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带着思想读历史 (5)
刘知几读书
据史书记载，刘知几十二岁时，父亲叫他读《尚书》，但是他说自己读不进去。如果和他讲《左传》里面的文章，他就开心了。刘知几自己说：“始在卯角，读班范两汉”，可见刘知几从小偏科，只读史而不通经。这是走了“偏锋”，不能对学问有大体的了解。这便让他的《史通》有了一大缺点，“薄”，不能像《文心雕龙》那样通透而大气。
欧阳修《新五代史》，正史中的异数
如果将中国的史学划分成一段一段来评价，从《春秋》到《史记》，是史学的一段黄金时代，而时代背景则是春秋战国的乱世；从东汉到唐初刘知几的《史通》，是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时代背景也算中衰，史学发展虽然看起来很繁盛，但是钱穆说它不够理想；第三个阶段是宋。宋代衰弱，但是史学比第二时期要胜。为什么这样说，钱穆以宋代的欧阳修为代表做了解释。
钱穆所要说的，并不是他“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的《醉翁亭记》，也不是他“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雅致诗词，而是他的《新五代史》和《新唐史》。
唐代以后，中国人修史都是政府委派，公费编撰。唯有欧阳修的《五代史》，属于他的私家著史。
欧阳修之前，已经有前辈薛居正主编的《五代史》，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体例和写法都不同于薛史。《宋史·欧阳修传》中的话可以作为他别出心裁的原因：“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这里所说的“《春秋》遗旨”即《春秋》笔法。欧阳修感叹“呜呼，五代之乱极矣！”他所要做的，就是将那些寡有“廉耻”的现象写出来，让后人明白是非曲直。
欧阳修的这部《新五代史》，并没有在他的有生之年得以发表。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朝廷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了金朝最有汉文化的章宗时，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史。
用钱穆的话来说，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文比《史记》，而义理近《春秋》。文比《史记》，是因为欧阳修本身就是一个大文学家，他在文学上的造诣，要高出列朝史官很多。因而他的文章读起来本身就一种享受。
说他义理可比《春秋》，是因为他对历史的觉悟，著书以惩恶扬善激浊扬清为宗旨。也就是既有精彩的史情，也有诚恳的史意。
五代为期五十四年，但是有八姓十三君，除了梁、唐有三十多年，其他都是短命王朝。而且这些政权之外，还有一些小的政权独立其外。因此有很多人做过好几个朝代的臣子。这就让史家很难按断代来写世家列传。旧史按照谁死在哪一朝就列为那一朝的臣子，而欧阳修则是列了一个“杂传”，将那些可以入传但又身份复杂的人，挑出来完完整整地讲清楚。在唐是什么，到了梁、后唐、晋、汉、周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写得清清楚楚。
有人说这样写目录不好看，但是这种目录正体现了乱世的特点。
当然，最让钱穆欣赏的，还是欧阳修每以“呜呼”开头的一段议论。一个史家的眼界和修养，全在这评论当中了。欧阳修坚持分清是非，这是对历史的一种负责任，也是对后世的负责任。
欧阳修曾和宋祁一起编修《新唐书》。其中“志”和“表”都是欧阳修所写，也最受后人的称赞。完成之后，照理应该署上一个总编撰的名字，就像《隋书》署了魏征之名，其实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但是他官最大，就归在他名下。《新唐书》的署名，欧阳修坚持分开，因为他说宋祁的年龄比他大，作为后辈，他不敢独享此书。结果，《新唐书》就分开署名，谁写的就署上谁的名。宋祁说，欧阳修是他见过的最谦虚而又尊重别人的人了。后来欧阳修总其成的时候，没有删改宋祁的一个字。
钱穆说，“各人有各人的学问和见解，欧阳修的这种态度，值得钦佩。”当然，欧阳修的书中不只是谦德可风了。他对材料的加工和提炼，才体现出了一个史家应有的风范。宋代得一欧阳修，史学之幸！
历史注脚：
欧阳修
欧阳修的第一个家喻户晓的身份便是与唐韩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他不仅在文学上深有造诣，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在政治上还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而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欧阳修在诗、词、散文上均为一时之冠。他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立编撰《新五代史》。
乱世称帝
《旧五代史》主要是跟着前朝的正史路数，收集了众多材料而成的。但是只归纳材料算不上历史。比如五代中的梁帝朱温，原本在唐朝时被赐姓为朱全忠，后来篡位便做了皇帝。旧史中一开篇就是他的本纪，称之曰“帝”。而欧阳修则是一开始称他朱温，到了唐朝被赐姓以后称为朱全忠，到了梁朝才称为“帝”。
四 评大师读史：交响乐中拉二胡
摘下康有为的学术假面
在钱穆的著作中，《刘向歆父子年谱》属于较早的作品，正是这部作品让他得到顾颉刚的赏识，将他推荐到北京的大学任教。这本书作于1930年，当时康有为已经去世三年，但他对时人的影响还一直存在，钱穆的这部书，可以说就是专门针对康有为的一些观点而做的。
以对晚清今文经学家如谬平、康有为等认定刘歆伪造古文经一呈，令人信服的证据否定了今文经学家的观点，了结了晚清道咸以来的经学今古文争论的公案，在北方学术界一举成名。
“考”即为考证、考察的意思。《新学伪经考》将历代尊崇的“古文”经典，如《周礼》、《逸礼》、《古文尚书》、《左传》、《毛诗》等都认为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因此都是“伪经”。而刘歆制造伪经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王莽篡夺西汉的政权、建立国号为“新”的朝代，所以古文经学是新莽一朝之学，只能称之“新学”。这种对所有古文经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批判的做法，在政治上打击了“恪守祖训”、不愿变法的封建顽固派，为资产阶级改良预热。
《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把孔子极力描写为一个力主改革的圣人，把大同思想说成是孔子教义的最高境界。这本书其实也是康有为打着孔子的名义，来减少新法推行中的阻力。康有为曾任孔教会会长，并且曾致电黎元洪、段祺瑞，提出祭孔要行跪拜礼，说“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为？”其实，对孔子的尊重也是出于他对自己主张的保护。
康有为的变法动机是为了让清朝强大起来，摆脱压迫和侵略。但用钱穆的话来说，他是急于“史意”而忽略了“史情”。对传统经典的彻底否认，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情况。在一个不牢固的史情之上，史意也只是空中楼阁。因此他的“大同书”不仅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反而受到很多人的抵制。他的书刚出，就被政府官员勒令销毁。
公车上书、百日维新，都是康有为主导主演的历史剧，但唱得并不顺利。毕竟清朝的命运不能靠一个皇帝来挽回，为了变法而伪造历史，这样的做法也站不住脚。
钱穆在他的《历代中国政治得失》中说：“也不能说康有为的理论全不对。他说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帝有无是无关紧要的。当时英国有皇帝，德国、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们不必定要革命废皇帝。但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满清皇帝的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
钱穆说康有为虽然在政治上失败了，但是他在学术上的影响力还在。“他跑进北平东交民巷荷兰公使馆，就在里面叫人再翻印他的《新学伪经考》，果然在北平市上还有很多人买他这书。他在学术思想上还是领导着一个新的方向，然而辨伪过了头，其实是荒唐的。”
因此，钱穆要通过实实在在的考据和论证，来揭下康有为这位政治家的学术假面。在《刘向歆父子年谱》中，钱穆以《史记》、《汉书》为基本依据，列举二十八证，反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论点。
不过，钱穆并没有彻底否定康有为的思想。毕竟政治上的进步和学术上的造假，要分开而论。康有为所说的孔子托古改制，钱穆承认古代有托古改制的做法，比如《尚书》中的《尧典》，就是战国人伪造，是战国末年人一个理想政府。但他不能同意康有为拿这话来讲孔子，说孔子以前，根本没有尧舜，没有《尚书》，没有周公。总的说来，钱穆提倡读史辨伪，“但辨伪工夫中寓有甚深义理，不能轻易妄肆疑辨。”维新领袖康有为，还有当初赏识钱穆的伯乐顾颉刚，都是辨伪疑古过了头，钱穆坚持要从学术上来“据理力争”。
历史注脚：
康有为
康有为出身于士宦家庭，是广东望族。康有为最初受到祖父和老师的影响，崇尚宋明理学，随着阅历的增加，他逐渐对理学不满，随后开始接触到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并且游历了香港上海，接触到资本主义，从中学转为西学。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虽然没有考取，但是他上书光绪帝，提出了学习西方。回到广东后，他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假新闻”公车上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正在北京考完会试，等待发榜。《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突然传来，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这是我们历史书上所学的“公车上书”。
但是经过历史学家姜明先生的考证，当时上书反对签定条约的远不止公车们，先是大批现职官员从４月１４日就开始接连上奏，４月３０日起，都察院每天都有大批举人上书，仅５月２日那天，就接到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３４２人；这样转奏到５月８日才结束，上书总量３１件，签名者１５５５人。其中梁启超领衔广东举人８０人上书，只是诸多上书中的一件。因此，所谓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作为“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
梁启超，有史才而无史学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不说的人物，他是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在进京赶考的时候，梁启超接触到了康有为，并拜他为师，逐渐成为维新派代表人物，并曾参加了百日维新。
梁启超的身份比康有为更加多面化。康有为在史学上，仅仅只是利用了一把史学，还算不上一个史家；但是梁启超则是在史学上正儿八经地做了研究，而且史学是他诸多研究中成绩最为卓著的一个领域。因此，钱穆只是大概地批评了“门外汉”康有为，但是对于梁启超，钱穆则较为细致地进行了“专家点评”。
虽然梁启超的学术背景较之康有为更加厚实，他在宣传、教育方面的主张也更加具体可行。但钱穆对他的学术作为还是不甚满意。这一点从他们两人的著作表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梁启超于1923年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于1937年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于1921年在南开大学演讲，演讲内容汇集成书，书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于1961年在香港做八次演讲，演讲内容汇集成书，书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
在历史上，研究同一领域并以一个名字，这不足为奇。范晔著《后汉书》的同时，还有七家著《后汉书》。但是范晔的《后汉书》在理论和艺术价值上都高出同名的书，另外七家的《后汉书》也就没有流传开来。
然而像钱穆这样，有前辈大家著书在前，自己写同名著作在后，前后相差不过几十年的则很少。钱穆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较深，作为一个后来的研究者，他有很多方面不同意梁启超的观点，所以毫不避讳地写了两本同名书籍，也不介意别人拿来作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