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伏园先生离开晨报馆之后，即约请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创刊《语丝》。这期间，还有一个刊物，成了那时期青年界的每日食粮，且又引起各种学术上的论战，使中国报纸更积极负起传播文化的使命，那便是孙伏园编辑的《京报副刊》及各团体代编的《京报》七种附刊。
当时正是民国十三年冬天，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北上，激起了北方青年界的行动，就是原是在苦闷中过生活的青年，听了中山先生的言论同主张，不特明了现实的环境，是渐趋灭亡的漆黑一团。还更明了了要改造——甚至打破这黑暗的环境，是非自己站出来领导群众，来作扫荡工作不可，于是青年们，三三五五，结社了，人党了。总之，不问思想上的目的如何，大家在冲破黑暗的现实这一点上，是需要集团的力量来发挥，开展。可惜的，是作为社会先导的报纸，在当时，还没有一种能尽这种报导或指示的任务。
记得当时在北京的报纸，较为著名的，只有这几种：《晨报》、《黄报》、《京报》、《世界日报》、《顺天时报》。除《顺天时报》系日本机关报，不能作数外，其余之《黄报》、《京报》、《世界日报》等，对于文化向来很少起过作用。曾忆他们的副刊，多半还是风花云月一般鸳鸯蝴蝶派人的驰骋所，《晨报》虽然在五四后，添了新副刊，专登学术及新文艺作品。但时代巳将他向后扬弃了。因为《晨报》后台老板研究系人物，虽可在北洋军阀面前大谈科学与文艺，但中山先生的北上，及他所带来的政治主张与思潮，已使《晨报》老板有些恐慌了。于是他们不满于再起的青年运动。更不满于孙伏园所编的副刊。因为当时副刊上，不只是登些辛辣的文艺作品，有时还登载批评政治，批评社会的杂感与论文。在这种形式下，伏园便被逼而离开《晨报》了。其详情，已见于《语丝》的发刊中，这里不再说了。
伏园离开《晨报》，是由鲁迅先生报道出来的。那是有一天，鲁迅先生到世界语专门学校来上课，在讲完讲义之后，鲁迅先生忽然说：“我打掉了一个人的饭碗。”接着他讲了伏园在晨报馆辞职的经过。最后，好像安慰大家似的，说：“我们现在另外办一个周刊，几天就可以出版了。”
我在听了先生的报道，当天晚上，就去告诉胡也频同项亦愚，因为当时，我们三个人正在编辑《劳动文艺周刊》。而《劳动文艺周刊》是《京报》馆代为印刷，不要我们出钱的（每期印一千份）。因为同《京报》有这个关系，我们当时对于《京报》很关心，时时向《京报》主人邵飘萍先生，提供改革意见，这一次，听见孙伏园离开《晨报》了，很想要《京报》创刊一个副刊，请孙伏园作编辑，三个人谈论的结果，觉得这办法很好。但有问题的，是《京报》请不请孙伏园呢？假使《京报》愿请孙伏园，而孙伏园又肯不肯干呢？两方面都没有把握。因为我们晓得《京报》本来有副刊，不过他的副刊专登些赏花或捧女戏子的文章，而编此副刊者，又系与邵飘萍很有交情，且在《京报》服务多年的徐凌霄。那么，邵飘萍肯不肯停了徐凌霄所编的副刊、而另请孙伏园呢？而且伏园本人，我们都不认识他，万一邵飘萍答应请他。谁又有方法也使他答应呢？但即就是有这些困难吧，我终于大胆地找邵飘萍去。
我对邵飘萍述说了孙伏园向晨报馆辞职的经过，并告诉他《京报》应该借此机会，请伏园代办一种副刊，意外地，邵飘萍马上首肯了。而且他还说：“我想除请孙伏园先生编副刊外，《京报》还可仿照上海《民国日报》办法，再出七种副刊，每天一种，周而复始。这样，可以供给一般学术团体，发表他们平素所研究的专门学问。”
“能这样，当然更好。”
“那么，我们就这样决定本报副刊，就请贵友孙伏园先生担任编辑。另外，七种附刊，请你设法相帮找一两个，我这里也有几个团体接过头。本报也预备出一种图画周刊，大约七种附刊，不会成问题。”
这真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京报》愿担负起倡提新文化的使命。但伏园，在当时，不特不是“我的朋友”，是连一面之缘都没有，这却不能不使我恐慌絲了。
我抱着这种矛盾的心情，走出京报馆的门，看时间已是夜里九点钟了。想着鲁迅先生还未到睡觉期间，还是找他商议罢。
这件事，也是出乎鲁迅先生意外的，所以在我讲完了见邵飘萍的经过，并说明我根本不认识孙伏园时，鲁迅先生这样说：
“不要紧，我代你们介绍。我想伏园大概没有问题罢？他现在除筹办《语丝》外，也还没有其他工作。我明天去找他来。你明天晚上到我这里吃晚饭。”我这一次，却是抱着愉快的心情走回去。第二天，也将这经过，告诉了胡也频与项亦愚，自然在吃晚饭前，赶到了鲁迅先生家里。会我久已仰慕的孙伏园先生。
要解决的事件，鲁迅先生早巳同伏园说过，所以我也不必再重复，吃饭时，伏园就首先告诉我，他已同意。我说：
“那么，我明天告诉邵飘萍，再同他约好时间，你们先见见面。”
“那又何必呢？”鲁迅先生放下酒杯，突然插言，“邵飘萍是新闻记者，一天到晚，跑来跑去的，你我他，还得找伏园。有多麻烦？我看吃完饭，你们俩去看他，一下就决定了。”
伏园看着鲁迅先生这样力成其事，他当然也不好示异议，所以他接着说：“这样也好，那又要烦劳你跑一趟了。”
其实，不必说跑一趟，就是跑十趟，我也是愿意的。因为事情能成功，我们就可以看到一般学者及文人的髙论与出色的创作。而我们一般青年，也可以有发言的地方了。于是一吃完饭，我就同伏园赶到了京报馆。邵飘萍刚好正在馆。
飘萍热烈地欢迎伏园进京报馆，在谈过办法，薪俸、稿费等条件后，飘萍还说：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筹备罢。下一星期出版。”
过了几天，《晨报》第一版广告栏，出现了一个以二号字为标题又为正文的长条简单广告，说《京报》将于某日发刊副刊按日随报附送的小广告。到十二月八日，《京报副刊》即在孙伏园主持下与读者相见了。
《京报副刊》的出版，在当时并不能算是小事。由出版之日起，《京报》的读者，就开始增加。一天比一天多，记得增加最多的，是说有一天增加了两千份以上的订户，印刷所加工了，送报的加人了。飘萍有一次对我讲：印刷工人同发行部人，竟发出怨言，说：“这样加下去，怎么得了呢？”这虽然表示出中国人对于本身所负的事业，向来不求发展，但当时，印刷还未利用电机，再加以人事组织不很健全，却也实在难怪他们。不过从这一点，倒可看出《京报副刊》影响之大了。
《京报副刊》一出版，为什么就会发生这样大影响呢？这，就是从鲁迅先生讲起。
过去鲁迅先生在《新青年杂志》、《晨报副刊》、《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所发表的短批、论文、诗歌、小说，已引起广大的注意。到民国九年一月，他又译出了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戏剧《一个青年的梦》。同年十月，译出了俄国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路夫〉〉。十一年五月译出了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十二年九月印行了小说《呐喊》。同年十二月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十三年六月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同年十月译出了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京报副刊》未出版前，鲁迅先生已经有那样多的译著，流传到社会上了。这些译著，包括了先生的当时及其前后的思想，包括了先生治学精神，包括了先生文笔技术。而同时，先生又兼任着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及女子髙等师范、世界语专门学校等校讲师。他的言论主张巳经在青年界发生广大信仰了。《晨报》的渐趋灰色态度，已为青年所不满，而伏园离开《晨报》，又为鲁迅先生稿子所引起。现在听说伏园要为《京报》编副刊了。那么，鲁迅为主要撰稿人之一，是绝无疑问的。拿《语丝》为伏园所发起，创刊号上就有鲁迅的文章来推测，也不会例外。要看或必须看鲁迅文章的人，就纷纷订阅《京报》了。事实是：鲁迅先生他没有使青年人失望，自《京报副刊》发刊后，鲁迅先生对于时事及学术、社会、文艺各方面，都有文章发表出。而最引起广大注意而得到各种反响的，是青年必读书问题，翻译问题，女师大风潮事件，开封铁塔强奸事件，就都是鲁迅先生在《京报副刊》上发表锋利的短评而引起了检讨的。记得当时在“京副”上，鲁迅先生除译荷兰的短篇，日本的短篇之外，以《咬文嚼字》为题，以《忽然想到》为题，以《并非闲话》为题，就发表过21篇文章，特别是《忽然想到》，竟写过11次之多，而对于中国的政治问题、考古问题、创作问题、社会改良问题……都表示过独到的见解。
因了鲁迅先生，这样热心在支持《京报副刊》，再加以当时在文艺界很享盛名的周作人等，也都常有文章发表。《京报》的销路，便不胫而走了。
鲁迅先生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中说：
“……至于对于《晨报》的影响，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颇受些打击，曾经和伏园来说和，伏园得意之余，忘其所以，曾以胜利者的笑容，笑着对我说道：——‘真好，他们竟不料踏在炸药上了’！”
事实是，《晨报》向伏园去说和，是在《京报副刊》出版之后，其原因，是在“京副”，而不在《语丝》。因为当时青年界，大抵都是看报的。看精彩的文章，固然是原因，但当时的青年，Xf于国事巳很关心了。对于报纸的时事新闻，亦非看不可。伏园离开《晨报》之后，“晨副”上的文章，固然不及《语丝》，但《语丝》却没有时事新闻。在未有其他报纸能代《晨报》以前，《晨报》是不会受什么影响的。当然没有向伏园说和的必要。待“京副”出版，青年人有了代替的读物，于是纷纷退《晨报》而订《京报》了，拿《京报》当时那样突然增加销路。甚至一天加到几千份，我们就晓得，当时《晨报》每天纷纷退报，甚至一天被退几千份，我们是不难想到的。报纸要没有销路，自难在社会立足，所以伏园离走时，本是同《晨报》吵架而走的。后来《晨报》居然托人向伏园说和，其狼狈情形，也不难想象。因为当时青年，既感于智识饥渴，想多看一般思想界先进的文章，又感于《晨报》之态度渐趋灰色，引不起兴趣（甚至激起反感），乃才退掉《晨报》而看《京报》，鲁迅先生恰巧又是“京副”写稿人主要之一，于是《京报》风靡北方了，终至发生“纸贵洛阳”现象，因为它在文化上实在起了重大作用。这虽是客观环境所形成。但作此环境推动者，鲁迅实是第一人。
至于《京报》所附出的七种周刊，这里暂保留罢。
“哈哈论”的形成
1925年7月，鲁迅先生在《语丝》周刊上，以《立论》的题目，写了这样的文章：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
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一个说：4这孩子将来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说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你瞧！多么……啊唷？哈哈！’Hehelhe！hehehehe！”
这是鲁迅先生发明的有名的哈哈论。但这哈哈论的形成，据鲁迅先生讲，是这样的：
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暑假，陕西督军刘振华氏，代表西北大学问北平各大学校教授的各报记者，请求前往西北大学讲演。当时鲁迅先生便是被聘请中的一位。鲁迅先生因从来没有去过西北。很想藉此机会，去看一看。当时同去的，京报社代表是该报记者王小隐（孙伏园那时是代表晨报社去的）。据鲁迅先生回来时形容，王小隐那次是穿的双梁鞋——即鞋面前头有两条鼻梁。当时北京官场中人及道老多穿此种鞋。一见人面，总是先拱手，然后便是哈哈哈。无论你讲的是好或坏，美或丑，是或非，王君是绝不表示赞成或否定的。总是哈哈大笑混过去。鲁迅先生当时说：“我想不到，世界上竟有以哈哈论过生活的人。他的哈哈是赞成，又是否定。似不赞成，也似不否定。让同他讲话的人，如在无人之境。”
于是才写了那篇《立论》。
事实是：今天天气哈哈论，先生一从长安回来就想写，我们看论文《坟》
里面的“说胡须”，开头是这样：
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一个多月之后，胡里胡涂的回来了。
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样？”我这才惘然地回想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然而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
底下，先生写他在长安所见的奇闻与奇谈。先生且感慨，无论你讲真话或者别的什么，旁人总以为是哈哈哈的笑话，先生于是接着说：
凡对于以真话为笑话的，以笑话为真话的，以笑话为笑话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不说话。于是我从此不多说话，然而，倘使在现在我大约还要说：“嗡，嗡，今天天气多么好呀？”因为我实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
这里也可以看出，今天天气哈哈哈，是在游长安时才在先生的思想中具体化。因为王小隐君代表了这个典型，在鲁迅面前活现了。
〈语丝>的发刊
民国十二三年，在北京学界即今称文化界最占势力的报纸，——即销路最广，影响最大的报纸，要算研究系所办的《晨报》了。因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晨报》便添设了副刊，除报导时事新闻外，还刊载起有学术性研究文字与文艺作品，而当时执笔的，又多为有权威的学者，及提倡新文化的教授，故北方——尤其北京——学术界，无论教授与学生，大半多看《晨报》，而主编《晨报副刊》的，是副刊编辑专家孙伏园氏。
伏园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在他编辑副刊时，便常常请求鲁迅先生写稿子，我们晓得鲁迅先生驰名于国际文坛的作品，而晓得巳有十四国文字翻译的《阿Q正传》，其开始，就是发表于《晨报副刊》的。
因为伏园时时请求先生代副刊写文章，所以先生在民国十三年十月里，写了一首讽刺当时盛行的“阿呀阿唷，我要死了！”的失恋诗。题为《我的失恋》，以“某生者”署名，寄给伏园了，伏园是认识先生的笔迹的，虽以“某生者”名字出现，伏园还是晓得是谁写的，便立刻发排于副刊了，可是，这时的伏园，在《晨报》馆的地位，诚如鲁迅先生所说：“……伏园的椅子颇有不稳之势，因为有一位留学生新从欧洲回来，和《晨报》馆有深关系，其不满意于副刊。决计加以改革。”
这位留学生，名叫刘勉己，当时刚刚荣任《晨报》总编辑之职，在不满意于副刊存心的借口下，待伏园发过稿子走掉后，他跑到排字房检查副刊的稿子了。恰巧就看见鲁迅先生以“某生者”笔名写的那篇《我的失恋》诗，于是他以“不成东西”为理由，不得伏园同意，就将那篇稿子抽掉了。于是便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我辞职了。可恶！’这是有一夜，伏园来访，见面后的第一句话。那原是意料中事，不足议的，第二步，我当然要问问辞职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关系。他说，那位留学生乘他外出时，到排字房去将我的稿子抽掉，因此争执起来、弄到非辞职不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