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下来将简要地考察经济增长性质变革的另一方面，那就是高水平的经济绩效对于家庭和经济体产出分配的影响。那些担心平等主义议题的人们倾向于将分配理解为实物商品的分配，如食品、衣服和住房，这些实物商品在以前的价值消费中占到了80%以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谓的贫困就是指缺乏这些有形的生活用品，并且容易生病和早亡。在那个年代，你也能够看见直接的计数、称量或者测量的物品构成了绝大多数的经济产出。
在20世纪最后60年左右的时间里，产出中实物产品占主导的现象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消失了。随着医生、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律师、教师、工程师等专业性从业人员的增长，非实物产品逐渐占据主导，而这些专业人员从在1900年仅占全体劳动力的4%到今天的超过30%。与此类似的，现在资产的主要形式已经不再是房屋、机械或者输电网络，而是经济学家称为“人力资本”或者“知识资本”的劳动技能。正是这些非实物资产的规模和质量，决定了个人和商业实体在竞争市场中以及普通人在生活中的成功与否。
统治了20世纪大多数改革运动的平等主义方针的议事日程，即现代主义的议事日程，是以实物再分配为基础的。而后现代平等主义议事日程所强调的分析并不是货币收入的分配，也不是食品、房屋或者耐用消费品的分配。尽管实物商品分配仍然存在着不得不令人强调的明显的不均等，但是在富裕国家中，如美国，最难以处理的是精神方面或者非实物资产方面的分配不公。这些正是自我实现斗争中的关键性资产。
苏格拉底的问题“怎样才算是好的生活？”是我们思考后现代平等主义议事日程的内容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这个问题不但对于那些富裕的雅典人子孙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整个历史中拥有土地的富人的子孙而言也是同等重要的。为了从满足物质需要所必需的工作解放出来，这些人在公共服务、军事冒险、慈善事业、艺术、神学、伦理学以及道德哲学中寻求自我实现。他们对于非实物商品是如此的全新投入，以至于亚当·斯密认为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忽视了他们的资产，而且缺乏改进耕种方法的兴趣。他写道，“这样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很自然地使他倾向于去美化那些满足他的想象的东西，而不是为了那些他几乎没有理由去做的事情努力。”
在一个大部分人缺乏充分营养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世界里，自我实现可能确实看起来像是纯粹的装饰，但是在一个即使连穷人也富裕的国家中就不是这样了，这里我们采用了过去的或者第三世界的标准来判断何谓富裕。这正是美国现在的状况，因为其贫困线所处的真实收入水平在一个世纪以前只有在收入分布中位于前10%的人才能取得。技术机能进化已经将寻求自我实现从整个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扩展到了几乎全部人口。
一些平等主义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当今美国穷人的实物水平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他们把现在和过去的生活条件混淆了。如果未能认识到20世纪中即使对穷人而言其物质财富也有相当巨大的增加，这就会阻碍而不是促进在富裕国家中针对持续性贫困的斗争，因为这里贫困的主要特征是同社会主流在精神方面的疏远。尽管实物援助在克服精神疏远的斗争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如果人们想当然地以实物环境的改善会自然而然地带来精神上的改善的话，那么实物援助也很难发挥作用。
个人潜能的实现并不能被国家立法规定，也不能由富人提供给穷人。政府并不能把那些拥有优秀品质的人身上的美德转移给那些并不具备这些美德的人，富人也不可能开出以优点为面值的支票。自我实现必须由每个人通过自己的一系列宣传来逐渐发展。这里对于个人选择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其他个体或者组织没有任何的作用。恰恰相反的是，个人选择的质量和可能的机遇与这个人多大程度上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精神上的资源密切相关。
对于精神上公平的要求并不是那么的需要金钱作为一种获得非实物资产的手段，因为这里的非实物资产大多数是通过私人转移发展起来的，并没有通过市场。此外一些最为关键的精神上的资产，例如，坚定的意志、自尊、遵守纪律、对机遇的洞察力以及对知识的渴望，都是一个人非常年轻的时候从别人那里转移而来的。
虽然在各个年龄阶段都有精神上贫乏的人，但是这在被疏远的年轻人和年纪渐老的人身上体现得最为集中。很多这样的年轻人都是单亲家庭中的子女，他们的母亲大多数是精神上贫乏的人，所以根本无法转移至关重要的精神上的资产给他们。另外一个比较集中的群体是年纪渐老的人。在美国超过65岁的人群中有1/3的人受到抑郁症的困扰，因为他们与通常的社会网络的联系被切断了。
要解决这些严重的社会性和经济性疏远的问题需要各种各样的新型教育项目和教育体系来指导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这些项目紧紧依靠政府或者主要依靠政府都是无法完成的，还需要动员大批精神上丰裕并且准备提供帮助的人。在我最近的一本书《第四次大觉醒与平等主义的未来》中，我大概描述了一个动员这些精神资源的计划，其中包括了对现存教会组织更加系统的利用，而这种利用同已有的政教分离的传统系一致的。
经济增长变革的第三个方面是耐用品和高科技服务的全球市场所在地迅速和彻底的转移。这已经很难说是什么新现象了。过去的10年中出现了数千篇文章描述了形成中的东南亚市场。然而，我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这些进展对于下一个时代中全球经济增长的演变的充分含义。
为了说明我的观点，我将集中讨论八个经济体，它们都位于通常被称作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地区。其中包括了已经进入所谓富国的黄金集团“亚洲四小虎”：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还包括仍未达到这一目标的四个国家，它们是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世界仍然把这四个国家当作贫困国家。作为一个团体，在从1980～1995年的15年中，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这些国家的年平均GDP增长率为10.7%。不考虑金融因素诱发的不稳定性，这些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恢复为6%～8%的水平。结论是，它们的GDP总量在1999年达到了6.5万亿美元，这大约等同于五个最大的西欧经济体GDP的总量，还相当于美国经济规模的4/5。
那么2030年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假设欧洲和法国继续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采用传统的GDP衡量方法），这是它们近期的最高记录。我们同样假设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增长率仅仅达到其在过去20年中增长速度年均水平的3/4（包含金融危机时期）。在这些假设下，新兴工业化国家的GDP总量将达到大约60万亿美元，或者说超过欧洲和法国经济总和的15%。
如果这种情形持续下去的话，而且我们相信这是完全可能的，东亚和东南亚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市场，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跨国公司要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并且规定新产品的标准。谨记，亚洲小虎们已经实现的我这里所说的这种类型的增长达一个时代之久，日本也差不多做到这点。
前面的这些分析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很多巨型跨国公司愿意冒着风险来中国和东南亚投资，甚至不顾许多仍摆在投资面前的困难。刚才林教授已经提到，我是1999年第一次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我对汽车工业作出了预测，我当时对中国汽车的预测可能是低估了。从2002-2004年，中国汽车工业的年增长率达到了35%，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汽车的年产量将超过现在全世界的年产量，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汽车年产量将达到1600万辆。
我最后用一个问题作为结尾。假设新兴工业化国家能够以每年6%或者7%的速度继续增长一个时代。这是否意味着技术领先地位将从西方转移到东亚或者东南亚呢？我的答案是，并不一定。因为信息、生物化学、基因工程以及能源工业等领域中的新技术是由基础科学知识水平推动的，所以关键问题并不仅仅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能够以多大的速度培养出一大批高级科学家，还要取决于这些科学家能够多么迅速地发现科学研究最有前途的新领域。
美国的经验表明，达到这样的高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美国同西欧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竞争始于美国国内开始设立研究生科研项目的时候，大约在1875年。在接下来的1/4的世纪里，美国把一些最有前途的年轻科学家送入欧洲，师从德国、法国、英国的一些大师级人物。这项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从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然而在物理和化学这样的领域中，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一直保持着统治地位。直到欧洲的一些大师级的科学家被**赶出欧洲移民到美国，才使得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获得了科学的统治地位。
我从这些历史经验中得到的结论是，科学训练仍然是一项需要老师和学生之间长期持续互动机能，紧紧依靠几年时间接触是不够的。当然，我并不是说新兴工业化国家不可能比美国做得更好。有可能对于西方那些上了年纪的大师们而言，他们愿意接纳的问题以及为后辈提供新突破口的范围太过狭窄。无论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新千年中对科学领先地位的角逐，这一定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非常感谢大家。
21世纪的挑战/李远哲
李远哲
李远哲，1936年11月19日生于台湾新竹，1959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台湾清华大学读研究生，于1961年获得硕士学位。1962年赴美，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系学习，并于1965年获得博士学位。留校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67年进入哈佛大学做博士后，1968-1974年间在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和富兰克林研究所任教和从事科研工作，历任助教、副教授。在1974年转入伯克利母校化学系任教，并在劳伦斯实验室兼职。自1994年起，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在过去的10年内，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以同样的话题，发表个人对人类将来的一些看法。虽然这10年来，世局的改变非常急速，但是我基本的观点并没改变，改变的是随着世纪转折点的来临，我们必须更坚决地下定决心，加深“迎接挑战”的迫切感。
如果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10000年前农业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开展的确是一件重大的事。我们虽然看到人口在地球上开始慢慢地增加，但总的来说人类社会的改变并不那么显著，一直到250年前瓦特发明蒸汽机带动了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的改变才变得非常快速，以至于过去100年来所发生的变化，似乎更胜于工业革命发生以前的1000年来的改变。
工业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类学会了转变并控制各种不同的能源，由化学能、热能、机械能或电能，并经由各种机械的发明，使它能从事比人类或动物的体力劳动更强大、更精确、也更可靠的工作。这不但造成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提升，也大幅度地改进了人类的物质生活。随着近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地球上的人口也有了惊人的暴增，就在这20世纪短短的100年之内，世界的人口便增加了四倍。
不过，在我们进一步歌颂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带来的进步与繁荣之前，让我们注意两件重要的事实。第一件是随着人类社会对能源消耗的增加，我们逐渐地过度依赖地球上千万年慢慢累积的石油、煤、天然气等矿物燃料，除了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带来的温室效应、酸雨等问题外，在短短的二三百年内把地球上宝贵的矿物燃料挥霍殆尽，对我们的子子孙孙确实是很不负责任的事。第二件我们该注意的事情是，工业革命对不同地区的人民带来的影响确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幸运地跟上这股浪潮，便加入先进国家的行列，不幸没能赶上，以后追赶的日子就十分辛苦。
许多欧洲的国家，跟上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它们变得富强而向外拓展它们的影响力；但是许多亚洲、南美洲与非洲的国家却没有那么幸运，最后都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从19世纪末开始，亚洲国家的人们觉察到，如果要追上西方的国家，似乎要大力地推进“科学”与“民主”，这确也是中国“五四运动”时的口号。但是在殖民统治或被侵略的亚洲国家，最使他们痛苦的是外来的压迫，所以最能鼓动大众，而在20世纪上半叶真正带给亚洲国家实质上改变的，便是以驱逐外来压迫为目的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化的运动。在中国大陆，即使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能够有效地鼓动人心的还不失为“民族主义”。即使在改革开放、经济改革大潮高涨的今日，也不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部分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都成了独立的国家，开始向各方面急速发展。在最近的这几十年内，在许多改变中，我们似乎也渐渐看到第二次产业革命正在我们眼前展开。但这次并不是以能源带动的，而是以在美国发展的微电子与资讯工业领头。我们同时也觉察到，当今世界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国家与国家，或地区与地区之间竞争的游戏规则基本上还是没有根本改变。有些国家跟上了第二次产业革命，人们变得强大而富有，没能跟上的国家将仍然悲惨。这也是为什么亚洲国家必须在这第二次的产业革命中迎头赶上的原因。毫无疑问，有些开发中的国家将会跟上，但大部分未开发或开发中的国家将不会那么幸运。另外，我们也不能忽略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在以后的一二百年内，我们将会看到急速发展中的生物技术，尤其是当生物技术对医药与农业的应用开始有了实质的进展后，对人类食物的供给与健康的维持带来更深远的影响。对于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东南亚国家，如能好好保护它，这将是非常有利的因素。在过去的10年内，我们常听到有人提起亚洲经济奇迹，但是如果我们从促进经济进步的科学与技术的研究，以及科技知识应用在生产上的角度来看，我们并没有看到奇迹。如果亚洲国家真要创造经济奇迹，也许要赶快投入科学的研究与高科技的发展，生物技术也许是亚洲国家能够创造奇迹的一个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