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贞观之治”一直是人们交口赞誉的封建治世的榜样。“贞观之治”的内涵非常丰富，广开言路，选用贤能，依法办事，是其中最基本的特色，也是一切封建治世的共同特点。而“贞观之治”之所以在唐初出现，则反映了封建社会盛衰交替中的一些基本规律。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当上了皇帝，改元贞观。贞观年间，李世民以隋朝覆亡的教训为借鉴，注意在统治阶级内部发扬民主，按照“民为邦本”的思想原则治理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等方面，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被后人称为“贞观之治”。
目睹隋炀帝拒谏饰非、一意孤行，终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唐太宗对魏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话非常欣赏。他鼓励臣下直言进谏，注意广开言路，虚怀纳谏。为了兼听博采，他还在某些制度方面做了改进，把封建时代“君臣相得”的民主努力制度化。
贞观初年，刚当上皇帝的唐太宗就对王公大臣们说：“一个人要看到自己的面容，必须要有一面明镜；一个国君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借助于忠臣。国君如果自以为贤能，臣子又不匡正，就会陷入危亡失败的境地。而一旦国君失国，臣子也不可能保全自己。隋炀帝虽很聪明，但他拒谏饰非，臣下也闭口不言。结果呢？他自己身死国亡，他的大臣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这都是发生不久的事，你们都看到了。今后凡发现我的不对之处，一定要直言规劝。”又说：“正直的国君任用了奸邪的臣子，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忠正的臣子侍奉邪恶的国君，也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只有正直之君相遇忠正之臣，如同鱼得到水，这样天下才能安定。我虽然不聪明，幸而有你们匡正补救，希望你们耿直进言，使天下达到太平。”他曾问大臣魏征：“皇帝怎样才能明智，怎样做就会昏暗？”魏征回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意思是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就会明智；偏信一方之言，就会昏暗，并且列举历史上的一些事例加以说明。唐太宗听后非常欣赏，并注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达兼听，防偏信。
唐太宗像唐太宗仪表威武，面容严肃，臣下晋见时，大都战战兢兢，举止失当。有的本来准备好进谏意见，临到见了他时，又在惊慌之中忘了进谏；或者虽开了口，但语无伦次，表达不清。唐太宗知道是因为自己表情过于威严之故后，每次上朝，尽量做出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使大家敢于说话。一次，他下诏将一个叫元律师的人处死，当时主管刑律的大理寺少卿孙伏伽上书表示反对，认为这是量刑失当，元律师罪不至死。唐太宗见孙说的有道理，接受批评，并把价值百万的兰陵公主园赏赐给孙。有人说赏赐太厚了，唐太宗说：“我登基以来，没有敢批评朝政的。这次厚赏孙伏伽，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关心朝政，多提意见。”当上书奏事提意见的人多了，内容条款也多起来，唐太宗便把它们贴在屋壁上，进进出出都观看思考，以尽量详尽地了解情况，改进朝政，有时要到半夜三更才能睡觉。
在君臣之间，一般性意见大臣们敢提，君主也好接受。一些重要问题，敢说特别是敢于直说的人就少了，因为君主难以接受，弄不好就会引来杀身之祸。针对前代的这种情况，唐太宗提倡臣下敢于“批逆鳞”。他说：“作一个贤明的国君不容易，当一个忠直的臣子也很难。我听说龙可驯养降服。但它的颌下有逆鳞，触及逆鳞就会杀人。国君也同样如此。希望你们能不避触犯逆鳞，我一定不忘你们中肯规谏的心意。”他说此话不久，陕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奏事，言辞较为激烈，“触了逆鳞”。太宗看后大为恼火，认为这是皇甫德参有意诽谤朝廷。这时魏征进言道：“过去贾谊在汉文帝时上书奏事，其中说‘有可以为君王痛哭的，有可以为君王长声叹息的’。自古以来，上书奏事，通常多激烈而迫切的话，如果不这样，就不能打动人主的心。”太宗听后省悟过来，反而赐给皇甫德参20段帛。
贞观年间敢于进谏的群臣之中，魏征最为突出。有人统计，这期间仅魏征一人所谏，就达200多事。由于魏征不仅敢谏，而且会谏，只要他认准是正确的意见，就坚持到底，毫不害怕、退缩，常常弄得唐太宗下不了台，但唐太宗还是喜欢魏征进谏，只要是正确意见，不论心里痛快不痛快，大都接受。有时因畏惧魏征刚正而又锲而不舍的劲头，不得不让步。有时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遇上魏征，不等开口马上停下来，或者连忙承认不该如此。一次魏征从外面回来，见皇帝车驾已备，好像要外出的样子，不知何故忽然停下不去了，魏征见到太宗便问：“人们都说陛下准备巡幸南山，车驾已经准备完毕，为什么突然不去了？”太宗笑着说了实话：“原有这种想法，怕你生气，所以又停了。”还有一次，魏征在朝堂上犯颜直谏，使太宗在群臣面前大失面子。罢朝回到后宫，连声说：“这个乡下佬太可恶，我一定要杀了他！”长孙皇后问明原因后，立即换上礼服并对太宗祝贺说：“古人说过，君主英明，臣就正直。现在魏征这样正直，说明陛下英明啊！”太宗听后转怒为喜，对魏征一如既往。魏征死后，太宗十分痛心，曾感慨地说：“用铜作镜子，可以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衰的道理；用人做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过错。现在魏征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为了更好地达到兼听博采的目的，充分发挥各级官员的作用，唐太宗还在制度上做了一些改进。他诏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省值班，以便自己随时召见，咨询政务。在一般政事的处理程序上，要求中书、门下两省官员要充分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凡军国大事，负责起草文告的中书舍人要各抒己见，诏旨写成后，要经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再送交门下省审定，有不合适的地方要据理力争，不能苟且雷同，马虎从事。他还明确指示，宰相入阁商议军国大事时，必须让谏官和史官列席，既能让他们面对面地提批评建议，及时纠正偏差，又便于他们掌握第一手材料，记录下来以为后人之鉴。
由于君臣相得，言路广开，贞观年间的各项决策，相对来说，比较民主、科学，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对“贞观之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唐太宗深知“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把选拔优秀人才作为自己和宰相的首要职责，十分留意各种有用之才。他强调要坚持正确的导向，德才兼备，不避亲仇，注重品德，加强教育。对地方亲民官员的任用，尤为重视。对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实施，也为广选人才开辟了重要途径。贞观时候的朝廷与地方，可谓“人才济济，文武兼备”。
早在佐父晋阳起兵建唐、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唐太宗就十分注意笼络人才。当上皇帝后，他更是深刻体会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他不仅把选拔人才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而且一再告诫宰相们，要以选用人才为第一要务。贞观年间，他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心情十分迫切。
贞观二年（628年），他曾对宰相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尚书仆射，即宰相），应当为我分忧，协助我操劳国事。要耳听得远，眼看得宽，寻求察访贤明有智的人。近来听说你们听取诉讼的状子，一天之内竞达数百件。光公文都看不完，哪里还能帮助我寻求贤士呢？”并因此下诏，凡细琐事务都由左右丞（仆射的下级）处理，以便宰相腾出时间访贤求能。当时的宰相封德彝很长时间没有推荐一个人。太宗责问时，他说现在还没有发现有才能可荐的人。太宗生气地批评他说：“前代的圣明君王，使用人才就像使用器物一样，用其所长，不向别的朝代借用人才，都是在当代选拔人才。难道能等梦见傅说（商朝的名臣），遇到吕尚（周朝的名臣），然后再治理国家？哪一个朝代没有贤能的人，只是不加注意就遗漏罢了。你自己不善知人，怎能诬一世之人没有贤才呢？”
贞观三年（629年），太宗令文武百官上书议论朝政得失。中郎将常何所奏的20多件事，件件符合朝政实际，唐太宗既高兴又奇怪，因为常何是不涉经文的武将，按理不会有如此高明的见解。经询问，才知是常何家的食客马周代拟的。于是，立即召见马周，经过交谈，发现确实是个人才，便任命他为门下省官员。同时，太宗赏赐常何上等好绢300匹，以嘉奖他能够发现人才。马周见事敏捷，有机辨，识事端，处事平允，敢于直言，深受太宗喜爱和重用，成为贞观时期著名的枢要大臣。
唐太宗在求贤若渴之中，非常注意用人的导向，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不徇私情，不避亲仇。他多次强调说：“用人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选拔人才要谨慎，不可滥选乱用。用一个好人，别的好人就都来了；用一个坏人，别的坏人也都来了！”凡是有德有才之人，他不计较资历地位和亲疏恩怨，能够并用兼收。“玄武门之变”后，东宫太子集团中曾想谋害太宗的有数百人，但他不计较这些，仍然量才加以重用，如东宫集团中的骁将薛万彻，在“玄武门之变”中，曾带兵攻打过秦王府，失败后逃往终南山，唐太宗把他请回来，让他在自己手下当大将；魏征、王珪、韦挺等人，都曾是太子集团中的重要谋臣，都受到太宗重用而成为贞观名臣。而当有人要求将太宗为秦王时的王府旧部下全部重用时，太宗说：“我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旧部，用人只能唯才是任，而不可以新旧亲疏为标准。”
针对官员中出现的不注重德行修养、浮夸邪僻的情况，他又接受魏征进谏，强调要用大义来教育官员：加强“忠”的教育，使他们能成为龙逄、比干那样的忠臣；加强“孝”的教育，使他们成为曾参、子骞那样的孝子；加强“言”的教育，使他们成为尾生、展禽那样的恪守信约的人：加强“廉”的教育，使他们成为伯夷、叔齐那样廉洁的人。并且一再要求，把公平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将仁义作为区别善恶的准绳，通过考察官员的是非功过来确定他们堪任的职务，按照所担任的职务，去了解官员的工作优劣，戒浮夸，重实绩。
山水画对于刺史、县令等地方亲民官的选用，唐太宗尤为重视。他说：“我每天夜里常想百姓当中的事情，有时到深更半夜还不能入睡。最担心的，是都督、刺史是否胜任安抚百姓的重任。所以我在屏风上记下他们的姓名，坐着和躺着都经常看看，谁如果做了好事，我就写在他的名字下边，做了坏事，也要记下来，作为升迁和黜罚的依据。我居住在深宫之中，看不远也听不远，只有委托都督与刺史，这些人决定着国家的安危，尤其需要称职的人才。”他规定，地方官每年年终进京汇报一次工作，由吏部负责考评，依据政绩来论定品级，决定升降。贞观八年（634年），他还派遣李靖等13人为黜陟大使，到全国各地巡查，对有功的官员加以升迁，对失职的官员加以惩处。
为了扩大选拔人才的渠道，贞观时期，唐太宗对科举制加以完善，增加科目，并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使更多的人能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展露才学，进入国家机构。有一次，唐太宗登临端门，看到新科进士结队而出，不禁笑逐颜开，高兴地说：“天下英才，都落入我的掌中了！”
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的选拔使用，贞观年间，罗致了大量优秀人才，形成了“人才济济，文武兼备”的局面。贞观十七年（643年）二月，唐太宗命图画家在凌烟阁上描画的24位功臣，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是至今被人传颂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尉迟敬德、李孝、高士濂、李靖、肖璃、段志宏、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瑾、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勣、秦叔宝等。此外，还有著名的文士姚思廉、陆得明、孔颖达、颜师古等；卓越的书法家和画家欧阳洵、褚遂良、阎立本等；杰出的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吐乐、执失思力等。这些谋臣猛将、文人学士，都在“贞观之治”的形成中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又都集中生动地体现了“贞观之治”中“任贤”的显著特点。
在《武德律》的基础上，唐太宗制定了《贞观律》及其他令、格、式，立法空前完备。他注意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强调刑赏要分明、不徇私情；量刑要慎重，要经过会审并多次覆奏。他在位时，几致“刑措”，犯罪分子也能自觉服刑，成为“贞观之治”的又一特点。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即位不久，便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在高祖时期制定的《武德律》的基础上，修订新律，至贞观十一年（637年）完成，即《贞观律》。与《武德律》相比，《贞观律》充分体现了唐太宗的宽简、划一、稳定的立法指导思想，尤其是刑罚方面，更为轻减。此外，又定令1546条，主要是关于国家各种制度的法规：修改武德九年的制敕，把3000条精简为700条，称为格，专门规定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作为考核的依据；最后又制定出尚书省各部及诸寺、监、卫的工作章程，称为式。律、令、格、式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到当时社会朝野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封建国家的立法工作达到空前完备的程度。
作为国家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唐太宗十分注意维护法律的统一与稳定。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他一再强调，法令一经制定，就要严格执行，不能轻易变更，否则，变来变去，使人无所措手足，又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司法人员也不易熟记和掌握，容易出现问题和矛盾。他非常注意以身作则，带头维护法律的统一。贞观初年，他发现备选官中诈冒出身者很多，就以敕令的形式让诈冒者自首，不自首者处死刑，敕下不久，发现有诈冒来自首者，他就要杀掉。这时，大理少卿戴胄出来说，按照刑律，只能处以流刑。太宗当时大怒，说：“你守法，难道想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接着说：“敕，是出于一时喜怒发布的；法，是国家取大信于天下的东西。陛下对诈冒者非常愤怒，想要处死，知道不能这样做，又按刑法来处置，这是忍小仇而存大信的美德呀！”太宗听后，觉得有道理，说：“你能这样来执法，我还有什么担忧的呢！”为了维护法律的稳定，他除了强调出令要慎重，令出必行，不能轻易变更之外，还反对前代动不动就赦免犯罪，虚图仁慈之名的作法。他说：“凡宽宥赦免的恩典，只给了那些不遵守法令的人。古话说‘小人的幸运，就是君子的不幸’，‘一年两次赦免，好人就默不作声。’培养害草，就伤害禾苗，施恩给犯法作乱的人，就是伤害好人。诸葛亮治蜀国，十年不赦，蜀国大治；梁武帝每年大赦几次，最终倾覆败亡。施小恩惠的人伤害大德。所以，我自从有天下以来，绝不发布赦令。”据史载，太宗的妻子长孙皇后病重，皇太子对皇后说：“现在医药都用尽了，我想请求父皇发布大赦令。并让人出家奉佛，使您得到神灵保佑。”深知太宗秉性的长孙皇后，不允许太子向太宗请求，认为这样无济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