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元佑四年（1089）三月十六日，朝廷终于批准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浙西路兵马钤辖兼杭州知州，管辖范围包括今浙江杭州以及衢江、富春江、钱塘江以西，上海市以及江苏镇江、金坛、宜兴以东地区。大体相当于浙西路最高行政长官兼杭州市市长。
人生真是有意思，十八年前，苏轼因为受到变法派的排挤，不得不请求外任地方官，九年中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职，其中第一站就是在杭州担任通判。十八年后，他却遭到了来自旧党内部的排挤而不得不请求外任，第一站也是杭州，这真是惊人的历史巧合！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所担任的职务，所管辖的地区，所承担的责任都要大得多了。
苏轼这一次离开朝廷外任地方官，累计算起来一共五年时间，却先后担任了杭州、颍州、扬州和定州四个地方的知州。其中杭州的任期最长，二十二个月；其他几个地方多为半年左右：颍州七个月，扬州六个月，定州七个月。虽然处在频繁的调动当中，但苏轼依然竭尽全力地想办法为老百姓多做一些实事，其中最可称道、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杭州时期对西湖的综合治理改造工程。这个工程不仅体现了苏轼作为地方高级官员体恤爱民的仁政之心，勤政善政的为政之才，也体现了一个伟大文学家的诗人情怀。西湖改造工程将苏轼的仁爱之心、为政之才、文学之美完美地统一在一起。
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这篇将近四千字的奏章中，苏轼详尽地分析了西湖对于杭州的五点重要作用，综合起来看就是：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西湖是杭州美丽的眼睛，是杭州最引人入胜的美景；从生活的角度来说，西湖是杭州农田灌溉、居民饮水的主要资源；从朝廷的角度而言，西湖是百姓为皇帝放生祈福的重要场所；从经济的角度而言，西湖是酿酒上税的重要来源；从水利的角度而言，西湖还是保证运河通畅的重要水源。然而长期以来，西湖的淤泥严重堵塞湖底，水草遮蔽大半湖面，不仅阻碍水运，损害水质，隔断水源，而且大大损伤西湖的美观。苏轼感叹，再这样下去，二十年之后西湖就不存在了，可是如果杭州没有西湖，就好像人去掉了眉毛眼睛，还能叫做人吗？可见，无论从国计民生的角度，还是从水利的角度、文学美学的角度，都必须治理西湖。
拯救西湖，这是一次民生的拯救，也是一次文学的拯救。
目标定下来，苏轼立即着手筹措人力经费，他初步预算，疏浚湖底淤泥、铲除湖面水草大体需要二十余万工。他通过各方渠道筹措钱款米粮折合共一万余贯、石，大体可以调动十余万工，空缺的部分还需要朝廷予以解决。但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治理西湖还有一些难题，比如，将西湖中的淤泥水草全部挖掘清理出来，估计会堆积如山，如何处置这些淤泥呢？
经过深思熟虑与精心策划，苏轼与众位官员终于想出一个一举多得之策：将这些无处安置的湖草、淤泥在湖的西侧筑起一道长八百八十丈，宽五丈的长堤，横跨西湖南北，将西湖分为里湖外湖。修筑起这条长堤有这样几大好处：
一是解决了淤泥水草无处安置的难题；二是沟通西湖南北，缩短交通路程，从此人们从湖的南岸到北岸不必再绕湖三十里；三是在长堤上修建跨虹、望山、映波等六座桥，沟通里湖、外湖，再在湖中种植芙蓉、堤上种植杨柳，另外再修建九座亭阁，这样芙蓉杨柳、小桥亭阁构成了西湖新的风景线。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才能使淤泥不再淤积，水草不再滋生？
苏轼集中大家的智慧，作出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决定。即将岸边湖面租给民户种植菱角。因为种植菱角时必须按时清除水中杂草，这样，一来农民可及时清理水草，保证不再淤积；二来可收取民户的租金，将这笔费用用于西湖的整治维护；三来可解决一些民户的生计，真正是一举三得！
但是西湖水面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有民户在水面随意种植，官府也很难即时监督管理。不过这也难不倒苏轼。为了保持西湖大部分水域的开阔清澈，苏轼在西湖的中心位置建造了三座小石塔，石塔之间相望为界，围成一个水域，严禁民户在这个水域内种植。小石塔后来逐渐演变为最着名的西湖美景“三潭印月”（事载苏轼《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
西湖的整治改造工程结束了，苏轼不无得意地在诗中写道：“我凿西湖还旧观，一眼已尽西南碧。又将回夺浮山险，千艘夜下无南北。”（《与叶淳老、侯敦夫、张秉道同相视新河，秉道有诗，次韵二首》之一）
苏轼在改造西湖工程期间，工作认真而勤苦，据《杭州府志》记载，他每天都到湖上巡视。有天肚子饿极，但饭菜还没送到，他便拿了筑堤工人的饭吃了起来。据传，杭州民众因为感戴于苏轼的恩德，知道他性喜食肉，便送给他不少猪肉。苏轼就让人将猪肉切成方块，按照他“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猪肉颂》）的独家秘诀精心烹制，送到西湖工地，分发给浚湖的民工。不料这红烧肉却因此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东坡肉”。
苏轼对西湖所做的这些改造，不仅造福当地居民，使杭州的民生更加繁荣，而且让西湖更加美丽，让杭州的眼睛更加明亮。苏轼所筑之堤与唐代杭州刺史白居易在湖北面修筑的“白堤”相映成趣，被人们称为“苏公堤”，简称“苏堤”。如今历经千年，“苏堤春晓”与“三潭印月”依然是引人人胜的“西湖十景”之一。
身为知州的苏轼，除了进行整治西湖这些大工程外，每天主要面对的仍然是琐碎的日常公务。他在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也时时展现出他个性上的特点。
据宋人周煇笔记《清波别志》记载，有一次，苏轼审理一桩涉嫌欺诈、偷税漏税的案件。被带到堂上的涉案者是个年近六旬、须发花白、穿着寒酸的老翁。税务官查获他随身带着两个巨大的包裹，而且包裹上面赫然写着：“翰林学士知制诰苏某封寄京师苏侍郎收”，意思就是：翰林学士苏轼寄给京城门下侍郎苏辙。税务官报告，这两个包裹内全是上好的麻纱，并且沿途盗用苏轼之名偷税，意图带至京城贩售图利。
苏轼一听不由大怒，他一拍惊堂木，厉声责问老翁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老翁知道了堂上坐的就是自己冒名诈骗的苏轼，心中大惊，只好从实道来。原来此人乃是南剑州（今福建南平）的乡贡举人，名叫吴味道，正准备进京参加礼部进士考试。但苦无川资，亲戚朋友凑钱买了两百匹当地的特产建阳纱，准备让他带到京城变卖用作盘缠。依照当时的税务规定，携带这麻纱穿州过府，从福建到开封，沿途可都得抽税，他盘算一下，这样一来等到了开封可也就所剩无几了。吴味道素闻苏轼兄弟喜好奖掖文士之名，于是决定盗用其名以便逃税。这一路上果然畅通无阻，没人抽税，殊不知他因消息不够灵通，未知苏轼时任杭州知府，正好被抓了个正着。
面对这个穷酸落魄、自作聪明而又可怜可气的老读书人，苏轼没有再拍惊堂木，而是揭去包裹上的旧封，郑重提笔在包裹上写道：“龙图阁学士、钤辖浙西路兵马知杭州府苏某封寄京师竹竿巷苏学士（此时苏辙已迁为翰林学士）。”
接着，他笑着对吴味道说：“前辈，你可放心，这回真是苏知府送交苏学士的包裹了，即便是带到皇帝面前也没有关系。”
他随后还写了一封短信，让吴味道带给苏辙，要弟弟关照这位可怜的老者。
吴味道喜出望外，千恩万谢地辞别苏轼进京应试。第二年，吴味道果然高中皇榜，并写信向苏轼表示感谢，苏轼对这件奇遇心中也甚是欢喜。后来吴味道路过杭州，苏轼还请他在家中盘桓小住了数日。
这个故事充满了温情。杭州知府的网开一面，放走一个其情可悯的漏税“商人”，成就了一个新科进士。这个故事阐述的精神其实与法律无关，就如同当年欧阳修宽容苏轼编造典故一样，苏轼也乐于宽容这位可怜的读书人，甚至愿意掩护他，帮助他。这不是一个知州当有的执法行为，而是一个宽容、温厚、体贴、俏皮的诗人行为，这种行为也只会发生在苏轼的身上。
在辗转四个州郡的五年任期内，杭州的政绩当然只是苏轼五年地方官政绩的小小一角。他刚到杭州的那一年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冬春水涝，他认为救灾之事是预则立，不预则废，因此反复请求朝廷拨米赈灾，甚至将自己用来修葺颓敝官舍的钱都先用来买米赈济百姓。他重视水利的兴修，除了前面提到的疏浚西湖之外，更疏通运河钱塘江水道，设立水闸控制江潮，让居民免去潮水淤塞之苦，开掏骚扰之患。苏轼为了让常受疠疫流行之苦的居民受到照顾，除拨出公款外，自己还捐献了五十两黄金创设了病坊“安乐坊”，以治疗贫困的病人。
苏轼知颍州时遇到严重的雪灾，他担心灾况，整夜不能成眠，想着该如何救民之饥，后来下令从官仓取出数千石的米，从酒务局中拿出数千秤的柴，来救助饥寒贫民。苏轼亲民近民，他根据自己出知杭、颍、扬三州所了解的情形，知道王安石的新法在实施的过程中的确存在很多的弊端。老百姓告诉他凶年时虽然天灾流行，但只要节衣缩食，仍然可以糊口度日，但是每遇上丰收之年，衙吏兵卒就会前来逼索积欠，枷棒加身，反而活不下去了，因此认为丰年不如凶年好。苏轼听后，心中十分沉痛，因此在写给朝廷的谢恩表写道“丰凶皆病”。苏轼从担任杭州知府时就开始向朝廷申请减免百姓税收负担，在此后的数年间一直不曾停止过上奏。总之，在地方任官的苏轼，总是想尽一切办法造福一方百姓。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苏轼的从政经历，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一举成名开始的书生意气，到初出茅庐时逐渐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到大难临头时遭遇政治磨难，再到黄州时期对自身的反省，再到东山再起时重新陷入党争，苏轼的人生经历和政治生涯一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只要在中央朝廷，就必然会陷入党争，陷入永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口水大战，对别人对自己、对朝廷对老百姓都没有任何好处；而每次当苏轼对这些龃龉卑劣的政客之争无法承受、无法忍受之际，他就会主动申请出任地方官，而只要他回到地方工作，立刻就会不自觉地超越片面狭隘的党派之争，走出党争的政治阴影，抛开党争的偏见，完全以老百姓的利益为自己政见的出发点，实实在在为当地老百姓做事。担任地方官的苏轼，不自觉地将自己从一个对国家君主负责任的大臣，变为一个活泼潇洒、主动融入当地生活与百姓中的普通官员，苏轼也因此焕发出了不同凡响的光辉。
事实上，在五年的地方官任期当中，高太后还曾数次将苏轼调回朝廷担任翰林学士承旨、兵部尚书、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高官。这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对他的赏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助以苏轼兄弟为代表的蜀党力量来制衡洛党、朔党的势力。
但是每一次返回朝廷，苏轼都会遭到新旧两党的夹攻。当时苏辙已经先后担任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在朝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他为人言行极为谨慎，不易遭口舌之非。而苏轼性情率直，自是成为重点攻击的对象。因此，苏轼一人都门，政敌们便开始不断制造事端，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毁谤弹劾，致使苏轼每一次又都不得不被迫离开朝廷，外任地方官。
如此说来，我们或许真该希望苏轼永远不要回到朝廷去，永远不在中央做大官，而是永远在地方做官，在地方为老百姓做实事、做好事。因为每当苏轼回到地方，就生龙活虎，就政绩突出，就干劲十足，而一旦回到朝廷，就会成为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品，这使他的理想永远滞碍难行，他的心中总是忐忑失落。
这一章的题目是“知难而退”，难指的就是难以长久地呆在朝廷，退指的就是到地方去做官。对于苏轼而言，进当然是好的，但是太痛苦；退虽然远离朝廷、兄弟，但心情是舒畅的。不过，即便在地方上做官，苏轼的心情也将不再舒畅了，因为就在苏轼开始准备奔赴第四个城市定州担任知州的时候，朝廷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件事情立刻改变了苏轼兄弟的命运。
这究竟是一件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呢？年届六十岁的苏轼还能否继续承受命运的剧烈变动？
贬逐投荒
宋哲宗元佑七年（1092），临朝听政的高太后身染重病，将不久于人世；此时哲宗皇帝十八岁，已到了亲自主持朝政的年纪。
根据宋代史料笔记《铁围山丛谈》的相关记载，神宗死后，哲宗虽然继立为帝，但即位以来，一直都是高太后垂帘听政，执政大臣凡事都是奏请太后决议，不以年幼的哲宗为意。虽然太后也曾问他：“彼大臣奏事，乃胸中且谓何？奈无一语耶？”意思是说当这些大臣们上书言事时，你对他们上奏之事，心里有什么意见尽管说出来呀，怎么一声不吭啊？但哲宗总是回答说：“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虽然他嘴上总是说：“娘娘作出决断即可，我又何必多嘴？”但其实哲宗这个人心胸狭隘，性情暴躁，好色懒惰，他对于祖母的严加管教和包揽朝政都非常不满，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哲宗对祖母的严厉管教内心“甚衔之”。他内心早已充满怨怼，苦于敢怒而不敢言，便将这积压多年的怨气迁怒于太后身边的大臣，迁怒于元佑旧党人物。
高太后深知她这个孙子的性格与想法，明白他一旦执掌朝政，必定会自行其是，改变朝政格局。因此在病重期间，她便对大臣们说：“我的病情日益加重，肯定将不久于人世，你们最好是及早求退，也好让皇上另用新人。”一番话说得大臣们无不人人自危。
随着亲自主政的日子慢慢地接近，哲宗的本来面目也开始逐渐暴露出来了。一次太后问大臣们：“我久病不起，恐怕不久于人世，朝廷的事情怎么办？”群臣尚未应对，从来“恭默不言”的哲宗忽然说：“自有故事。”意思就是说：“那有什么难办的？朝廷的规矩都在那里放着，照着办就是。”一番话说得大家哑口无言，面面相觑，下朝后无不担心地说：“我辈其获罪乎？”这下子完蛋了，我们看来得罪了皇上，一定要被治罪了（事载宋·蔡绦《铁围山丛谈》）！
改朝换代的一天终于到来了。元佑八年（1093）九月三日，高太后驾崩，哲宗正式亲政。
果然不出高太后所料，哲宗一旦亲政便不再听从元佑执政大臣的意见，随即在九月四日，下令恢复与新党人物关系密切的几位宦官的职务，虽然当时因宰相的极力反对而收回成命，但是哲宗的政治动向已是昭然若揭。哲宗多次与身边大臣说起太后垂帘听政的经历，他恨恨地说：“朕只见臀背。”意思是说，自己虽然贵为皇帝，却只有看太后屁股和后背的份儿，哪里能够作主？
这种种迹象都表明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已经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