国历史所知甚少，但却大肆批评中国古代的封建愚昧，这在钱穆看来，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没有价值的。因此可以说无论研究历史最后的落脚点在哪里，通史都是基本的起点。
历史注脚；
通史
所谓通史，就是连贯记叙各个时代史实的史书，与断代史不同。首先要求叙述的内容广泛，军事、文化、艺术等，都要提到；其次要求在叙述中体现历史发展脉络或贯穿其中线索，给人一种整体的认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历时三千多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通史。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著名的通史。这两本书是我国历史上最有份量的史书之一，是历史爱好者首选的入门读物。
如何遴选通史读本
通史首先要求叙述的内容广泛，军事、文化、艺术等也要囊括其中；其次要求在叙述中体现历史发展脉络或贯穿其中线索，给人一种整体的认识。市面上很多《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往往都做到了第一点，而要做到第二点是比较困难的，需要著者的才华、积淀和理论素养。因此推荐历史爱好者在选择通史读本的时候，注意作者本身的学术功底。
制度，用章法来掩护人心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维持久远而不弊。遂为后世所传袭，此即中国历史传统一种不可推翻的力量与价值之具体表现。”钱穆评价中国的政治制度时，最反感时人用“封建”二字将历史一笔带过，他最愿意仔细好好地讲清楚的，便是中国历代的政治史。
政治不同于政事。如秦始皇统一，汉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内政、外交、军事等，都属于政事，归入通史范围。而政治重要在制度，属于专门史。一个国家，必有它立国的规模与传世共守的制度。这些制度，相互间成一系统，形成一个朝代的政治框架，这一个朝代的种种活动，都在这个框架之内进行。
中国专讲政治制度的书，有所谓“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后人又承续此三通，再扩为九通至十通。二十四史、九通，是中国史书中最大的两种分类结集。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自古迄今，有其内在的一贯性。其中有因有革，直到今天，还有历史上的传统制度保留着。研究政治史，先要读编年史，再转治断代史，然后再来研究制度方面的通史。
要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史，钱穆提出要注意两点：
一是研究制度，不能停留于制度本身，而要从与此制度相关的一切史料来研究。因为制度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政治而设立运用的，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的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的实际影响。把科举制放到九品中正的背景下来研究，便可以看出科考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另外，历史上记载的制度，往往只举其标准的一个阶段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如果认为每一制度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也会误解历史。
二是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制度背后的思想理论。这一点和西方有所不同。西方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著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希腊的柏拉图、近代欧洲的卢梭、孟德斯鸠。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学者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施展，也就少有理论书。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而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一部政治制度史，也是极好的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
钱穆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如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的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皆因有一种良好的政治为基础。
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这种赋税制度一旦订立，就容易获得全国人民的诚服。社会便可藉此安定几百年。纵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这种制度又复活了。朝代更迭不断，经济制度也只有几次大的调整，这种事情我们因为习以为常而不愿意花心思多研究，其实这种传承是很值得研究的。
但和西方历史相比，我们的赋税似乎没有制度，才导致革命。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但是多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中国存在千年还是有道理的，古代的一切并非完全要不得，只想抄袭别人。
要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同时，我们研究政治最重要的是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不单是一书生，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身体力行的政治家，他们的观点与当时的国情、国际背景等等，都是要综合考虑的。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的那一套制度，延续了几百年，即使朝代换了，也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的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家的伟大之处。
“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盲目全部学习他人，其实等于迷失了自己。中国历史自有异于西方之处，如果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而一味西化，中国的前途是很可以担忧的。
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意识到对传统的抛弃造成的后果，人们的思想没有了寄托，情感找不到方式宣泄。因此，国学热渐渐升温，人们又开始从以往被我们抛弃的“故纸堆”当中寻求安慰，毕竟，好莱坞的电影不能完全填充我们生活中的缺憾。
所以，钱穆主张今天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当比较参考西方的政治，但绝对不可以数典忘祖，因为“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
历史注脚：
正史中的制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