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带着思想读历史 (1)
蔡元培说，读历史而得古人知识，以此为基本加以研究，人类知识才能进步。读历史而知古人行为，明是非究成败，借以反省自己，人类道德与事业才能进步。
任何历史，都需要一番思辨和总结，才有灵魂和深意。读史的方法决定着我们读史的效果和收获，作为历史教育家的钱穆，不仅说史，也说如何读史。
一 读史的准备课
学术如榕树，落地生根
我们的船渐渐逼近榕树了。我有机会看清它的真面目，真是一株大树，枝干的数目不可计数，枝上又生根，有许多根直垂到地上，伸进泥土里。一部分树枝垂到水面，从远处看，就像一株大树卧在水面上。那么多的绿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点缝隙。那翠绿的颜色，明亮地照耀着我们的眼睛，似乎每一片新的生命在颤动。这美丽的南国的树！
这一段文字，我们都不陌生，这便是巴金在广州看到榕树写下的一篇散文，后来被选进语文课本，叫《鸟的天堂》。一株榕树，可以形成一片榕树林，看不清谁是根谁是枝，这样奇妙的景象，钱穆也用来做了比喻。他说：“学术等于我们在南方见到的大榕树，一根长出很多枝条，枝条落地再生根。”
经学是我国古代学术的一个大根，长出了《易》、《书》、《诗》、《礼》、《乐》、《春秋》六艺。其中《春秋》这一枝又落到地上，生出了《史记》，如此长出来便是一棵大树，《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就是这棵树上的枝桠，往后不断向上长，分出十三类，二十四史，三通十通出来，这是史学的一枝。文学上，《诗经》一落地，便长出了汉代人的乐府，乐府慢慢长成新条，如古诗十九首等，后来又长出律师、绝句这些枝桠。又比方说，诸子百家这一大丛枝桠中，老庄之学落地，生长出了王充的《论衡》，另外变成了一枝。
这棵榕树，虽然新的枝条在不断生长，但是旧的也还在。学术正是如此，虽然新的东西在不断发展，但是旧的基础没有消失，新旧可以并存于世，也可以同时衍生出新的枝条。如一个清代人，既可以在前人衍生出的新枝条上发芽，也可以在六经的老树根上发芽，并不矛盾。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的国学才显得如此繁荣而又复杂。但其中其实有先后可循。
历史本不是一门专门的学术，就是在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写史学上的开天辟地之作。虽然《尚书》、《春秋》当中的文字都可以看做是史料，人们并不看重史学。在魏晋时期，经史子集中的史所占的分量与经比起来，还犹如一棵榕树与旁边有三两叶子的小枝桠一样。史学独立成一棵树，并有自己的“史学”之名，正是从《隋书·经籍志》开始的。
在《隋书·经籍志》中，史部被分为十三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钱穆说《隋书·经籍志》中的变化，是历史上一件极大的事情，比汉光武帝、曹操这些政治人物的影响还要大。
了解史学这一株榕树的成长史，不仅让我们知道了史学发展的大体，也让后人在学史读史的时候明白，史书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在它的根部，还与其他的文献典籍联系在一起，正如章学诚所说“六经皆史”，读历史不局限于史学这一枝，整个中国古代的文献这一片榕树林都是需要研究的。
钱穆个人最反对的读史和做学问的方法，就是给自己画一个圈，只去研究圈圈里面的内容，一旦超出这个圈，再好的书也不想读。这就像看榕树，只盯着眼前这一枝看，忽视了旁边的大片丛林，也就看不到这一枝的全貌和整个榕树的形状。
在讲唐代史学的时候，钱穆向听众推荐了《贞观政要》和《通典》两本书。他说要仔细读的书并不多，但重点的几本不能省略，就像游北京，故宫和长城还是要去看一下，而四合院并不是每一个都要走的。读了几本经典的史书之后，还应该看一看《论语》、《孟子》之类的。“为什么要圈出一个小圈圈，在这小圈圈里拼命找材料，作一篇论文，也得二三十万字。这只是现前的时代风气。”
大家不拘于一个小领域，讲中国史也不该只从战国讲起。中国思想，也不止老子孔子。“诸位不要说我不学思想史，这些和我无关。做学问的先把自己关在一小圈子里，坐并观天，所见自小。若说此刻没有工夫，这却不要紧，可慢慢来，此事不争迟早。”钱穆在讲历史的时候，最关心的还是听者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的方法，他崇拜朱子的博大，反对在学问大范围内，重重筑关筑墙，因为画地为牢，只会将兴趣、理想、抱负关死。面对看起来复杂茂密的国学丛林，从一枝飞到另一枝，便能给自己更多的空间，如果飞得高一些，还能看到整个榕树的面貌。心有全牛，自能游刃有余了。
历史注脚：
钱穆说朱子
钱穆对朱子特别尊崇。他曾著有《朱子新学案》，赞扬朱子，“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朱子重视读书，后来有人总结为“朱子读书六法”，即是：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在钱穆言中，孔子集古圣之大成，而朱子则集孔子以下诸贤之大成，于儒学、理学都有非凡的创建。
中国读书最多的人
谁是中国读书最多的人，在古代应该是康熙朝的陈梦雷，主编了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可以说是读尽了当时的天下书。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学者里，钱钟书当属读书最多的人。钱钟书80几岁还在读书，终其一世，手不释卷，出中入西，博通六七种西方语言，他的读书量之大，在现代学者中应该无出其右者。
有灵魂的材料才是历史
一纸《报任安书》，让太史公的两难和诚恳名垂千古，如果换做另一个人来写这个为著书而忍辱负重生活的故事，会是怎样的文章？断不会有司马迁自己体会到的那般深切残酷。
同样的材料在不同的人笔下，便会有不同的故事。写书如缝衣裳，虽然都是用的布，但是不同的裁缝能做出袍子、裙子、裤子，这便是方法的不同。《尚书》、《春秋》、《史记》，是中国史书中三个阶段，也是三种体裁。它们虽然都是写的历史，但是《尚书》是记事的，一件一件事地写；《左传》是编年的，一年年地记载；而《史记》是传人的，一人一人地写下来。
不仅是记事的方法可以体现作者的见地，对历史的取舍也同样体现了一个人的立场。四千多年来的历史，要变成书，史家做得最多也还是删减故事。
司马光在编辑《资治通鉴》的时候，他的工作室还包括刘恕、刘攽、范祖禹和儿子司马康。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在具体分工上，司马光当然是总编和录排编校总指挥。
在编书时，为了突出自己的劝上意图，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虽然屈原是历史上著名的人，但是司马光认为他对当时的政治没有什么影响，因而不取。不仅参考了大量的正史，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也不下300多种。初稿长编长达3000多万字。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
编完一部《资治通鉴》，剩下没用的材料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身患编辑职业病，“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
司马光对史材的把握，紧紧扣着劝诫君王的主题，因此《资治通鉴》后来成为一部帝王教科书。欧阳修与薛居正同写《五代史》，但是欧阳修凭一己之力编出的《新五代史》却受到钱穆的称赞，认为它要高出旧史很多。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与薛居正主编的旧史不同，他不是奉朝廷之意，而是私家所撰。他常以“呜呼”开头，“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他作史的目的，就是为了抨击那些他认为没有“廉耻”的现象，达到孔子所说的“《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的目的。于是他模仿春秋笔法，自编新史。
司马光与欧阳修，都是将材料作为自己的工具，赋予它们灵魂。钱穆所担心的，则是在他那个时代，写书的人只把众多材料凑配，写史者自己变成了工具。“做学问该以自己为主，做那使用材料的人，不是为材料所用的一个工具。”
在周公时，中国古人本没有所谓史学、经学的观点。一切创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章法可循。孔子作《春秋》，后来被奉之为六经之一，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史，但在孔子脑子里，也没有如我们所谓“编年史”三字。
像周公和孔子，才是钱穆所说的“真创作”，如果要别人来找材料，就不算用心，而学习贵在用心。书人人能读，文章人人能写，材料人人能用，但是各人的用心不同，读书、作文，都会有高下之别。
钱穆比较推崇清代章学诚总结的史学三要，也就是有史才、史识与史德。
史才，就是分析与综合的能力。将一件事解剖开来，从各方面去看，如汉末黄巾之乱，可以从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学术思想民间信仰种种角度去看，然后才能明白当时的社会情况；另一方面要有综合的本领，能将表面上看起来不相干的两件事情，能看成一事的多面，这种才智就是是史才。
史识，用钱穆的话来说就是“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如一块石头有坚固和洁白两种性质，这本是不能分开的，而我们的思想能把捉住这两种不同，看历史也要这样来把捉。这样的能力，就是史识。
史德是一种心智修养，要从史才与史识中逐渐培养出来。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些心理修养就是史德。
综合这三种能力，材料便不简单只是材料，而可以成为研究历史、走进历史的阶梯。最后也是提高心智修养，加深我们的见识和智慧。
历史注脚：
司马迁的痛苦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到自己的尴尬处境：“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闒茸之中，乃欲昂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章学诚
章学诚，乾隆43年（1778）进士，清代史学家、思想家、方志学家。字实斋，又称为章实斋，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早年博涉史书，中年入京，官国子监典籍。五十三岁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主修湖北通志。力倡史学，以“六经皆史”说纠正重经轻史的偏失，代表作品为《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学术价值甚高。
无门户之见，但慕大师遗风
南北朝时期的大思想、经学家颜之推著有《颜氏家训》，这是中国历史上名人著家训教子立说的先河。颜之推之子颜思鲁，也是博学之士，思鲁的儿子中又有颜师古，遵循祖训，博览群书、学问通博，擅长小学，并成为贞观年间一大经学家。颜氏的后人当中，还有大书法家颜真卿。颜氏一门成为后人研究家学传承的范本，这一个庞大的学问之家被称为“琅琊颜氏”。
中国历史的学问极讲究师承，而师承莫过于家学渊源。在古代，几乎绝大部分的著名的学问家都是有家学根底的人，“学术父子兵”比比皆是。
在经济和交通都还不甚发达的古代，口耳相传，耳濡目染是最好的教育方式。所以家学成为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包括做个打铁的生意，都是子承父业、代代相传，被称为“畴人之学”。
钱穆对这种学问继承的现象，有一个批语，叫做“门户之见要不得，而师承传统则不可无。”做学问既要知一家之言的来龙去脉，又要防止门户之见、狭窄短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