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儒墨谁是“大功利” (1)
利义不相斥，君子并容之
“功利与非功利之区别，不是内容的不同，完全是一个态度的不同。”
“功利”总易于被人理解成为“追名逐利”，其实不然。这个词所包含的更多的是一种实在可得的利益。而利和义总是被并提，如“见利忘义”。和利相比，义应该是更为高尚的精神追求。儒家正是这样，所以梁漱溟先生认为它是非功利的，《论语》里有两句话明白地说明了孔子的态度：
第一句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与君子谈事情，他们只问道德上该不该做；跟小人谈事情，他只是想到有没有利可图。
第二句是“放于利而行，多怨。”一个人总是以个人利益为目的而行事的话，难免招致他人的怨恨。
从字面上来看，利和义是截然对立，泾渭分明的，就如君子和小人之别一样，真是如此吗？简单地来说，重在利的可称为功利派，重在义的可称为非功利派，但是不能轻易地从他们的行为上做出判断。其实非功利派是“见利思义”者，就是比功利派多了一个“义”。他们的行为能够产生现实的功用，但是要看是不是合乎义，可见非功利派是一个更高的标准，也就是把行为引向好的方向。
梁漱溟先生说：“功利与非功利之区别，不是内容的不同，完全是一个态度的不同。故富国强兵的论调本是功利派的说话，可是孔子也不一定就不讲，他曾说足食足兵一类的话，因此可见这完全是态度上的区别，与事实并不相干。”若只从内容上看，孟子像一个政论家一样，为君王出谋划策保境安民，不是更为功利吗？但是这种功利是利国利民，有何不可？因此，孟子却是属于非功利派的。
事实上，同样的事情，功利派和非功利派都可以去做，甚至连结果也可能一样。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心态的不同，心中的目标不同。梁漱溟先生说，世间所有一切的问题，仿佛只有两个，一是是非问题，一是利害问题。功利派就是拿利害去解释一切。“是非”是一个趣味的取舍，利害则不然。梁先生所说的“义”是一个广泛的与“利”相对的意思。
举个例子，有个女孩子站在街头卖花。如果她是功利派的，就只会在心中想着：这些花快点卖出去才好，待会儿干了就不新鲜了……成本是多少，卖多少钱才合适……她会紧紧地盯着过往的行人，看谁是她潜在的顾客。看着花渐渐枯萎，心中越来越焦急，因为这是一种损失。如果是非功利派，行为上看起来很相似，但她不会那么焦虑。她会觉得卖花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虽然也要靠卖花来养活自己，但是手里拿着花儿本身就是很美的事情，如果花枯萎了，心里也会触动，但那时一种美学上的感伤。或许对她来说，和陌生的人打交道，每次都是一段奇妙的经历。
可见非功利派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孩懂得现实在何处——花是用来卖钱的，不是只用于自己欣赏，所以她依然站在路边耐心地等待着顾客。只不过她的心里比旁人多了另一个意思，那就是趣味。梁漱溟先生说：“他（孔子）在生活中并没有是非的意思，只是一个趣味的问题，无所谓讲是非善恶，因为正在直觉中，完全是一个以为，并无种种说法，如是非利害等问题。”趣味是一种意味，它涵盖的内容要比是非广泛得多，它是从直觉中出来的，所以说非功利派心中其实连是非都没有，只凭着直觉去行事。
有些人看到那个女孩子在数钱，就会觉得功利、铜臭气，却不问她内心是怎么的想法。前面的卢藏用，隐居终南山，看似不问世事、淡泊名利，其实心中一本账册计算得分厘不差。因此梁先生说：事实上不管他像功利派的也好，非功利派的也好，只要他态度是一个非功利的态度就对了。反过来说，若他是个功利派的态度，不管事实像不像非功利派，他仍是一个功利派。因为旁人按自己看到的只能去推断“像不像”，很难知道实际中“是不是”，如果不是卢藏用自己成功地走完了“终南捷径”，不知情者恐怕依然会称扬其苏世独立呢。
因此君子只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他重在生活本身的趣味，利只是旁人看到的副产品。他不会因为旁人说这是功利的事情而放弃。“君子喻于义”，“义”者，“宜”也，也就是“应该”之意。
两师兄弟走在一条泥泞的道路上。走到一处浅滩时，看见一位美丽的少女在那里踟蹰不前。由于她穿着丝绸的罗裙，无法跨步走过浅滩。
“来，小姑娘，我背你过去。”师兄背着少女过了浅滩，然后放下，与师弟继续前行。师弟心内不悦，但是默不作声。回到住处后终于忍不住问道：“男女授受不亲，你为什么要背那个女子呢？”
师兄一愣，继而笑答：“你说的是今天那个女子吗？我早已把她放下了，怎么还在你心上？”
师弟就是在只看到了现实的“利”，因此对师兄的行为存有芥蒂。而师兄则只去做自己当做之事，因此内心坦荡荡。此二人，一者功利派，一者非功利派，截然分明。
世界上，有人因德高而望重，有人却是沽名钓誉。盛名之下，其实存有多少的真实？对于这种问题，非功利派之人总是一笑了之，不患人之不知己，患不知人也。当行则行，其余的东西与他何干？
弦外听儒音
一毛不拔：源于墨子学生禽滑厘和杨朱的对话。禽滑厘问道：“如果拔你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到好处，你干不干？”
“天下人的问题，决不是拔一根汗毛所能解决得了的！”
禽滑厘又问：“假使能的话，你愿意吗？”
杨朱默不作答。
杨朱贵生、重己，但是并不是自私自利，因为他知道“拔一毛利天下”是一个伪命题，也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就不予回答了。
儒家主大利，墨家太计较
“孔子的唯一重要的态度，就是不计较利害。”
“墨子处处要问一个‘为什么’。”
梁漱溟先生说：孔子的唯一重要的态度，就是不计较利害。这是儒家最显著与人不同的态度。不计利害，指的是不避利害，即人的心并未着眼于“利害”之上，这也是儒墨两家最显著的差别，如下这段话就清楚地说明了这点：
墨子问于儒者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日，‘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
儒家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与国人交，止于信。”
儒家只是说一个理想的标准的君臣父子应当是怎样的，而不会去追问为什么。因为在儒家看来，过最理想的生活，是最自然也不过的事情，本当如此，何必再去追问？因此在回答“为什么乐”的问题时，说“乐以为乐”，在回答“为什么要造房子”时也回答，想造房子所以就造了。用董仲舒的话来说，儒家就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生活中本着“义”而行，也许会带来利益，但是心中不去计较这些。而梁先生说，墨子处处要问一个“为什么”。他还举了个例子：如造一所房子，墨家先要问为什么要造房子，知道了“为什么”，方才知道怎样做。知道房子的用处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方才可以知道怎样构造布置始能避风雨寒暑，始能分别男女内外。
墨子的主张看起来很实际，在现实中房子也确实是应当做如此用途的，因此梁先生称之为“应用主义”，或者“实利主义”。如是，世界上的万般事物的价值判断就成为了有用和没用，而没有了美不美。
墨子是主张兼爱非攻的，希望人能够摒弃私念，爱人如己。当时就有人诘难墨子，问道：“即善矣，虽然，岂可用哉？”大家都无私心，彼此相亲相爱，再无战争世界和平自然好得很，然而真的能够实行吗？墨子答道：“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焉有善而不可用者？”他说如果不能适用，又怎么称得上是“善”呢？好的东西必须要实用才行。墨子还主张节用节葬和非乐，认为进行厚葬、欣赏音乐都是铺张浪费。墨子把生活当作了生存，而不许人去获得更高层次的享受。如吃饭，只有食物够不够，而不管它是否色、香、味俱全，与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要求相差得何其之远。
因此，在梁漱溟先生看来，墨家就是把整个的人生生生打成两段：若处处持这个态度，那么就把时时的生活都化成手段，而全部人生生活都倾欹在外了，不以生活的意味在生活，而把生活作为别的事而生活了。
比如造房子，房子被排除在了生活之外，只作为生活的手段。抱着这样的心态，造房子成为了不得不为之事，带有了勉强的意味，唯一的动力是“先苦后甜”的信念在支撑——“现在苦一些，日后就可以好好享受了”，工作中注意的是劳累和辛苦。而儒家不同，孔子总说“乐以忘忧”。他们不以“是非”去定“善恶”，因在儒家眼里，生活本身就是好的，无所谓有用无用，无论是造房子还是住房子都是一种乐趣，出于一种心态。梁先生说：好善恶恶，实是一个情味，要是去问他为什么好善恶恶，此实不能再下解释，因他的本身不是手段，乃是目的，故不能再问其目的。造房子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也应当是充满情趣的。趣味是生命之最后，也是生命之开头，它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可见墨家的出发点已经和生活相悖了。儒家在大的方面看似很计较，其实这是一种一丝不苟的态度。
孔子说：“居上位而不宽厚，行礼时而不严肃，吊丧时而不悲哀，这种样子我怎么能看得下去呢？”
这种对礼的要求就是对人品行的要求，而且之前说过，礼乐本身就是充满趣味的，人能够在仪式中得到乐趣，它的身上体现的是“大利”，是在趣味中潜移默化地教化感染着百姓。这样的生活岂不是要比整日在算盘上计算数字的墨家要有趣得多？很多的礼，如教育一样并不能在短期内就能够看到其实际的用途，但是从长远来看，它是真正有益于人的生活的，所以儒家着眼的是“大利”，而墨家在这方面难免失之偏狭。
弦外听儒音
杨朱的诗意：杨朱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有一次他外出到了一个岔路口，竟然哭了起来，因为他联想到了人生的歧路，心中不禁伤感起来，可见他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还有一次，他的弟弟出门时穿了身白衣，回来时因为天下雨就换了身黑衣，结果家里的狗没有认出来，朝他狂吠，弟弟气得要打它，杨朱却说：“你不要打它。假设这狗在出外时为白色，回来时却变成了黑色，难道你不同样地感到奇怪吗？”
生活在于当下之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