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随笔》卷二：“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
《论衡·效力》：“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叛魏魏伤。”
秦国虽缺乏养士的传统，但它的客卿制度，为吸纳和选用人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人才与“宝贝”
《资治通鉴》周显王十四年（公元前355年）有这样一则颇有意思的记述：
“齐威王和魏惠王在郊野约会狩猎。魏惠王问：‘齐国有什么宝贝吗？’齐威王答：‘没有。’魏惠王又问：‘我的国家虽小，尚有十颗直径一寸以上、可以照亮十二乘车子的大珍珠。齐国那么大，怎么可能没有宝贝呢？’齐威王答：‘我对宝贝的看法和你不一样。在我的大臣中有位叫檀子的，让他驻守南城，敌人就不敢来犯，泗水流域的十二个诸侯国都来朝贺。还有位叫盼（音焚）子的，让他守卫高唐，赵国人就不敢向东到黄河捕鱼。在我的官吏中有位叫黔夫的，让他镇守徐州，燕国人就在北门、赵国人就在西门行祭礼，举家投奔的有7000多户。我的大臣中还有位叫种首的，让他对付盗贼，社会上就出现路不拾遗的好风气。这四位大臣，光照千里，岂止是照亮了十二乘的车子呀！’魏惠王听后面露愧色。”（白话今译）
齐威王与魏惠王的这一段对话，颇为典型地反映了战国时期一些统治者对人才的重视。魏惠王提起自己国家的宝贝来，洋洋自得，称魏国虽小，却有10颗大珍珠。可是，当齐威王谈起齐国的“宝贝”时，魏惠王露出了惭愧的脸色。因为，齐威王所说的“宝贝”，不是金银珍宝，而是人才。
人才，才是真正的“宝贝”。有了人才，穷国可以变富，弱国可以变强。魏惠王可能并非不知道这个道理，但他显然没有像齐威王那样强烈、自觉的人才意识，所以他感到了羞愧。
战国时期对人才的重视，其实并不限于国君或一国之执政者。那时，不少有权有势或有一定地位的人，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实力，都在广揽人才，以至为人才展开争夺战。
二、孟尝君养士：冯驩食有鱼
战国时期的人才，大量的出自“士“阶层。于是，延揽人才，尊重人才，或者屈身优待人才，就称作“礼贤下士”。
这里先讲一个有关孟尝君养士的故事。
孟尝君姓田，名文，是齐国著名人物、齐宣王时曾任齐相的田婴的儿子。田婴死后，田文继承封地，号孟尝君。
孟尝君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不遗余力地培植亲信。凡是投奔到他门下的游士，他都收留下来，供养他们。这种被供养的人叫食客，也叫门客。供养食客在当时是一种很普遍的风气。像与孟尝君合称为战国四公子的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都养着大批的食客。这些食客在平时为主子或舞文弄墨，摇唇鼓舌，或跟进跟出，协从帮办。在需要的时候，他们还要为主子充当说客、打手、刺客之类。
孟尝君收养的食客，既有各式各样的士，也有鸡鸣狗盗之辈。其中也确有少数有见识、有才干的人。冯驩（音欢）就是其中之一。
当初冯驩听说孟尝君好客，就来投靠。孟尝君问他：“先生远道而来，有什么可以教我田文的？”冯驩说：“听说君好士，我一个穷人就来投靠君。”孟尝君就把冯驩留下，安排在三等食客里，以粗饭淡菜相待。
过了10天，冯驩觉得自己没有受到礼遇，就弹着自己带来的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这里没有鱼吃。”孟尝君从管家那里闻知此事，就说：“那就给他鱼吃吧，再安排他到二等食客那里住。”
过了几天，冯驩又弹起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这里没有车子坐。”孟尝君听说了，又吩咐管家：“给他车子坐吧，再给他迁到一等门客的屋子里住。”
又过了几天，冯驩再次弹起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我在这里不能养我的家啊。”孟尝君知道了他有老母在家，就派人去供养他的母亲。
这下冯驩试探明白了，孟尝君确实是礼贤下士的君子，他决心以自己的才能好好报答孟尝君。
孟尝君是个高利贷主。一次，他准备派人出去收债，就问手下的食客：“谁能做会计，替我去收一收债？”3000食客平日里养尊处优，这时却鸦雀无声，都不作答。只有冯驩走到孟尝君面前，说：“我能。”孟尝君便派冯驩去收债。临走时，冯驩问：“我把债收齐以后，要买点什么东西回来吗？”孟尝君回答：“我这儿缺什么你就买什么，你看着办吧。”
冯驩来到孟尝君放债的薛地，收取了一部分利息。然后，他用这些钱买牛、打酒，通知借了孟尝君钱而无论能否付得出利息的，都来聚会。那天，酒酣耳热之际，冯驩对借贷者说，请大家把债券拿出来，能付利息的，就付一年的利息，贫穷而付不起利息的，就把债券烧了。冯驩又高声地向大家宣讲：“孟尝君之所以要借钱给你们，是要你们好好地从事农业生产，之所以要大家付利息，是因为他需要钱供养众多的食客。今天，你们之中富裕的，就付利息；贫穷的，将债券烧了。就算是孟尝君捐钱给你们。”大家兴高采烈，嚷嚷道：“孟尝君真是我们的恩人啊！”
孟尝君知道此事后，愤怒地责骂冯驩：“我田文有食客三千，之所以在薛地放债，是想以此贴补收入，供养食客。你倒好，买了那么多的牛啊、酒啊，还将债券烧了，这是为什么？”
冯驩回答：“先生请息怒。要知道，不多置办酒、食，大伙不会都来聚会，从而也就不知道究竟谁富裕、谁不足。那些穷苦老百姓如果真的还不起债，你留着债券也是白搭，再过5年、10年，利钱越来越多，他们怎么也还不清，反倒逼得他们远走他乡。你要强去逼债，会失去民心的。”接着，冯驩又说：“你说过，要我看你缺少什么就买什么回来，我看你家里高屋大厦收藏着那么多的珍宝，你玩弄的狗马成群，侍候你的美女如云。什么都不缺，就缺给老百姓做好事，让人民拥护你，所以我用债券买回了民心。”
听冯驩这么一说，孟尝君立即拍起手来，连声道谢。
一年以后，齐湣王觉得孟尝君权力太大，就罢了他的官。这时，孟尝君的3000食客大多散去，只有冯驩等少数人还跟着他。他们随孟尝君一起来到薛地，只见薛地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地夹道欢迎孟尝君的到来。孟尝君看到眼前的感人场面，激动不已，回过头对冯驩说：“这就是你给我买来的民心呀！我今日终于见到了。”
在孟尝君失意的时候，冯驩照样奔走于他的门下，并积极地出谋划策。一天，他以“狡兔三窟”作比喻，对孟尝君讲：“机灵的兔子有三个窝，你至少也该有三个能安身的地方才好。可你现在只有一个薛地，应该再找两个地方。”于是，冯驩到齐国和秦国为孟尝君活动。齐滑王见到孟尝君具有“国际”影响，就重新起用他，任他为相。
三、齐国养士：稷下学宫
孟尝君养士，是要士为他个人效力，这属于战国时期养士的一种类型。那时还有一种类型，即国家养士。其中齐国政府的养士，远近闻名，并创造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稷下学宫。
齐国很早就形成养士的传统，远在春秋时期，齐桓公曾招纳大批贤士，让他们四出活动，为齐国的霸业服务。据说当时著名的贤士就有80多人。到战国时期，齐国政府更是把这看作为一项既定国策，发扬光大养士的传统，并使之制度化。
从齐桓公（公元前388～前357年在位）起，齐国在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稷门外设置学宫，吸引各地学者到齐国讲学、交流，著书立说，后习称“稷下学宫”。到齐威王（公元前357~前320年在位）、齐宣王（公元前319～前301年在位）时，稷下人才济济，有1000多人。著名的有宋钘（音形）、尹文、慎到、彭蒙、田骈、环渊、邹衍、驺夷（音邹石）以及淳于髡（音昆）、田巴、鲁仲连、接子等70多人，称为稷下先生。这些人在稷下学宫受到尊崇，皆列为上大夫，住高门大屋，生活优裕；出则有车，后面还跟从数百人，声势浩大。
稷下先生在那里聚徒讲学，自由辩论，高谈天下治乱之事，却又并不当政，所以有人叫他们是“不治而议论”。尤为难得的是，齐国政府还给他们以自己决定去留的自由。“合则留，不合则去”。离开时，齐王有时还表示歉意，送给盘缠。离开后，若还想回来，同样受到欢迎。
当时有两位大思想家到过稷下，他们是孟子和荀子。据考证，孟子游历诸侯从事政治和文化学术活动约24年，其中两次到齐国，在稷下时间约16年。荀子15岁就游学稷下，三次来而又三次离去，在稷下时间约46年。
齐国政府创办稷下学宫，主要出于招徕天下贤士以增加和炫耀国力的政治目的。但它自创办始，持续活动了100余年，其意义便超越了创办目的本身。它使曾经活跃在历史上的原始民主精神，和阔达好议之风得到了弘扬，促进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发展。
由于齐国政府所采取的优客政策，使无论学术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派别、年龄、资历不同的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所以，伴随各色文人学士的到来，各种思想，包括道家、儒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墨家等等，也在稷下汇聚，并发生碰撞、激荡。各家各派的人物相聚一堂，携徒属而演道术，穷事理而互诘难，大大地活跃了学术思想的交流和发展。
稷下学人还常为齐国举事谋缺，或针砭时弊，讽喻君臣。其中不乏态度倨傲、言辞不逊的，但也并不见责。比如，淳于髡率徒属以隐语诘问齐相邹忌，倨傲不恭，邹忌则谦卑应对，不敢怠慢（《新序·杂事篇》）。王斗会见齐王，齐王派人将王斗引入，王斗不满意，要齐王亲自到门口迎接，齐王欣然从命。“趋（疾走）而迎之于门”（《战国策·齐策四》）。下面再引《孟子·梁惠王》）中记载的一件事：
“孟子对齐宣王说：‘您有一个臣子把妻室儿女托付给朋友照顾，自己游楚国去了。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妻子儿女都在挨饿受冻。对待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和他绝交。’
“孟子说：‘如果管刑罚的长官不能管理他的下级，那应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撤掉他！’
“孟子又说：‘如果一个国家治理不好，那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回过头来左右张望，把话题扯到别处去了。”（白话今译）
这就是著名的孟子针对齐国时弊，责问齐宣王，句句紧逼，弄得齐宣王只好“顾左右而言他”的故事。
从这则故事，我们大致可以体察到齐国如何“礼贤下士”，而当贤士和他们的思想得到尊重时，他们又会如何反过来影响国家。
四、吕不韦招揽宾客：大开秦国养士风
秦国统治集团向来重视任用外来人才。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大批秦地以外的有识之士投奔秦国，并得到重任，如穆公时代的晋人百里奚、戎人由余。进入战国时期，仍有山东国家的人士不断入秦，像商鞅即从卫国而来。可以说，正是由于春秋战国数百年间，秦以外各地、各族人士的不断融入，才使秦地人口素质、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商鞅变法之后，由于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大大地削弱了信任、重用宗室贵族成员的传统，特别是奖励耕战政策行之有效，国势蒸蒸日上，秦国更是吸引了大批东方国家的有识之士。
但是，在长期吸收外来人才的过程中，秦国一直是有所选择的。选择的标准越到后来越明确，就是欢迎持法家观点的人物，排斥其他观点的人。商鞅变法时焚烧《诗》、《书》，对“诗书辩慧者”（即从事文教活动的）和“言谈游士”加以压制。难怪荀卿游秦国，就指出：秦国“无儒”。
法家当然也是士的一种，但士是一个品类繁杂的群体；也惟有包括各种流别的人物在内，才会构成一个活跃的士的阶层。在吕不韦入秦以前，秦国一直没有形成这样的士阶层，当然，也更无人大张旗鼓地“养士”。
吕不韦当政期间，一改过去的人才政策和文化政策，而采取一种兼容并蓄的做法。在他出任相国之初，就在相府内建造了数以千计的高堂广舍，厨房内延聘了众多的名厨，首都和边城墙上挂起告示：欢迎各国和国内士人到相府做客。
吕相府招揽宾客的告示发布以后，天下士人纷涌而至。由后来成书的《吕氏春秋》看，汇聚到吕不韦门下的，包括儒、道、墨、阴阳、法、纵横、兵、农、名诸家门徒，另外还有一些思想博杂的人物。他们的到来，使秦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有所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