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除了张骞通西域所开辟的丝绸之路，还有一条事实上已经存在着的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发展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周秦时代。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便“教其民田蚕织作”。秦始皇并吞六国，秦人为逃避苦役，不断浮海迁徙朝鲜，同时也带去了中国的养蚕织丝技术。徐福东渡日本，“率童男童女数千，带去丝织品五谷和舟师百工”，至今仍被日本人民视为蚕桑之神。西汉时，中国海船已从雷州半岛的徐闻、合浦起航，携带大批丝绸和黄金，开往今越南、泰国、缅甸、印度、斯里兰卡、新加坡等国，以丝绸换取各国珍珠、宝石等特产后返航。
三国时期，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又有长足进步，所造海船，坚固而庞大，远望如楼阁。地处东南沿海的东吴凭借舟楫之便，加强了同东南亚诸国的联系与往来。吴赤乌七年（公元244年），孙权派遣朱应和康泰二人赴扶南（今柬埔寨）等国，从事外交和考察活动，因而了解了许多有关东南亚和南亚的海陆交通情况。他们亲自经历及据传闻所知的国家达百余个，归国后撰有《扶南异物志》和《扶南传》（亦称《吴时外国志》）。这是中国最早派专使浮海到东南亚各国考察所得的第一手材料。
东晋时，法显从印度经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由海路搭商船回国。他撰写的《佛国记》，生动记述了他在异域求法的经历和沿途的所见所闻，并描述了从师子国到广州所需航程及与之相关的详细情况。继法显之后，经南海丝路来广州的、有姓名可考的高僧就有10人。当时，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各国商人、高僧均循海上丝绸之路前来，到广州、扬州。建康（今南京）等地通商或传教。据中外史书的记载，其时（五世纪上半叶），中国海船已能远航至波斯湾。
隋炀帝时，曾派常骏出使赤土国（在今马来半岛），赐给国王丝绸5000段。国王“以舶30艘来迎”，并派王子同常骏一起赴中国作友好访问，不久，主管对外贸易事务的大臣裴矩曾“以蛮夷朝贡者多”为由，在洛阳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变相“交易会”，可见隋朝对海外贸易的重视。
唐、宋、元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历史的“发展时期”。唐朝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在广州设市舶使，市舶贸易的兴起，又反过来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唐代地理学家贾耽所写《广州通海夷道》中，详细记录了从广州到波斯湾及远至东非沿途的地名和航程，由此可知，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但航线远远超过汉代，而且沿线所经国家的地点及航程也比汉代要多、要长。宋元时代，航海中已经开始应用指南针导航。宋元增设市舶司达7处之多，有的还在其下设市舶务，采取了更为积极的鼓励和招邀外商来华贸易的开放政策。自两宋开始，陶瓷和丝绸一样，成为由海上丝绸之路外运的主要商品。元代，为鼓励发展海外贸易，朝廷采用官本船的办法，即由官方出资造船，所得利润官方得七成，经商者得三成。其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诸国进行丝绸、瓷器贸易的情况，在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中，还详尽记载了从温州至真腊的航程中开始使用罗盘针导航的情形。
郑和下西洋15世纪是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的海洋世纪。在这期间，东西方先后出现了三大航海活动，即：公元1405年至1433年间中国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的远航，公元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远航以及公元1498年葡萄牙航海者达·伽马（Vaseo da Gama）绕过非洲好望角最终抵达印度西海岸、开辟了东方新航路的远航。
明成祖朱棣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扩大明王朝在海外的政治影响，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招致各国来朝贡，他以明初强大的封建经济为后盾，以先进的造船工业和航海技术为基础，把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关系和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及经济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繁荣发达的新阶段。郑和七下西洋的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郑和原姓马，小字三宝，云南昆明州（今晋宁）人，回族，世奉伊斯兰教。12岁时进入燕王朱棣藩邸，为宦者（即太监）。朱棣称帝后，升为内宫监太监，赐姓郑，也称“三保（三宝）太监”。其时，南洋诸国多奉伊斯兰教，郑和有才能，又是伊斯兰教徒，因此当明成祖准备派人赴海时，便选中了郑和。明代以婆罗洲（今加里曼丹）以东为东洋，以西为西洋。郑和所到之处大都在婆罗洲以西，所以历史上便把他的远航称为“郑和下西洋”。
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郑和奉命统率一支庞大的远洋船队（包括宝船和大小各种船只200余艘，船员2.7万余人），先后七次出使西洋，时间长达28年之久。郑和船队纵横于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远至赤道非洲以南的广阔海域，遍访了亚非30余个国家，这不仅是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也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郑和船队所到的主要地方有：渤泥（加里曼丹北部）、满刺加（今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彭亨（在马来半岛）、苏门答腊（今属印度尼西亚）、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巨港）、三佛齐（在巨港一带）、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美洛居（令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占城（令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榜葛刺（今孟加拉）、古里（今印度西海岸卡利库特）、小葛兰（今印度西海岸）、锡兰山（令斯里兰卡）、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忽鲁谟斯（在波斯湾，属伊朗）。阿丹（今亚丁，在红海口）、天方（今麦加）、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刺哇（今索马里布腊瓦）、竹步（今赤道以南、索马里的朱巴河口一带）、麻林（今赤道以南、肯尼亚的马林迪）等。
郑和在七次远航中，推行了明初“不穷兵、不疲民、而礼乐文明，赫昭异域”的对外开放政策，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特别是伊斯兰国家的友好往来，对当时伊斯兰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它也直接影响着所到各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每次，郑和的船队都是满载货物往返，主要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他们带出的手工业品有丝绸、瓷器、铁器、铜钱等等，带回的土特产品则是应有尽有，其中不少是奇货异宝乃至珍禽异兽，如珍珠、珊瑚、宝石、香料、麒麟（长颈鹿）、狮子、鸵鸟之类。因为收买了许多珠宝财货，所以郑和的船有“取宝”之名，被称为“宝船”。
郑和开始下西洋后，许多亚非国家便纷纷遣使来中国，除了建立彼此间的外交关系外，也进行贸易活动，比如永乐15年（1417年），苏禄东王、西王和峒王三王各率人抵京，受到永乐皇帝的隆重接待。东王在归途中病死于山东德州，永乐皇帝降旨为其建墓立碑。东王墓至今保存完好。永乐21年（1423年），忽鲁谟斯等16国使者来京，随行者多达1200人。自郑和下西洋后，到南洋去谋和生的中国人日益增多，同时也就把许多手工业品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往南洋，对南洋的开发起了巨大作用。
（第一节）中缅文化交流
在缅甸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中缅友好的神话故事。其中的一个故事说，在远古时代，有一位龙公主与太阳神相爱，结果生下三个龙蛋：一个破裂后，生出一块晶莹的宝石，于是成了缅甸的特产；一个孵化为一个女孩，由众神仙护送到了中国，后来成了中国的皇后；另一个孵化为一个男孩，后来就成了缅甸的国王——骠苴低（骠biao，苴：ju）。这一神话说明，中缅两国人民都是太阳神的后裔，是一母所生的同胞；此后的中国皇帝是龙的后人，与缅甸有亲缘关系。所以，缅甸人称中国皇帝为“乌底巴”（缅语“乌”就是“蛋”，“巴”就是“生”，“乌底巴”的意思就是“同为蛋生”，也就是“一母所生”），称中国人为“胞波”（缅语意思是一母所生的同胞）或“瑞苗”（缅语意思是亲戚）。
缅甸，在中国史书中，汉称“掸国”（掸：shan），唐称“骠国”，宋称“蒲甘”，元称“缅国”，自明代起始称“缅甸”。中缅两国有长达2100多公里的共同国境线，山山相依，水水相连。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都发源于中国的青藏高原，伊洛瓦底江的上游是大盈江和龙川江，萨尔温江的上游是怒江。1957年底，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访问缅甸时，写了一首题为《赠缅甸友人》的诗，诗中写道：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
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我吸川上流，君喝川下水。
川流永不息，彼此共甘美。
彼此为近邻，友谊长积累。
不老如青山，不断如流水。
这朴实亲切的诗句，正是中缅胞波情谊的生动写照。
一、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掸国
缅甸位于亚洲两大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之间，上缅甸自古就是中国通往印度、阿富汗乃至欧洲罗马的陆上通道；下缅甸又是中国古代航行到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国的海上中转站。据《史记·大宛传》和《史记·西南夷传》记载：秦汉时，已有中国四川的民间商人到中缅边境的乘象国（又称滇越）经商，而且还从这里途经缅甸到印度做买卖。由此可知，那时，从四川经滇缅到印度已经有了商道。另据英国学者哈威（G.E.Harvey）所著《缅甸史》记载：从公元前二世纪起，中国便以缅甸为商业通道，“商人在其地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这是中国丝绸从陆路传人缅甸，然后再从缅甸传人印度、阿富汗乃至欧洲的外国史料，与中国史书的记载相一致，可以互相印证。
除了陆路商道，中缅两国的海上交通也开辟得很早。汉武帝时，中国海船就已驶抵缅甸境内沿海一带国家，以黄金、丝绸换取那里的明珠、璧琉璃等特产和奇石异物。初时，中国丝绸的外传，只是作为在经济上互通有无的商品，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与政治、外交、宗教、文化乃至人民生活和增进友谊密切相关的媒介。
公元69年，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东汉在靠近中缅边境地区设永昌郡。永昌特产丰富，商业发达，边地商旅云集，不仅促进了两国边境地区人民之间的贸易往来，也为两国建立邦交、进行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设郡不久，缅甸境内的一些部落就纷纷派使节携礼品到中国，以示友好。东汉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遣使带乐队和“幻人”（杂技演员）到洛阳，其精彩表演，一时轰动京师。第二年，汉安帝“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并“赐印绥、金银、采（彩色）缯（zeng，丝织品）。这是中国皇帝第一次授予缅甸首领汉朝官职，也是中缅两国最早建立邦交的开始，从此，汉朝官制、汉字、和金石艺术等便传人了缅甸。
公元225年，蜀相诸葛亮举兵南征。据东晋史家常璩（qu）所撰《华阳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平定滇地之后，将赢弱（leiruo）之兵。“配大姓为部曲”（部曲：家仆），并实行世袭的土司制度（这里的土司制度即指封赐各族首领官爵以统治本族之人的办法）。这种制度，不仅对西南各少数民族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而且也影响到近邻缅甸。缅甸与中国毗邻（pilin）的掸邦和北部中缅边境一带，至今仍沿袭这一制度。当时，诸葛亮还劝各族人民“筑城堡，务农桑”，把汉族的生产经验、技术和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至今，缅甸北部地区仍然沿用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同样的耕作方法。
今天，在缅甸，仍流传着诸葛亮的故事。史书中，则有缅甸境内存有“诸葛武侯庙”、“武侯南征碑”、“‘孔明城”的记载。在中缅边境的一些地方，与诸葛亮相关联的名称和遗迹比比皆是，如诸葛营、诸葛屯、诸葛堰、诸葛寨、诸葛井、诸葛粮堆、诸葛亮城等。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的全面发展时期。位于中印两国之间的缅甸，在传播佛教文化上，起过重要的桥梁作用。早在公元一世纪时，著名的印度高僧摄摩腾（亦名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二人，据说就是取道缅甸来到中国的。南朝梁释慧皎所撰《高僧传》中，记载有他们在中国传教译经的事迹。公元三世纪后，从师子国和印度通过缅甸来中国弘法的高僧就更多了。缅甸又是上座部（小乘）佛教的通行之地。有专家认为，中国云南傣族地区盛行的小乘佛教，就是从缅甸传人的。与之同时传人的，可能还有一些小乘佛教经典。后世，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曾建有“缅寺”，这些具有缅甸风格的寺庙，当是小乘佛教由缅甸传人中国的明证。
二、唐代：中国与骠国
唐贞元十七年（802年），受骠源国王雍羌派遣，王子舒难陀率领一个由乐工组成的35人友好使团到长安献骠国之乐。乐团在宫廷演出时，受到了上上下下的热烈欢迎。大诗人白居易曾为此赋《骠国乐》诗，描写了乐人演出时的情景，生动而传神：/+
骠国乐，骠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
雍羌之子舒难陀，来献南音奉正朔。
……
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
珠缨炫转星宿摇，花斗擞龙蛇动。
诗人元稹、胡直钧、王溥（溥：Pu）等也都为骠国乐写下了诗篇并传于后世。明代陶宗仪选辑汉、魏至宋元的各种笔记汇编而成《说郛》（郛：fu，城的外围加筑的城墙），内中收有唐次所撰《骠国乐颂》一文，表达了对骠乐的喜爱之情。
《新唐书·骠国传》中有对骠国乐乐器和乐曲的详细记载。从中可知，从骠国传人中国的乐器除了打击乐器，还有各种各样的弹奏弦乐器和吹奏乐器；传人中国的乐曲则有佛印、赞娑罗花、白鸽、白鹤游、甘蔗王、禅定、孔雀王、野鹅（均为唐译名）等12首。
中外学者一致公认，《新唐书》中关于骠国献乐的记载，是世界上仅有的记载骠国乐器、乐曲最详尽、最有价值的文献；更是当今研究缅甸古代史、音乐史和中缅文化交流史的珍贵史料。缅甸史学家对中国《新唐书》和其他古籍中有关骠国的各种翔实记载非常重视，因为缅甸国内有关古代骠国的记载已经失传，人们只能从出土文物和碑文中窥其片段。
骠国音乐传人中国，对中国音乐的影响至为深远。直到今天，在缅甸音乐中，从所用的乐器到歌唱的曲调，有一些在中国人听来仍然是相当熟悉的。有些音乐和中国广东、福建音乐的曲调，也有极其相似之处，深受中国人民喜爱。当然，缅甸音乐也受到了中国音乐的影响，缅甸乐器箜篌又称“德由仓”，“德由”缅语意为中国，“德由仓”的意思就是中国竖琴。中国胡琴传到缅甸，缅甸称作“德由得跃”，意为“中国提琴”。缅甸乐器中的锣、钹、鼓、笛、笙、呐等也与中国相同。
三、宋代：中国与蒲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