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角奇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蔓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狞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一淑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
庄子言说自己思想的主要方式是“三言”，即寓言、重言、卮言。清人陈寿昌《庄子正义序》说：“庄子达以三言：寄之无端，寓言以悟之；假之无忤，重言以倡之；弥之无迹，卮言以蔓衍。亦虚亦实，亦隐亦障，亦奇亦正，亦谑亦庄！”林云铭《庄子因》说：“庄子只有三样说话：寓言者，本无此人此事，从空蓦撰出来；重言者，本非古人之事与言，而以其事与言属之；卮言者，随口而出，不论是非也。作者本如镜花水月，种种幻相，若认为典实，加以褒讥，何啻说梦！”身处百家纷争的战国之世，庄子知道用一般的辩论者所用的概念据理的说理方式来陈说自己高深的人生道理，对鲁莽之辈来讲，不过是对牛弹琴，他们是无从理解的。况且辩者云集，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许多人是不会接受的。再加上“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无法同他们谈论严肃的人生哲理，纠正他们的固执偏见。因此，欲让人接受自己的观点，避免这些弊病，就必须另辟蹊径，寻找一种既能服人之心，又能服人之口的思想表达方式，而这只能是创造寓言。通过塑形象，用故事寄寓道理，用形象来感染人。可见，庄子大量运用寓言故事说理决非偶然，其在言说方式上是经过认真思考的，其运用寓言是有自觉意识的。
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文学观念还没有完全自觉，文学创作还没有进人自觉的时代，就庄子而言，其自觉运用寓言来进行说理，他也不一定自觉意识到这是在进行文学创作。但可贵的是，他意识到一种思想观念的表达应该选择最能表现其特征的言说方式，并能自觉地加以利用，其中已蕴含了文学创作自觉的萌芽，对后世文学观念的自觉发展是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的。如果我们将庄子的寓言创作视为广义的文学创作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庄子的寓言理论和言说方式的自觉选择已昭示出文学自觉的曙光在前了。庄子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提出“寓言”概念的人，也是对寓言本质进行自觉认知的第一人，他的寓言理论虽然还有一定的不足，但他对寓言本质的理解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庄子对寓言的认识和他的寓言理论在我国文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贡献，是值得深人研究的。
庄子的文学思想更多地蕴藏在他的有关哲学、社会问题的论述之中，这些地方虽然不是直接地谈论文学，但我们却可以透过其中的一些涉及文艺问题的言论窥见作者文学思想的某个侧面。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崇尚自然美。庄子学派认为，从“道”的立场来看，美、丑是齐一的；从人的角度来看，美、丑是有区别的，因而在《庄子》中不少地方还是谈到了美和丑。庄子认为，自然是最高的美，能体现自然之性的，就是美的，“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能体纯素，谓之真人”(《刻意》)。因而庄子学派反对人为和矫揉造作，说“圣人推原天地之美而通达万物之理，所以至人顺任自然而无为，大圣不妄自造作，这说的就是取法天地啊。”(《知北游》)有个故事说：南海之神叫倏，北海之神叫忽，中央之神叫混沌；倏和忽时常在混沌那里相遇，混沌对他们非常友好；他们商议要报答混沌的恩德，说：“人都有七窍，用来看、听、吃饭、呼吸，只有混沌没有，我们试着给他凿开七窍吧。”于是就每天给混沌凿一窍，凿了七天混沌就死了。(《应帝王》)这个故事的用意十分明显，是反对人为的。混沌象征自然，凿窍象征人为，混沌之死象征着人为会摧残自然本性。又有一个故事说：越国美女西施得了心疼病，皱着眉头在村里走过。村里有个丑女，看见西施的样子觉得很美，回去时也故意捧着心口皱着眉头，可是村里的富人见了她就紧闭着门不再出来；穷人见了她，就带着妻子儿女急忙远远走开。(《天运》)作者评论说：“这个丑女只知道西施皱着眉头很美，而不知为什么美。”这个故事的宗旨显而易见是反对矫饰造作的。自然美是庄子崇尚的最高的美。二，重视精神美。在形与神的关系上，庄子学派是重神轻形论者，强调人的内在精神美。《德充符》中记载孔子讲了个故事：“我曾经到楚国去游历，恰好看到一群小猪在刚死的一头母猪身上吃奶，一会它们都惊慌地跑开了，因为它们发现母亲不再看自己了，不像活着的样子了。小猪所以爱它们的母亲，并不是爱它的形体，而是爱它那主宰形体的精神。”在此篇中还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脖子上长着盆一样大瘤的人去游说齐桓公，齐桓公很喜欢他；因而看到形容健全的人，反而觉得他们的脖子太细长了。所以，人只要有过人的品德，形体的残缺就会被别人忘记。”这两个故事的寓意都是要证明人的内在精神美远远超过形体美；有形无神，如同行尸，必然遭到遗弃；健全的精神可以弥补外形的残缺，其征服、感化他人的力量是形全神残者无法比拟的。庄子中塑造的得道真人、至人，多是肢体残缺而内心精神高远饱满的人，其形象塑造的寓言性特征也是此精神美崇尚的具体体现。三、“得意忘言”说。《外物》篇说：“鱼笱是用来捕鱼的，捕到了鱼就忘掉了鱼笱；兔网是用来捉兔的，捉到兔就忘掉了兔网；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的，得到了思想就忘掉了语言。我怎么才能找到忘掉语言的人而同他谈论呢？”庄子认识到了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也意识到了语言本身的局限性，这在当时无疑是很深刻的见解；但他对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理解得并不完全正确。他认为只要目的达到了，至于用什么手段是不必计较的。不仅如此，庄子还认为“道”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他说：“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是事物的粗大方面；可以用心意来领会的，是事物的精微方面；至于不能用语言来谈论，用心意来领会的，则是用精粗都不能体现的事物(道)了。”因为“道”是不可闻见，不可言传的，所以语言对表达“道”是无能为力的。庄子说的“忘掉语言的人”是指能体悟大道的人，因道是“不可言”，所以体道之人是不用语言来谈论“道”的。庄子有关言意的这些论述，引发了后世“言意之辩”的历史公案和“言不尽意”“意在言外”的着名论题，影响深远。四，“虚静说”。庄子认为“虚静”是万物之本(《天道》)，人心必须虚静才能体悟大道，因为道是聚集在虚静之中的(《人间世》)。人必须除去富贵名利等各种嗜欲，才能保持虚静的心境，因为各种嗜欲“不在胸中扰乱，内心才能平正，内心平正才能安静，内心安静才能光明，内心光明才能空虚，内心空虚才能进入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也就是‘体道’的境界。”(《庚桑楚》)达到“虚静无为”境界的途径是进行人性的修养，即前面提到过的“心斋”(《人间世》：“虚者，心斋也”)，即“疏导你的心灵，洗涤你的精神”(《知北游》)。使自己从世俗的各种观念、偏见中解放出来，进入与道同体，摆脱外物牵累，没有任何负担的自由状态。庄子认为这种精神状态对于为人处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说：“百里奚不把爵禄放在心上，所以他养牛，牛就肥壮，使秦穆公忘了他的卑贱，将政事托给了他。有虞氏不把生死的观念放在心里，所以才能感动别人。”(《田子方》)用这种心态来进行创造，就会取得超乎常人的成就。《真画者》(《田子方》)、《梓庆为鐻》(《达生》)的故事就是其例。如《梓庆为鐻》：
一个名叫庆的木工雕刻木料来做鐻(一种乐器)，鐻做成后，见到的人都很惊奇，以为是鬼斧神工。鲁国国君见了问他说：“你是用什么技术做成的呢？”他回答说：“……我将要做鐻的时候，从不敢用别的事情损耗我的精神，必定要斋戒来使我的心神安静。斋戒三天，就不敢怀有庆赏爵禄的念头；斋戒五天，就不敢怀有别人说好说坏说巧说拙的念头；斋戒七天，就连自己有四肢形体都忘记了。当这个时候，忘记了朝廷，技巧专一而外界的一切干扰都消失了；然后进入山林，观察树木的质性，看见形体最合适做鐻的树木，一个完整的鐻的形象就呈现在眼前，然后就动手制作。不是这样，就不去做。这样用我的自然来合树木的自然，乐器被疑为神工，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
反之，如果怀有杂念，就心神不定，做事也难以成功。这就像赌博一样，“用瓦块作赌注的游戏，赌起来就心灵手巧；用衣带钩作赌注的，赌起来就有点胆怯；用黄金作赌注的，赌起来就神志昏乱。赌的技巧本来是一样的，由于内心有了顾忌，表现却不一样，就是太看重外物的缘故。凡是看重外物的，内心就一定笨拙。”(《达生》)庄子关于“虚静”的论述，被后世文艺理论家广泛用来说明文学艺术创作的构思阶段的心理过程，成为中国传统创作论的一大特色。如苏轼曾说：“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答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凝)神。”(《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其一》)
(2)《庄子》的浪漫主义风格
《庄子》的文章风格属于浪漫主义范畴，自从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进学解》中把《庄子》与《离骚》相提并论以后，人们普遍注意到《庄子》、《离骚》在文风上有着共同的特点，用今天的话来说，都属于浪漫主义流派。但是，从文学的角度对《庄子》进行研究，却没有对屈原的研究那样普遍，其深度相差更远。这就造成一种印象：庄子在文学上的成就比不上庄子在哲学上的成就，或者说庄子主要是位哲学家，而不是文学家。其实这是一种偏见，或者说是误解。庄子在文学上的成就与影响一点也不比其哲学逊色，甚至可以说作为文学家的庄子要比作为哲学家的庄子更加高明，更加伟大。因为随着时代的变化，庄子哲学的意义可能会缩减，而庄子文学的意义则永远不会消退；人们有时可能不喜欢他的哲学，但永远也不会不喜欢他的文学，也就是说，使庄子具有永恒价值的，最终可能是他的文学。宋·林经德《庄子口义后序》说：“《南华》一书，今古之奇笔也。”徐霖《庄子口义后序》也说：“《庄子》雄豪宏肆，以神行万物之上，以心游宇宙之表，至乐极诣，古无斯人。其言辞荡汩变化，凌薄日月，疏决云河，妙密流动，鳞丽羽烂，天昭海冥，《左》缛而不瑰，迁雄而不肆，又文之杰立宇宙者也。”
《庄子》散文是古代浪漫主义的典范作品，是一般的浪漫主义作品无法比拟的。构成《庄子》文学浪漫主义的因素有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深奥的哲理与奇特的形象融为一体。善于运用寓言故事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并不是《庄子》独有的特点，先秦诸子大都如此。但是，把深奥的哲学思想与奇异的艺术形象紧密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却是《庄子》独有的特色。在别家的文章中，寓言往往是“事实论证”的例子，带有明显的比喻的性质，这是寓言的本色。而在《庄子》中，寓言本身往往就是文章主体，删除寓言即无文章；文章的中心思想往往隐藏在寓言背后，作者并不明确揭示，需要读者反复体会才能理解。因此，《庄子》寓言往往不是比喻，而是象征。寓言是哲理的载体，思想是寓言故事的灵魂，二者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也就是说，没有《庄子》的寓言，也就没有《庄子》的哲学，反过来也是一样。例如《逍遥游》，全文用一系列寓言故事连缀成篇，作者出面说理的话仅有文中插入的“故曰：圣人无己，神人无功，至人无名”几句，其具体含义亦无进一步的解释，需要读者从寓言中仔细领悟才能明白。这种情况在别家的文章中是不多见的。由于庄子的哲学思想非常深奥玄妙，尤其是作为其哲学体系中最高范畴的“道”，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不能用概念、推理、判断的形式逻辑方法来论证，所以必须诉诸形象。这些艺术形象，就是《庄子》思想的化身，是活的有灵性的思想符号。作者就是驱使这些形象为自己服务，通过他们的活动和语言来同读者进行思想感情的交流，进行心灵的沟通，从而感染读者，使之接受作者的观点。《庄子》中的寓言人物形象，或来自神话传说谨为历史生活故事，但更多的是来自神话故事和动物世界，甚至某些自然现象，什么天帝鬼神，虫蛇鸟兽，风云魍魉，无穷混沌等等，在他的笔下，都可以被拟人化，成为生动活泼、呼之即出的形象，大家凑在一起，演出一幕幕奇妙的、引人人胜的戏剧，有时令人幽思，有时令人愤慨，有时又让人忍俊不禁。比如：
寄生在猪身上的虱子，自以为生活舒适，安全，却不知一旦猪被杀了，在火燎猪毛时它们也会一起被烧焦。(《徐无鬼》)
建立在蜗牛左角上的触氏国与建立在蜗牛右角上的蛮氏国，为了争夺地盘而打仗，每次都要留下数万具尸体，追赶败兵十五天后才能返回。(《则阳》)
养猴的人给猴发橡籽，对它说：“早晨吃三个，晚上吃四个。”猴子们都发怒；于是又说：“那么早晨吃四个，晚上吃三个。”猴子们都很高兴。(《齐物论》)
苟且偷安、盲目乐观的人，读了虱子的故事，能不引起深省吗？蛮触之战的故事，难道不足以使人对统治者为了一己之私利而牺牲广大人民生命的现象而感到气愤吗？养猴的人狡诈固然可恨，然而猴子的愚蠢不是很令人发笑吗？这些趣味盎然的寓言寄托着作者的人生观、社会观和哲学思想，耐人寻味。作者就是凭借这些栩栩如生的形象将自己深奥的哲学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取得了既能服人之口，又能服人之心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