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沙，原名王志之，曾用名王思远，当时是北平“左联”成员，《文学杂志》编者之一。1933年初，王志之以“含沙”笔名写成《鲁迅印象记》，后来因为某种原因，他的作品被禁。
鲁迅在北平
记得我初次——也可以说是最后——会见鲁迅先生是在1932年的冬天。那时，我刚从津浦路线上的一个师范学校打掉饭碗，被学校当局把行李扣了，从驻军的包围中只身逃回了北平，忙着联络教育界的人们，向教厅起诉。突然涌起了一种特别令人兴奋的消息把整个的心境给我转变过了，师大的同学们都在偷偷地拉着叫：
“听说鲁迅真是到北平来了！”
几天前，报上就露过这样的消息，但，大家的经验，报上对于这位惹人注意的人物经常都有些谣言传出来，虽是有时令你摸不着它的用意所在，总之是难于令人相信的。我却想到他的危险性，担心着这消息的不确：
“未必吧？他为什么到北平来？”
“说是他母亲病了，他来……”
我不禁发狂地跳起来，拉着一位同学跑去找我们的国文系主任玄同老爹问：“听说鲁迅来了，钱先生知道他住在哪儿吗？”
满腔的热望触着了一片沉默，猛烈的冲动碰在冷酷的崖石上，我望着钱先生的眼眶渐渐地胀圆了，B艮珠挺起来死死地把我望，那情形，好像立刻就要一口把我们吞下去。
“我们已经决定”，那位同学不识趣，胀着透红的脸接着说：“我们要请鲁”
突然，好像炸弹爆裂了，我们的钱主任比在讲台上讲音韵沿革还要响亮还要迅速的声调一股气冲出来，头连连地几摆，口水密密地往我的脸上喷：“我不知道！我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
我们不敢再哼气，被烈火燃烧着的心直跳，偷偷地拉了一下，垂头丧气地退走了。
碰了这样一个大钉子，我们却并不灰心，乘着一股热望到处去打听，从早晨到下午，不知道经过多少次的失望，最后，终于知道了我们的鲁迅先生住在宫门口西三条，但门牌的号数却怎么也探听不出来了。
“走吧”，我拉着那位同学说，“我们去挨门挨户地问，总可以问着。”在路上，听那位同学说，我们的钱主任已经公开宣布出来：“要是鲁迅到师大来讲演，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
想不到事情会弄得这样严重，想不到我们的钱主任为了什么缘故也同我们一样地兴奋，想不到请鲁迅先生来讲演同他的主任当不当有什么关系。想不到也罢，我们顾及不到这么多，我们相信，鲁迅先生来给我讲演一次，比他当这多年的主任给我们的益处大得多！
我们先到宫门口的巡警派出所去清査西三条的户口，把所有姓周的住户都记了下来，同时还问那些巡警：
“你知道西三条有一个姓周的刚从上海来吗？”
在胡同口，无论碰着推水车的或是卖零物的，我们都一个也不放松地拉着招呼：
“喂，劳驾……”
进了胡同，敲开那些不识者的门，失望以后也照例地提出相同的问：
“喂，劳驾……”
说了不知道有多少“劳驾”和“对不着”，打听到了一家姓周的，问起来的情形都很同我们知道的相仿佛，据说是南方人，他家里也有人刚从南方来，等到我们兴致冲冲地按着门牌找到的时候，我们不禁同时惊叫起来了：
“怎么？他的母亲死了？”我们望着大门外的砖墙上贴的“恕i卜不周”的字条，心头“噗噗，’乱跳起来。
我们在外面敲了半天的门，才听着有人跑了出来，躲在门里气势汹汹地问：
“干什么的？你找谁？”
我们详细地告诉他，那个大门忽然开了，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走了出来，
显得很和蔼的语气问？
“你们是不是找鲁迅先生？”
我们答应了，他又很热心地伸起手来往东指，很详细地告诉了我们：
“他住在XX号，这儿往东去不远就是的……”
“好的！好的！劳驾！劳驾！”
无法表达的欢欣，感激，我们跳下阶梯往东跑，那位青年还不放心，跟着跑了来。
“就在这里！就在这里！你们叫吧！”
小小的双扇门，我们在门环上敲了几下，里面一个女人的声音答应着出来了。
黄昏中，妈子把名片接过去：
“请等一等，我去看看在家没有？”但我们怕落空，不由分说，一直跟着冲了进去：
“在家！在家！我们约好的。”
跨进二门，来到了一个正方形的院坝，仓卒中没有观察到四周的情形；我们刚走到院坝当中，北屋里跑了一位青年出来，很和蔼地探听我们的来历，跟着，北屋的门又开了，同时发出了一种声音立刻吸取了我的注意：
“进来吧！请他们进来！”
昏暗中，我望着一位矮而且瘦的老头子，穿着一件黑色的毛线汗衣，短促的南方口音在打招呼。
我的心突然跳到口腔里来，我想，现在同我们唯一的文学导师会见了。当时的心理，现在不能细细在这儿分析出来，我只感到意外的喜悦几乎使得自己的一切举动都丧失常度，当我钻进北屋的那道门的时候反而踌蹰起来了，我仿佛立刻想到了自己的渺小，不禁茫然失措，局促不前了。在一瞬间能够看得清的是里面品字形的三间屋，当中的过道上安置着一个火炉。我们停顿在火炉旁，鲁迅先生已经退进了正中那间小屋。
“进来吧！’，
我们被招待在那间小得好像雀笼似的屋里，并坐在靠壁的茶几旁，鲁迅先生背着那盏光线不很强烈的电灯，坐在书案当前的藤椅上，正面对着我们。我被高度的感情震慑住了，当前的一切都很模糊，我只恍惚感到当前坐着那位老头子灰黑色的头发是那样凌乱，好像刚从牢里放出来，浓密的眉毛和胡须好像在很活跃地耸动，显得有深厚的涵蓄，我想到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生的经验和宝贵的智慧潜藏在里面！瘦削的脸是那样的樵悴，只剩一层惨白的掀起无数皱纹的皮肤包着突出的颚骨，我不禁在这儿涌起更深的同情和忧虑。他靠在书案上的那只手捏着一支燃起的纸烟，显得很有趣味的眼光把我们这初次来访的青年望着。
妈子把茶送来，跟着，鲁迅先生伸手把桌上那筒美丽牌的纸烟递给我们：“你们抽烟吧？”
在先我们都好像是因为太兴奋，被燃烧着的感情堵着嘴说不出话来，也许是涌在心头的话太多，一时想不到从何说起。
在这一片段空隙中’我才有暇来细心观察屋内的情形；使我首先触着的当然是正对面电灯光下的那张书桌，一头靠着玻璃窗，桌面上乱翻翻地摆着纸片和笔墨；我们的左手边全是玻璃窗，被白布挡着了一部分；我望着那些粗糙的家伙，想到了他的令弟京兆布衣周作人先生的“寒斋”，相形之下，这个“雀笼”实在太不雅像了。这“雀笼”里倒也并不“寒”，一股干燥的热气阵阵地逼来，我忍不住赶快把大氅脱下来，同时为我们的老头子那么衰弱的身体涌起更大的隐忧。
“郭沫若发表那篇《眼中钉》周先生……”
那位同学好像存心挑战，开头发问，周先生连忙吐出一口烟子，从中答复：“沫若他在日本住了这几年，对于中国的情形当然不免有些模糊了，他想不到事情会变得这么快，就连我这样一个老头子也变了。”
背着幽暗的灯光，我仿佛望着老头子瘦削的面容上那一丝丝的皱纹里潜藏着慈和的微笑，浓郁的胡须里一股股的轻烟冒出来。
“周先生现在还参加什么团体吗？”我不知道怎么一下就脱口而出，突然感到这样的问太冒昧。想不到周先生却毫无顾忌，抬起头来把我望着，傲然地很爽快地答复：“在X联。”
我立刻在皮包里取出自己的一本戏剧集《革命的前夜》送了过去：
“最近，北平的X联在他们的刊物上大骂我这本东西，说是我在同熊佛西、梅兰芳他们争风，说是他们已经在群众中失掉了欺骗作用，我现在要企图来取而代之，骂我是什么什么新走狗。总之，简直把我当了他们唯一的死对头；同时，又遭了当局的禁止……”
周先生翻开那本书，笑起来了：“对于戏剧我完全是外行，不过，情形想得到是这样的，在上海也是一样。但，现在都有了改变，觉得动辄就显出一副凶恶的面孔，那是没有好处的，有些人，虽是不免有些错误，只要有好的倾向，我们就应该善意地批评，加强领导，最坏的是动辄就打击。”
“他们没有想到批评的任务，也没有想到领导”，我不免生起气来了，“他们预先就定下了一个固定的模型，作品放进去，完全合就好，不合，就打击。他们的本意也不在批评，是在挑剔别人的缺点来显示自己的前进，正确！”
“周先生对于他们第三种人的主张觉得怎样？”那位同学好像不耐烦听我发牢骚，把问题岔开了。
“第三种人”，周先生毫不思索，顺口答复，“其实，根本就不会有这样一种人的存在，只有暂时在当中徘徊不定的。现在苏汶来替他们要自由，这自由到底向谁要去？他认为作家的搁笔，就因为受了政治的干涉，他以为文学就好像一面镜子，它应该照样地反映社会，不该因了政治作用而加以渲染。他就不知道，每一个人的这一面镜子早就涂上了自己的颜色，而社会上的事情又每在表面看起来是白，而里面却是黑的，并且还在不断地变化中，好像万花筒一样；假如我们只靠肉眼去观察，结果总是错误。我们的眼睛望着太阳早晨从东方起来，到西方落下，就说太阳包着地球在转，我们看着的太阳和月亮一般大，就说它们真是一般大，就说这才是真实，这当然是可笑的错误。像这些肉眼看起来会弄得莫名其妙的情形，必须要有一个更锐利的眼去观察，这就是‘认识’，但认识清楚了，又有了‘作用’，又不免要受政治的干涉，这在苏汶又感到不自由了！”
大意是这样，我现在只能依靠我的记忆写下来，也许还有遗漏。记得周先生一提起这问题，好像大河决了口，那些理论滔滔不绝地吐出来，他越说越起劲，手里的纸烟燃过了又接上一支。
老头子那样天真的直率的态度，那样兴奋的热烈的感情，使我们不再有什么顾忌，不断地涌出许多问题，
好像要把几年来在讲堂上无法了解的大道理都一齐在这儿来要求解答。我们实在也太贪吝，只顾求得满足自己的知识欲，没有想到老头子那样衰弱的身体；然而，他的精神却比我们亢奋，比我们还年青，我们提出许多文坛上的人物来发问，他是毫不隐讳地答复出来。无论是夸奖或是骂，他的语气是没有一点儿弯环倒拐的。我们也曾经同不少的所谓“名流学者”们会谈过，假如你向他们问起某人来，即使是要骂，总是那样吞吞吐吐地，语气大概是：“他还怎么怎么……不过……”在鲁迅先生的口中是绝对听不到这类的用语的。这是他的特性之一，有这种特性当然不容于一般的正人君子们。
我们的问题是那样地没有系统，心头触着什么就向他提出来？我们从“关门主义”谈到“第三种人”，一儿又扯到“文艺批评”“创作方法”等等。
“周先生这几年怎么不写小说了？”谈对作家的经验，我的问题又破口而出了。
“理由很简单：写不出来了。”他一笑，但语气却很慎重，“因为旧有的是过去了，新的又抓不着。”
我们的谈话接着又在这问题上发挥。我认为，与其在那儿按照固定的公式，只凭一些空想要写前进的伟大的东西，到莫如切实一点在个人的身边找题材，假如一定要嫌不“伟大”就应该先改变自己的生活，去实际经验。
从此，我们的谈话又转到了一般的文艺刊物，我把许久以来堆集在心头的计划说出来。我说：过去的刊物，差不多一出来就被军警整个地搜去，仿佛专为了给军警焚毁才出版的。这样，再怎样激烈怎样正确也是白费气力。现在，为了要想给一般读者更多的他们想要的东西，似乎应该除了“正确”还要注意到它的影响，尤其是文艺这东西，它不像一篇宣言，也不必一定要抓着什么大题目，为了影响的深人，它应该在技术上使它更成熟，更能同一般大众接近，一种文艺刊物，应该尽可能地使它的生命长久一点。在开头，至少更该在态度上和缓一点大方一点。所以，我想，最好是办一种能够公开发行的东西，思想方面不必太单纯，只要不是彻底的反动，我们都容纳，我们要把技巧这一条件放在第一位。但，以过去的情形看来，差不多只要能公开发表的文章或公开发行的刊物，都有被“严厉的打击”的可能，于是那些真正“正确”的，“前进”的东西就难与一般读者见面了。
周先生很同意我的主张，并且允许我再定一个时间来详谈。
一会儿，我们的谈话又扯到了文学史，我们都感到这东西的难得，可贵。记得我刚进师大，给我们讲文学史那位名教授说了许多理由，批驳了一切文学史的书本，所以他不得不用讲义。但，那讲义实在可怜得很，发了几页，就不知道什么缘故中断了！我们很想知道文学运动进展的脉络，很想知道每一种文艺思潮同每一个时代的关系……然而，谁能够告诉我们呢？
“最近，景山书局发行一本郑振铎编的《中国文学史》，周先生看过了吗？”我问。
“看是看过的周先生没有说出他的批评，只是吐出他的志愿，“我打算编一部文学史，这工作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像上海那样的环境也不成，我想，等到明年再来北平，至少在北平住两年……”
“在北平住两年？，’
我们突然惊喜欲狂，同时发问，“明年什么时候到北平来？”
“我想明年开春就来他答复，一会儿笑了，“不过，有些人知道了，岂不更要恐慌？我这次来，他们都说：‘鲁迅又卷土重来了！’好像我这来，就要同他们抢饭碗……”
在鲁迅先生面容上不容易发现笑，但，这并不是说他经常都是摆出凶恶的面孔，他无论对什么事情都很认真，他的态度上融和着慈祥，严肃的色彩。他同我们谈话，忘却了时间，忘却了疲乏，我们也记不起替他的身体担忧了。
然而，我们不能不尽量地压抑着自己过分的要求，不愿意使他为我们这两个初次来访的年青人过度的兴奋而损伤了宝贵的精神，最后才说明了我们的使命同时站了起来：“我们代表师大的同学请周先生去讲演。”
周先生也跟着站了起来，毫不迟疑地答复：“好吧。”接着又问，“什么时候？”“明天是礼拜，就不知道周先生有没有时间？”我把那位同学望了一眼，掉过来把老头子盯着。
“明天……”周先生闭着眼想了一会儿，“好吧，我大概在最近就要走，就在明天上午十点吧，是不是还要先定一个题目？”
得到了我们的答复，他又接着问：“就讲‘第三种人’的问题好吗？”
他捏着那支将要燃尽的烟送了出来，走到那间北屋的门口又很慎重地嘱咐我们：“你们不要贴通告，人来得太多，我又讲不出什么来，怕使别人太失望！”一阵刺人的凉风袭来，提起我们对于老头子的身体的注意，我拉上了北屋那道门，告辞了。
我们走了出来，大家都找不到适当的言辞来表达出自己的欢欣，从宫门口西三条那条小胡同一直绕到了大街上，我们没有说一句话。人，大概是无论什么情绪高涨到了顶点，每每会被卷人在丧失知觉似的沉默中。北国的冬夜特别显得清幽、寂静，记得那晚上没有风，街上的灯光在浸人的寒风里发抖，一轮明月在清澈的天空中向着我们微笑。街上很难碰到行人，只有打更的梆子在到处不断地敲，偶尔有些车夫迎着我们在打招呼。
“你看那位同学把我的膀膊挽着，扭转身来望着我笑，走起路来他在打倒退，“鲁老头儿其实美极了，你看那眉毛，那胡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