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世俗性。人是古希腊艺术家塑造的主要对象。雕刻家一般取材于体育竞技活动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例如，朱隆的《掷铁饼者》和卡·拉米斯的《御者像》等。同时，艺术家们还广泛地取材于神话故事，这是希腊文化传统在艺术上的表现。但这并未导致雕刻艺术的神秘主义色彩。因为在希腊，神人同源，神具有人性，这种特殊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环境使艺术家把人的现实生活揉进以神话为题材的艺术作品之中，使神性美与人性美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雕刻家波拉西特拉斯塑造了许多充满生活乐趣的神。《杀晰蝎的阿波罗》就是这方面的典型雕刻。阿波罗正在用箭触晰蝎，体态线条优美动人，很似女性。神被人化了，带有浓郁的人的生活气息。这样，经过艺术家们的艺术加工，希腊神话中的神性美就变成了社会生活中的人性美。因而这种神性美就具有了客观性，世俗性。
其二，多样性。在艺术自由发展的良好环境里，雕刻家们都争相标新立异，自成一家，使雕刻百花园里呈现出一派争奇斗艳的繁荣景象。特别是在希腊化时期，艺术多样化达到最高水平。这时，不仅以神话为题材的雕刻屡出精品，而且专门描写日常生活的风俗雕刻也大量问世。例如，《老渔翁》、《牵牛赶集的农夫》、《拔刺少年》、《小孩与鹅》、《年老女商贩》、《年老的牧羊人》、《拳斗家》等。
其三，科学性。写实主义是倾向于唯物主义的，艺术家要真实地再现自然美，人体美乃至神性美，就必须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美的规律办事，从而使写实主义的古典艺术具有了鲜明的科学性。古典雕刻家在艺术创作中，十分注意人体比例。例如，坡留克莱妥斯在对人体的长期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法则》一文。他在《法则》中提出了人体创作的原则：头是全身的七分之一，面部和手掌占十分之一，脚掌占六分之一。他的作品几乎都是按照他所确立的原则创作的。艺术家还掌握了一定的解剖学知识，对人体各部位的肌肉都能逼真地刻画出来。特别是以运动员为题材的裸体雕像，更加充分体现了这方面的科学成就。正因为古典艺术有这些科学性，才能不断发展，并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古希腊主要艺术成就是雕刻。然而绘画艺术也取得一定成就。古希腊的绘画艺术是陶绘。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希腊人已经逐渐克服了东方艺术的古拙影响。到公元前6世纪末，写实主义的手法已占主导地位。在陶绘艺术中不乏艺术精品，例如《飞燕陶瓶》等，为古希腊艺术增添了新的光彩。
所谓现实主义是指诗歌、小说、戏剧等文艺作品对当代生活和问题的准确而详尽的描述。古希腊文学作品的现实主义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希腊作家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在各种日常生活的事物中看到美，满足于这样的美，同时用文学作品描述这样的美。例如，埃斯库罗斯在《得墨特尔的赞歌》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千姿百态的水仙花……
无论对于永生的天神或者世间的凡人，
它都是奇迹。
花根上生长出鲜花千百朵，清香扑鼻。
广阔的天空，
一望无际的大地一起欢笑，
还有海洋的万顷波涛。”
其二，希腊作家忠实于希腊人对于客观事物实事求是的看法，偶尔也让想象的翅膀作短暂的飞翔。例如某一诗人的爱情诗：
“花丛中的花朵，
泽诺弗尔是一朵盛开的鲜花，
我的女友比万紫千红的花环更芬芳。”
不过，希腊诗人对想象的骏马不让其任性弛骋，而总是把缰绳勒得紧紧的。
其三，利用喜戏抨击时政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人和事。无论什么人，也无论什么事，都不能逃避被嘲弄和被取笑。例如，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阿卡奈人》中，公开点当时著名政治家、雅典的执政官伯利克里的名，其中有这么几句：“我们的盖世英雄伯利克里勃然大怒，大发雷霆，大放闪电，震惊了全希腊；他拟出了一道命令——读起来就象一首酒令歌。”
五、民主主义（Democratism）
民主主义，也即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民主，其字面意思是人民当家作主。但现在使用这个词，有以下几种不同含义：由全体公民按多数裁决程序直接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通常称为直接民主，公民不是亲自而是通过由他们选举并向他们负责的代表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称为代议制民主；在以保障全体公民享有某些个人或集体权利（例如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等）为目的宪法范围内，行使多数人权力的政府形式，称为自由民主或立宪民主，通常也是代议制民主；任何一个旨在缩小让会经济差别（特别是由于私人财产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差别）的政治或社会体制。民主政治还包括法制。民主制度起源于古希腊某些城邦。
古希腊城邦从政治体制看，大多数都经历了君主制、贵族制、僭主制和民主制的历史变迁。雅典城邦的民主制是希腊民主制的典范。雅典民主政治的出现和发达有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从历史条件看，雅典城邦国家的形成没有受外部势力的干涉，直接由原始公社制中孕育出来的。这样，原始的民主制在一定程度上为雅典创建奴隶主民主政治提供了条件。从社会条件上看，雅典是一个提倡工商业的城邦国家，工商奴隶主的势力比较强大。加之海外贸易和工商业的繁荣，从而使雅典比较彻底地摧毁了旧的氏族制度残余和传统势力。梭伦和克里斯提尼等人的改革则使这些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从而奠定了古希腊民主制的基础。
雅典民主政治在希波战争之后，进入繁荣时期。尤其是在伯利克里执政时期（公元前495—429年），他继承、发展了梭伦和克里斯提尼以来民主政治的传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雅典的民主制度推向高峰。
雅典的民主制是直接的民主政治，最高权力机关是公民大会，它决定内政、外交、战争、和平和立法等国家大事。三等公民也可以当选为执政官，打破了贵族对这一最高行政官职的垄断。陪审法庭成员也变为有薪水的职务，这就能为较多的公民出席陪审法庭提供了方便。相反，贵族会议的权力削弱，由支配国家政事的最高权力机关，降为主管宗教的附属机关。五百人会议，陪审法庭和十司令官等成员，都是由抽签和选举产生的，按照分工各司其事。虽然国家实权仍掌握在新老奴隶主贵族手里，但为全体公民尤其是平民参政提供了条件。
公民们除了有参政的权力之外，而且还享有其他自由权利。这种自由权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在雅典，言论自由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欧里庇得曾说过：“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这就是说，凡是雅典公民都可以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他们可以自由思考而不受任何约束，可以自由地否定传统的解释，抛弃神职人员的训诫和说教，可以自由地追求真理，他们的才智可以自由地弛骋。因而大大地活跃了雅典的学术思想，使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文化中心。
二是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国家不加干预。每个雅典人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求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行动由自己选择，一切问题都通过自己的思考。向别人请教与指点，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不自然的事情。他们依靠自己判断是与非。除了神谕以外，雅典人没有其他的、一般公认的给人以指导的地方了。而神逾则难于接近，更难以理解。在雅典没有权威性的教堂，也没有国家机构向人们发布一系列指示，要求他们应该相信什么，或者如何调整他们生活中的各种细节；也没有某一机构或者团体反对某个人对某一件事的观点。雅典人从来不曾想到国家可以干涉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可以督促他教育子女热爱国家；可以限制他购买酒的数量；可以迫使他为晚年储蓄。在雅典象这类事，全由公民自己作主，自己担负全部责任。
三是有批评国家领导人的自由。在伯利克里执政时期，一个公民到伯利克里办公室批评政府，并冷讽热嘲地挖苦伯利克里，一直到下班时还未停止。伯利克里耐心地忍耐着。黄昏了，伯利克里才动身回家，这位公民仍紧随其后，骂不绝口，伯利克里耐心地听着。当伯利克里来到家门口时，劝这位公民回家，并让一个奴仆举着火把伴送他。从这故事，我们一方面看到公民有批评国家领导的权力和自由，另方面，我们也看到国家领导人尊重公民，并有虚心听取批评的民主作风。
四是有监督和罢免国家领导人的权利。阿斯帕西娅来自迈利特城邦，她是一位有名的女学者，成为伯利克里的得力助手和情投意合的恩爱夫妻。但由干她不是雅典人，与伯利克里的结合是不合法的，所生子女也不能成为雅典公民。雅典公民根据法律强烈要求伯利克里立即离弃阿斯帕西娅。当伯利克里迟迟不决的时候，雅典公民们便愤怒了，决定要把阿斯帕西姬强行赶走。这时，伯利克里必须在这位女子和公民之间作出选择。然而，伯利克里那个也不想离弃。于是他运用了所有智慧，他声泪俱下，向公民们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他的人理之言，打动了公民，产生了怜悯之心。公民们一致同意改变习俗，批准了伯利克里与阿斯帕西娅的婚姻，同时也允许伯利克里继续执掌政权。这说明，领导的一举一动都在公民的监督之下，甚至连领导人的私生活也必须在法律和习惯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否则，公民就有权兴师问罪。
雅典的民主政治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国家领导和公民都有极强的法制观念。正如伯利克里所言：“在我们私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纪律。”国家领导人能以法办事，同时也信赖公民，相信公民会遵纪守法，按照民主程秩去履行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公民义务。在雅典信任个人是一条公认的准则，不论有没有把它明确地提出来，这一准则都能为世人所遵循。除极强的法制观念以外，公民还有极强的参政意识，他们珍视民主和自由，他们坚信，自由的人，独立自主的人，总是比卑躬屈膝的人、受人操纵的人高贵得多。德谟克里特说得好：“在民主国家里受穷，胜于在专制国家里享福，正如自由胜于受奴役一样。”这样就增强了公民参政的责任感和光荣感，使民主政治的车轮得以正常运转。
公民有极强的整体意识，这也是民主政治得以正常运行的又一个有利因素。
希腊的民主政治是以城邦为中心的。每一个城邦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公民的生活一步也离不开城邦。离开了自己的城邦，就等于失去了国籍，随时都有沦为奴隶的危险。因此，每一个公民都把自己的城邦看作实现共同幸福的唯一保证。有没有一个好城邦怎样才有一个好城邦，如何过好城邦生活，就成为公民最关心的问题。正因为每一个城邦都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公民离不开城邦，所以就使当时人们认为城邦是整体，每个公民只是它的一个局部。整体高于局部，局部依附于整体。这种意识反映到政治思想领域中，就形成为一种整体观念。这种整体国家观念，一直贯穿于古希腊政治生活之中。雅典更是如此。
阿波罗是希腊艺术家、诗人和音乐家之神。他反对混乱，主张公正，和谐，是适可而止、清醒节制的象征。希腊人比谁都明白，自由权依存于自我节制；自由只是有控制的、有限度的自由。希腊人不可能远离阿波罗精神。特别是雅典人，他们从公元前5世纪就形成了一个特有的信念；没有限制、没有约束和不遵纪律的现象是野蛮的。受严格的自我控制的自由是鼎盛时期雅典的重要思想。
民主政治既有公民的充分的自由民主权利，同时又有完备的法制。然而，公民高度的纪律性不是单纯依靠外部力量，而是人人具有强烈的为国家服务的责任感。每个公民都要为城邦的命运考虑，为城邦的安全和发达而自觉地去献力。为国效力，成为公公民的美德。人们只有在为城邦的服务中才能使自己的道德真正地完善起来。雅典之所以被世人交口称赞，就是因为他们不把自己的生活仅仅看成私人的事务。希腊词汇中的“傻子”一词，就是对不参加公共事务的人的称呼。每个人享受精神与政治自由，同时又是自觉的国家的公仆；自由的个人同自觉地为共同生活服务相结合，雅典民主政治这一要义是他留给后世的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当然，雅典的民主政治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希波战争之后，雅典的奴隶人数增至40万，而雅典人仅有三万多人。在这三万多雅典居民中，妇女和外邦人没有公民权。这样，真正享受公民权的人在雅典人口中仅占一个很小的比例数。至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也同样具有阶级的局限性和政治派别的局限性。例如，阿那克萨哥拉因在雅典宣传无神论而被判刑进牢房，后被伯利克里说情而释放；苏格拉底因主张贵族政治而被判死刑，后来他自杀于狱中；亚里斯多德因是亚历山大的老师而被民主派追究“专制主义”的责任，吃了官司进牢房，还有被杀头的危险，后来越狱逃走，幸免一死。这些都说明了奴隶主民主政治的虚假性。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政治，仍然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它只不过比寡头政治和君主专制较为开明点而已。
六、重商主义（Mercanlilism）
重商主义是希腊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所谓重商主义，就是一种经济学说和经济实践。它提倡工商业的发展，重视商人和工业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重商主义是与重农主义相比较而存在的。在荷马时代，希腊主要经济活动是农业和畜牧业。财富几乎全由耕种田地、经营葡萄园、果园和菜园，以及开拓牧场而获得。酋长和显贵们的财富是以面粉多少袋、酒多少瓶、牲畜多少来计算的。他们的富足是宽敞的住宅、陈设的讲究和装饰精美来体现出来。至于工业，仅供应居民必需和奢侈品的需求。与粮食、服装、木材、皮革有关的各种工业，仍然是家庭手工业的性质。在每一个家庭中，都自制面粉、酒和油；杀猪宰羊以供膳食；粗细原料都纺织成布匹、毡毯帷幔，并制成刺绣品；木材和皮革也制成各种不同用途的工业品。只有金属工业和陶器工业，才是专门的行业。贸易也不发达。只有少数交易在希腊木土各地区间进行。海上贸易由腓尼基垄断，他们把自己的工业品和从东方贩来的工业品或者粮食与原料，运到希腊推销。希腊人还没有货币，一切贸易都是物物交换。希腊一般是用牲畜和自产金属与腓尼基人交换商品。可见，这一时期无论是手工业，还是商业，都不是希腊人获利的主要源泉，他们主要靠农业来推持生活，还是底底道道的安土重迁的重农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