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历史需要细看 (6)
唐朝时候，皇帝朝见文武百官散朝后，门下省的谏官们便要参与皇帝和宰相的讨论。钱穆说，这是因为宰相有时候有不便同皇帝直接讲的话，可让这些小官讲出来。万一皇帝生气，也无法直接对宰相。谏官讲的对固然好，讲错了也无妨大体。人微言轻，阶位不高，顾虑也就少一些。有他们随从在宰相身旁，宰相可免同皇帝直接冲突，这是政治上的一种技术问题。
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谏官，谏官的职责是专门谏诤皇帝的过失，有同于御史大夫监察政府百官，谏官只盯着皇帝就行了。若把谏官也看作是监察官，则中国历史上的监察官可分为台、谏两种。
台是指的御史台，是天子的耳目，谏官则是宰相的唇舌。唐代的宰相手里已经没有御史监察权了，但谏诤权则仍在宰相手上。到宋代这一制度又变了。谏官不直接属于宰相了，也不准由宰相任用，于是台官谏官都成了皇帝的亲信了。
本来谏官是设来要求天子的，现在谏官脱离了门下省，不隶属于宰相。又是由皇帝所亲擢，于是谏官遂转成并不为紧盯着天子，反来过来束缚宰相。谏垣这种官署就成了与政府对立的势力。
谏官本是以言为职，讲错话转是不要紧，但是不讲话就是失职。这些谏官阶位低，权柄小，只是些清望之官。他们讲错话免了职，声望反而更高，更有升迁的机会。所以他们便和宰相唱反调，宰相说东，他们便说西，总爱对政府表示异见。以示自己尽职。这一来，谏垣就成了一个只发空论不负实责的反对机关。他们尽爱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又没有章法约束。就像在野党反对执政党一样，凡事执政党的政策，他们总能说出个一二三点不好来，而政府不能老不理他们的意见。
范仲淹与王安石的变法失败，谏官有很大的“功劳”。宋神宗一意信任王安石，要他来变法，然而谏官与宰相互相对垒，势如水火。当时的谏官，不像现代西方的所谓反对党，是分散的，孤立的。他们的立场，好像是专在主持公议，并非为反对政府。在道义的立场上，比近代西方的反对党更有力。宰相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就辞职，辞职了名更大。另一人上来，还是依照前一人的主张，继续反对。
从宋代始，便有了这种清议的风气。谏官台官渐渐变成不分。台官监察的对象是政府，谏官诤议的对象还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变成没人管。做宰相的既要对付皇帝，又要对付台谏，可以说是难以施展拳脚的。到后来，谏官锋芒太凶，闹得太意气，成了无聊的攻讦，社会和政府中人都讨厌谏垣，不予理会，谏官才失势。但是权相奸臣又从此出了头。
直到现在，给政府提意见仍旧是政治上的一个技术问题。用得太多则会引起内部矛盾，用得太少又会影响参政积极性。如何把握好这项技术，很多人还是愿意从唐太宗的贞观盛世中找答案。
历史注脚：
历史上的谏官
谏官在汉属九卿中的光禄勋，隶属于宰相。到唐代，谏官属于门下省，和给事中同属一机关，如谏议大夫、拾遗、补阙之类都是，大诗人杜甫就做过拾遗。这些官，位不高权不大，但很受政府尊重。大多数都是年轻后进，有学问、有气节，政治资历又不深的人。他们可向皇帝讲话。“拾遗”、“补阙”、“司谏”、“正言”这些官名便可以看出他们的职责所在。
现代“谏官”——参事
国务院参事室有50个参事的编制，目前的参事数量是35位。1988年实行聘任制改革之后参事的年龄范围控制在60-75岁之间，5年一任。聘任的专家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并且有参政议政能力的，为经济建设服务。这35位参事按照研究领域被大致划分为经济管理、可持续发展、农业、公交、医药和教育、环保、水利发展7个组别，参事以个人名义，用直通车的方式直接向总理副总理提建议，不带任何偏见，不带部门利益，比较客观、可信、公正。国务院对参事有很高的礼遇。可以旁听人大政协会议和各部级会议，一般的公务员没有这项“待遇”。中秋春节等重大节日国办和统战部会召开招待会，也邀请参事参加。
欲变学究为秀才，却转秀才为学究
宋代用人也需要通过考试来选拔，考试制度大体沿袭唐代，只是在细节上进行了小修小补。但宋代科举的影响，却与唐代不同。
唐代考试有“公卷通榜”之制。公卷就是由考生把平日诗文成集，到时遍送政府中能文章、有学问的大僚阅看。这些前辈看了考生平日的作品，心中便有了大致的品第，在未考以前，就有许多知名之士，获得了客观的地位。通榜是考后出榜，根据社会及政府先辈的舆论，来拔取知名之士，不专凭考试一日的短长。甚至有的主考官谦逊，因不了解这一次考场中的学术标准，不自定榜，而请有学问的人代定榜次，并有请应考人代定的，而应考人又自定为榜首状元。这样的事在当时是佳话，不算舞弊。
钱穆认为，考试的目的是为国家选拔人才，明白这个主要精神与本原意义，就不必在细节上斤斤计较。但有人要借此制度的宽大一面来作弊，于是政府就要为防弊而把制度严密化。一切制度都是如此。但制度越是严密，反而会失却本义，而专在防弊上下功夫。宋代考试制度远比唐代严格，那时有糊名制，所凭的真是考试成绩。但是考试成绩只是一日的短长，就算有主考官存心要录取他平日最得意的门生，因是糊名，寻觅不出学生的答卷，这个人就落第了。这样一来，考试防制严了，但是却并不能保证就能得到真才。
唐代考试由礼部主管，人才分发任用则都在吏部。礼部及第了，未必马上就能任用，因而仍需要经各衙门的首长辟署，在幕府中作僚吏，借此对政事先有一番实习。经历了五代的长期黑暗，人不悦学，赵宋朝廷刻意奖励文学，重视科举，只要及第就能得美仕，但这样反而不如唐代还能保留得两汉以来一些政治实习的优良传统。
考试制度在宋代虽然更严密了，但并非更有效果。然而在政府大力提倡之下，社会学术空气又得以复活。于是有许多人站出来想改革这种科举制度，王安石就是其中之一。
王安石变法中有太学三舍法，希望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又有贡举法，废明经、存进士，熙宁三年三月，进士殿试罢诗、赋、论三题而改试时务策。熙宁四年，二月，颁新贡举制，废明经，专以进士一科取士。另设“明法科”。
王安石的变法，一是想用学校教育代替考试。考试只能选拔人才，却未能培养人才。在两汉有太学，在唐代有门第，这些都是培养人才的。社会培养出人才，政府考试才有选择的余地。宋人颇想积极兴办教育，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二是想把考试内容改变，不考诗赋，改考经义。人人学诗赋，明白风花雪月的词句，用此标准来为政府物色人才，却不妥当。毕竟政府更需要那些有实干的人才。王安石于是自己亲自编订了一套经书，作为新式考试的参考教材。但改革后却所得不偿所失，考经义反而不如考诗赋了。王荆公王安石因此叹息，本来欲变学究为秀才的，不料却将秀才转变成了学究。
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重要的一部分。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多年。中间有改革、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才智，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直到晚清，西方人还采用这种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中的偏陷。让钱穆感到惋惜的是，当时的人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全否定了，不再重视，也不再留丝毫姑息的余地。
历史注脚：
门第消失，家学无存
唐代门第势力正盛，在那时推行考试，应考的还有许多是门第子弟。这些门第子弟在家庭中有家学熏染，但是到了晚唐，大门第逐步堕落了，门第传统全消失了。应考的多数是寒窗苦读的穷书生，他们对政治传统茫然无知。于是“进士轻薄”，成了晚唐一句流行语。至宋代，除却吕、韩少数几个家庭外，农村子弟、白屋书生、偏远的考童，骤然进入仕途，对实际政治不免生疏，也谈不上什么私人学养。
苏轼泄题
宋代的监考制度已经比前期严格了，但文人之间相互照顾还是有的。传说元祐中，苏轼主持礼部考试，在举行考试之前，托人将一篇文章送往李廌家。而李廌恰好有事外出，他的仆人将苏轼的文章放在桌子。送书信的人离开不久，章惇两个儿子——章持、章援来李家拜访，看见放在桌上的文章，喜出望外，拿回去认真揣摩。李廌回家之后，不见苏轼的文章，心中怅惋不已。考试时，试题果然与苏轼所写的文章十分类似。章持、章援模仿苏轼的文章挥笔而就。而李廌则表现不佳。
四 近代史上的退步之朝
皇权膨胀的副作用——太监
西方在近代史阶段走上了一条发展工业的道理，成为世界的中心；而一直为文明大国的中国，此时也进入了明朝，从1368年至1683年，三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却慢慢落后于西方，特别是在政治制度方面，比之唐宋更是大大退步了。
钱穆最反感别人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独裁的，但他却说：“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汉、唐、宋诸代，相权还在制约着皇权，只是比重有所不同。但是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宰相正式从中国政治制度中消失了，此后清朝也没有宰相，明代宰相的废止，就是政治的一大退步。
据正史记载，明代开国之初有宰相胡惟庸，胡惟庸因自恃与朱元璋一起南征北讨多年，在位居宰相之后，骄横跋扈，结党营私，并且派人暗中招兵买马，准备谋反。后来被明太祖发现，将胡惟庸处死。胡惟庸死后，他生前诬陷忠良、贪赃枉法的诸多罪行都被揭发。明太祖大为震怒，从此废止宰相，不再设立，并告诫子孙永远不准再立宰相。
三省之中，明太祖废去中书门下两省，只剩尚书省，但没有设尚书令和左右仆射，由六部分头负责，就叫做“六部尚书”，等于升本司为部长，六部首长，各不相属，这些尚书都是最高官阶的二品大员。
此外有一个都察院，前身是御史台，专掌全国各事的弹劾纠察。还有一个管理章奏的通政司，一个主平反的大理院，这三个部门加上六部，合称“九卿”。刑部尚书、都察院、大理院合称“三法司”，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由三法司会审。这九卿互不相干，都直接隶属于皇帝。
经过这样的改变，一切大权就集中到皇帝。皇帝一个人当然管不了这么多事，就有了秘书处，称为内阁。皇帝的秘书就是内阁大学士，这些人的办公地点都在内廷，所以这些人又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内阁学士官阶五品，在朝廷上地位不高。上朝排队，大学士的朝位在尚书的下面。
这些内阁大学士，在太祖时，主要是皇帝的顾问，帮忙执笔传旨，没有什么决定权。
北京故宫主体建于明成祖永乐年间，体现着当时皇帝的办事规模。前面三大殿是朝会之所，后面如乾清宫等，由皇帝住宿。他天天要到前面来办公，距离相当远。加上北京多风干燥，秋冬春三季都相当寒冷。而皇帝上朝一般都要在日出前，天不亮就朝会，皇帝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
一般官人多半住宫外，上朝路远，骑一匹马，带一个仆人，掌一盏灯笼，四更五更就要去。到了紫禁城，仍准骑马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多数要下马走进朝房，静候皇帝上朝。那时也没有暖气，有些木炭火，摆在空空的屋子里面，没有什么取暖效果，上朝的条件很艰苦。
明制一天要早朝、午朝、晚朝三次，有时候还要专门到御门阳台上，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明太祖是开国皇帝，以前在皇觉寺做过和尚，粗活儿累活儿都干过，这样上朝自然不在话下，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也还是亲手打天下，搬到北京以后凡事亲历亲为。但再往后的皇帝，长在深宫，就赶不上老祖宗有精神有活力了，天天出来上朝见群臣，都是一个很难的任务。今天的事情推明日，群臣们的问话也无辞可答，后来皇帝就只有偷懒，把政权交付内阁，阁权慢慢地大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