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王朝更替屡见不鲜。但有的政权能长治久安，而更多的王朝或政权却“稍纵即逝”，刚刚夺到的“江山”就得而复失，十分短暂。通过对这些长短不一的王朝、政权的考察，本书提出了“瓶颈危机”这一值得重视的重要概念。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政权都要经历这种类似的场面。“这使我们发现一项历史定律，即任何王朝政权，当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或当它传位到第二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在进入瓶颈的狭道时，除非统治阶层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们无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们前功尽弃，也就是足以使他们国破家亡的瓶颈危机。历史显示，不能够通过或胶着在这个瓶颈之中，它必然瓦解。”而发生瓶颈危机的原因很多，各种偶然因素都可能使新政权轰然坍塌，因为“新政权就好像一个刚刚砌好的新砖墙，水泥还没有凝固，任何稍大的震动都会使它倒塌。一旦统治者不孚众望，或贪污腐败，或发生其他事故，如外患内哄之类，都是引发震动的炸药。不孚众望往往促使掌握军权的将领们兴起取而代之的欲望。贪污腐败则完全背叛了建国时的政治号召，跟当初赖以成功的群众脱节。外患内哄之类的伤害，更为明显。”
以秦始皇之雄才大略本想传之万世，但却未能渡过“瓶颈危机”。秦王朝虽是由历史悠久的秦国演变而来，但统一的秦帝国却是刚刚建立，正进入危险的“瓶颈期”。恰在这时，秦始皇暴毙出巡途中，于是长子扶苏与幼子胡亥之间展开继位之争。最后胡亥取胜，把秦始皇遗诏毁掉，继任帝位。但胡亥耽于享乐，自私任性，任用宵小，不容任何不同意见。“于是，几乎是刹那问，帝国巨舟脱离了航线，驶入惊涛骇浪的浅滩，向着狞恶的礁石上撞去，谁都无法拯救。”一个偶然的事件，就使这个肇建未久的帝国土崩瓦解。
中国传统史学格外侧重政治史，以至梁启超曾说中国传统史书只是一部“帝王家谱”。如前所述，本书的重点也是政治史，尤其侧重于“帝王将相”。但本书的侧重于“帝王将相”与中国传统史学则有本质的不同。传统史学是以帝王为主体，而本书则是将帝王作为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以社会进步、人民幸福而不是帝王们的宏大功业作为衡量帝王的标准。例如，本书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三个“黄金时代”。从春秋末期到西汉这四百年问是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值得称颂的是各种思想学说的百家争鸣，光芒四射，是权力地位世袭制的破坏、平民可以凭自己的能力爬到贵族地位，荣任高官。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百三十年之久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值得称颂的是人民的安居乐业，社会的富庶繁华。清王朝定鼎中原后的一百余年，是作者所称的第三个“黄金时代”。但本书对这第三个“黄金时代”的评价远不如前两个：“第三个黄金时代主要是指对外的开疆拓土，它对国内的贡献，仅只限于维持了社会的秩序”，在本书的史观中，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