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西京后，叛军军心动摇。郭子仪乘胜率大军攻东京洛阳，安庆绪率残部奔河北，占据邺郡（今河南安阳）。他招兵买马，很快拥兵六万。十二月，唐玄宗回到长安。叛将史思明请降，封归义王、范阳节度使。
乾元元年（758）六月，史思明再叛。九月，肃宗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率兵二十万攻打安庆绪。大军不立元帅，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十月，围邺郡。从十月至第二年二月，邺郡城中人相食，斗米值七万钱。乾元二年正月，史思明在魏州称大圣燕王。二月，引兵救邺。三月，郭子仪等九节度使战败，遂解围南行，以朔方军切断河阳桥，以保东京洛阳。史思明至邺郡，杀安庆绪，留下儿子史朝义，自回范阳。四月，史思明称大燕皇帝，年号顺天。
邺城下九节度使溃败，鱼朝恩将罪责推给郭子仪。肃宗召子仪还京师，以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重赏朔方节度副使仆固怀恩，为抑退李光弼做准备。九月，史思明率大军南下，渡河，攻取汴州。李光弼只好放弃洛阳，退守河阳。不久，史思明在河阳败于李光弼，逃回东京。上元二年（761），鱼朝恩、仆固怀恩怂恿肃宗命李光弼出兵攻打洛阳，李光弼被迫出战，在邙山（今河南偃师北）大败，因此失去兵权。
史思明欲乘胜攻击西京，朝廷大惧。正当此时，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即帝位，改元显圣。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宦官李辅国、程元振杀肃宗皇后，惊死肃宗。太子李豫即位，是为代宗。十月，代宗任命其长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又派出宦官向回纥请兵，会合唐军，攻打史朝义。连战连胜，收复东京、郑、汴等州。十一月，仆固怀恩率朔方等军渡河北进，追赶史朝义，围史朝义于莫州（治在今任丘北）。
唐宝应二年（763）正月，叛将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怀仙以范阳降，史朝义在逃亡中自杀。安史之乱结束。
注释
①帝王赐给功臣世代享受特权的铁契。
②《旧唐书》卷二○○上《安禄山传》。
③④⑤⑥《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一《安史之乱》。
⑦《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肃宗至德元载。
⑧《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肃宗至德元载。
刘晏理财
唐代名臣、理财家刘晏是曹州南华（旧址在今河南东明县东南、金代时被黄河淹废）人，从小聪明好学，才华出众，年幼时即被带往京师，授予正字（校对）之职。曾历任夏县、温县县令，四十岁调任侍御史。安史之乱后，肃宗任用为户部度支郎中（主管财政的收支），主管江淮租赋之事。
刘晏宝应元年（762）唐代宗即位，任刘晏为长安京兆尹、户部侍郎兼任判度支、铸钱、盐铁使及转运使。第二年，刘晏迁吏部尚书、平章事、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广德元年（763）、刘晏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度支诸使如故，因主管财经，被称为“计相”。后以功升“户部尚书”，管理财政经济十余年，功勋卓著。德宗继位后，户部度支仍由刘晏兼管。杨炎做宰相后，为替劣迹昭著的前宰相元载报仇，排挤、构陷刘晏，引起德宗疑虑，先将之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后又“赐死”。
刘晏受命于安史之乱后的危难之秋，理财十多年，使唐王朝渡过严重的财政难关，得以延续下去。刘晏理财，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恢复，改进江淮漕运，解决向京师运粮之事。关中地区虽产粮，却难以满足供应京师百姓和大批禁军之需，每年需从江淮调运百万石粮食。水路运输，路长水远，过水势湍急的三门峡，常常船翻粮沉，走陆路则山道崎岖，牲畜拉驮，劳民伤财。安史之乱时，漕运更加艰难，京师严重缺粮，米价涨到每斗一千至一千五百钱，官府厨中都无多余粮食，京畿农民捋下田中青穗，供给缺粮的禁军。广德二年（764），刘晏率随从南下江淮，沿途察视河道，看三门峡的栈道和石渠，到河阴（今河南河阴县东）、洛口（今河南巩县）观察汴水、洛水人河口，计谋对策，组织佚丁，疏浚汴水；在扬子县（今江苏仪征县）建立十个船场，令人打造装粮千石的大船二千艘，雇用船工水手，以十只船编成一队，由军官督运，改私运为官运，保证了运粮的安全；又改“直运”为“分段接运”。以往江南船只二月在扬州集中，四月入淮渡汴，六七月才到黄河口，需历时半年始能往京师运，这样耗费巨大，粮食受损严重，分段接运是将全程分为四段，各段船工熟悉本段的水情，损耗小；又以运一段，在岸上存贮一下，减少损失，三门峡一带，则采用部分人撑篙，部分人拉纤的办法，一步步将船拖过陕峡逆流，避免了船翻粮沉。
从此，汴、黄漕运通畅，粮食源源不断运到京师。人们称赞刘晏“见一水不通，愿荷锸而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①。每年运粮四十万石，有时多达百万石，而且大大节省了运费，从过去“斗钱运斗米，到每石粮运费只需三百四十文钱，京师米价跃降，朝廷收人增加。刘晏刚办漕运时，朝廷年收入四百万缗，大历末年增加至一千二百多万缗。
久经战乱，朝廷财政亏空，刘晏决定从食盐专卖上获利。从唐乾元元年（758）起，朝廷实行食盐专卖，每斗一百十文。上元二年（761），元载为户部尚书，任盐铁使。他广设盐官，选派豪吏督收盐利，卖不掉便强行摊派，常常“一吏到门，百家供奉”，百姓受害非浅。
刘晏接管盐务后，首先精简管盐机构一一监院，裁减冗员，清除贪官豪吏。在主要产盐区，保留十个盐监、四个盐场。盐监是管理食盐生产和收购的机关，盐场是中转的栈场。此外，在主要城市设立十三个巡院，负责管理食盐市场、缉查盐贩走私活动等。刘晏还着手改革食盐专卖制度，由官运官销改为“就场专卖制”：即由盐官统一收购，集中到盐场后再转卖给盐商，食盐流通税包含在盐价中。商人缴纳盐款后，可自由运销，即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在边远地区，刘晏令存贮部分食盐，称“常平盐”，以防止盐价上涨，稳定市场。此外，还采取一些措施，如在交通要道设立盐仓，可就近调拨运销；请求朝廷严禁地方乱收费，以减少运盐成本；鼓励以绢代钱购盐，以解决将士的衣着；等等。
刘晏管理盐务后，朝廷收入大增，原江淮盐利每年约四十万缗，大历末年增到六百多万缗，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
在征税方面，刘晏也一反元载的做法，废除额外的横征暴敛，派人任“知院官”，掌管各地农事，上报朝廷以决定减免或调整租税。还设立“常平仓”，注意调节粮价。在粮食上市时，商人压价，各地官府则以高于市场的价钱收籴粮食，避免“谷贱伤农”，在青黄不接或欠收年头，官府以低于市场价格供应缺粮农户，避免“谷贵伤民”，并以重价召募“疾足”（跑得快的信使）了解四方物价情况，三五日内京师就可知晓。刘晏掌握情况后，及时平抑物价。这样，既稳定了民心，又保证了官府的财税收入，“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
刘晏理财的另一做法即“均输”，朝廷将赋税收入折成钱，以低价从产地收购各种土特产品，转运到京师和高价地区出售，这样，既调节了供求，朝廷也增加了收人，对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到大历末年，刘晏所辖各事总收入每年一千二百万缗，其中盐务占百分之七十，比初任事时增加十倍。
当时，朝廷因铜料不足，钱币短缺，物价转跌。刘晏以铸钱使身份，精工足料，铸造足值的货币。他还在征收或换购的物资中，把一部分零星不值钱、供应京师都不足以抵偿运费的东西运到盛产铜砂的淮楚地区，以换回铜砂铸币，一年可达十余万贯，保证了京师等地市场流通的需要。
对于刘晏的功绩，《新唐书·刘晏传》这样评价：“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资，以佐军兴，虽拿兵数十年，敛不及民之用度足”，“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②。
注释
①②《旧唐书》卷一二三《刘晏传》。
推行两税法
唐初，对农民实行“租、庸、调”赋税制，除田赋、丁调、劳役外，还以亩计征“地税”，按户计征“户税”，每亩附加“青苗钱”，此即朝廷财政的主要来源。
开元天宝年间，土地兼并严重，丧失土地的农民四处流浪，均田制遭到破坏，户籍亦十分混乱。“不为版籍，人户寝溢，堤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①。失去土地的人因有户籍在，仍需负担沉重的赋税，富人增加了土地，因享有特权而免税。“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下”，“百姓受命而供之，沥膏血，鬻亲爱，旬输日送无休息”②。
安史之乱以后，赋税混乱状况加剧，以致于“王赋所入无几”。大历初年，京畿废除租、庸、调制。唐德宗年间，由于税制混乱，官吏层层中饱私囊，朝廷收入无法维持正常开支，税制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建中元年（780）正月，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正式颁令实行新税法：“计算百姓及客户，纳丁产，定等第，均率作年支两税。”③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有：一，提出量出制入的财政原则，即先计算国家每年各项支出的总额，再计算国家各项收入的总额，以这两方面的数额为依据，根据财政支出所需费用的总额，确定向百姓征税的数额，把这个数额摊到各州县，各州县再按亩数和户等向百姓征收，并将量出制入落实到大历十四年的旧征额数，以防止统治阶级上层由于奢侈无度而导致横征暴敛；二，规定“户无王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贫富为善”，即不分主客户，按现居住地户籍，不分丁男中男，均以贫富定等级；三，不定居的行商人，于所在州县按三十分之一纳税，使其与定居者一样负担租税；四，将以往征收的租庸调、户税、地税及其他杂税等全部并入两税，统一征收，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五，将征收实物赋税改为征收货币；六，明文规定两税之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简言之，两税征收对象，一为户，二为地，户按资产定等，地按亩数征收，为确保税收，“贞元四年诏天下，两税审等第，三年定户”④。
同时，杨炎提出将政府岁入由皇帝私藏改归政府。唐代本规定国家公赋与皇帝私人经费分头管理，安史之乱中，因财政入不敷出，无法应付，就将国家公赋收入和皇室经费合到一起，成为“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杨炎主张公赋仍归政府，每年提出一定数额为皇帝私用。
两税法推行的初期，对平民小户有利。以往朝廷用钱，则随意加税，名目繁多，富户或做官人家，设法逃税，而一般百姓家口多，只能按丁纳税，苦不堪言。新税法按资产而不按丁口征收，也不区分土客户，这样，一些有田产的富户、富商就得多负担税额，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则可以少纳税或不纳税，负担有所减轻。
推行两税法，暂时统一了税制，扩大了征税对象，约束了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两税之兴，其首要之务，实为去无名之暴赋”⑤。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据记载，建中元年，两税所得税款一千零八十九万八干余缗，谷二百一十五万七千斛。
两税法的实施，是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初实行曾起过较好的作用，但不久即弊端丛生。建中二年（781）以后连年征战，军费成倍增加，朝廷借口“量出制入”，税上加税。如，建中三年（782），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上表请求在本道两税钱中每千文加二百，唐德宗马上批准，而且通知各道均加税二百文。诸如此类，各道不时要求暂加税收，当然，各地加税后，也进奉一部分给朝廷。
两税法规定，不分主客户，按现在居住地立户籍，不分丁男中男，按贫富定等第。贞元四年（788），唐德宗敕令天下每三年定一次户籍，按户口增加。税钱增长考核地方官吏政绩。于是，地方官吏迫使老百姓分户，诱骗邻境居民逃入本境，这样税额又全部摊派给土著户，且限期完税，贫苦人家尽好借债卖儿缴纳。按贫富定等级，可是有人资产贵重却易于藏匿，田产物产堆在场院、谷仓，虽不值钱，却被认为富有，造成“务轻资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⑥。
规定，商人纳税三十分之一，以商人盈利，三十而税一，实际比农民负担轻得多，定居者分夏秋两季纳税，这般促急，造成“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⑦。而且旱涝灾年，照旧收税。此外，两税均以钱计算，“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⑧。如，农民生产粮棉，官府则将粮棉折钱收税，初行两税，定三匹绢为一万钱，到后来六匹绢才抵一万钱。到唐穆宗年间，钱愈重，物愈轻，八匹绢才抵一万钱，农民的负担实际上增加三倍。
两税以大历十四年垦田数为依据，保留丁额，只许增加，不许减少，虽然十室九空，仍依照丁额下摊。《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税取于居者，一室空而四邻亦尽。”由于强行摊派，逃亡之人愈来愈多。唐宪宗年间，原有四百户的渭南县（今陕西渭河平原南部）长源乡只剩下百余户。
至于租庸调及其他一切科目全部废除，但各种苛杂税比正税还多，且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
两税法推行中的这些弊端，宰相陆贽、翰林学士白居易均有奏议，要求朝廷“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也有人提出恢复租庸调法或实行均田法。但两税法终究没有废除，直到明代后期才由一条鞭法取而代之。
注释
①②《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
③《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
④《新唐书·食货志》。
⑤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1175页，中华书局版。
⑥《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二第2993页，中华书局版。
⑦《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二第2995页，中华书局版。
⑧《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二第2994页，中华书局版。
吐蕃犯唐
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后，与唐建立密切关系，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派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藏和亲。唐中宗时，又将美女金城公主入嫁吐蕃（710）。此期间，虽吐蕃时有侵扰，但唐蕃关系基本上是良好的。
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发动叛乱。安史之乱，潼关失守，河洛阻兵，于是边关精锐者皆征发人援，所留边兵单弱，吐蕃乘机不断入侵，虏掠杀伤，数年间，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的数十州均落入吐蕃之手。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上半年，吐蕃犯唐，陷河（治今甘肃临夏东北）、兰、岷（治今岷县）、廓（治今青海化隆西）、临（治今甘肃临洮）、原（治今宁夏固原）等州。七月，人大震关（今甘肃陇县西）。九月，吐蕃陷泾州。十月，又寇邠州，陷奉天县，京师震骇。
代宗诏雍王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抵御吐蕃。吐蕃率党项、吐谷浑、氐、羌20余万人抵长安，京师失守，代宗仓猝出逃陕州。郭子仪退保商州。吐蕃入京师，剽掠府库市里，纵火焚掠。又立广武王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郭子仪在商州收散兵四千，欲夺回长安，以节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难，吐蕃闻之甚惧。百姓欺骗吐蕃说：“郭令公自商州领众却收长安，大军不知其数。”①又遣将入城，阴结少年数百人，夜间击鼓大呼于朱雀街，吐蕃惶骇，悉众遁去，遂收复京师。年底，代宗还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