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以为，用洋人管洋人，不仅有利于熟悉业务，更有利于相互间的沟通，提高管理效率。而且收购英资公司以后，如果进行排外，势必会使公司出现混乱，陷于停滞或者瘫痪。如此一来，经济上势必遭受惨重损失。相反，保持稳定，以夷制夷，则可起到稳定军心、控制局势的作用，能继续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当然，李嘉诚之所以如此做，还有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他从长远考虑，长江集团未来必将走向世界，走上跨国经营的发展道路。而这些老牌英资企业，与欧美市场都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日后，若用这些洋人打头阵，凭他们在血统，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天然优势，在开拓国际市场时，自然会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出于这种考虑，李嘉诚不但留用原来的外籍员工，还专门聘请了不少外籍高层管理人员。长实董事局副主席麦理思（ceorge Magnus）是英国人，毕业于著名的剑桥大学经济系。麦理思曾经任新加坡虎豹公司总裁，其间因业务关系与李嘉诚相识。
1979年，麦理思正式加盟长实。此后，长实与香港洋行和境外财团打交道，多由麦理思出面。
李嘉诚十分器重他，这不仅因为他具有英国血统、名校文凭，更因为他是个优秀的经济管理专家。
李嘉诚入主和黄洋行后，麦理思卸职，李嘉诚提升李察信为行政总裁，自己任董事局主席。
到1983年，李察信与李嘉诚在投资方向上意见难以统一。李察信离职，李嘉诚又雇佣另一位英国人，这就是当初名不见经传，后来声名显赫的马世民。马世民是英国人，原名西蒙·默里，1940年生于英国里斯特。
1966年，马世民来到香港，进入当时最负盛名的怡和洋行工作，并且一干就是14年。他形容自己就像个推销员，墙纸、果仁、钢材、机器、电器等，什么都卖过。实际上，他确实在多种领域中经受过许多锻炼。他在怡和洋行很受器重，曾任怡和多家公司的执行董事。70年代后期，他还被派往伦敦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专修经济管理专业课程。
1979年的一天，马世民代表怡和贸易来长实推销冷气机，希望长实在未来的大厦建筑中，能采用怡和经销的冷气系统。
马世民来到长实总部后，极力要求亲自面见李嘉诚。平日，身为集团老板的李嘉诚是根本不会过问这类小事的，只需把它交给手下人员去干就行了。但这一次，在对方的强烈要求之下，他还是同意会见一下这位倔强的“鬼佬”（港人对外国人的俗称）。
结果，这次会面给他俩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并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
在交谈中，马世民说：“我属龙，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是龙的儿子。”
李嘉诚也是属龙的，不过他比马世民整整大了12岁。他们交谈的话题很广范，马世民显示出非常广博的学识。李嘉诚对这位新认识的“龙老弟”颇具有好感。
1980年，40岁的马世民告别打工生涯，自立门户创立了Daven-ham工程顾问公司，其业务主要是承接新加坡的地铁工程。1982年之后，李嘉诚与和黄行政总裁李察信，在立足香港问题上产生了很严重的分歧。李察信执意要离去，李嘉诚也开始积极物色继任者。这时候，他想起了马世民，于是决定设法拉马世民加盟。
1984年，李嘉诚经由和黄收购了马世民的Davenham公司，随后便委任他为和黄第二把手--董事行政总裁。
马世民一上任，就开始为和黄赚大钱，并辅佐李嘉诚成功地收购了港灯集团。这就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华资进军英资四大战役（李嘉诚收购和黄、港灯，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会德丰）中的一役。此战的胜利，使李嘉诚更加倚重马世民。
李嘉诚确实没有看错人，马世民在长实系不仅业务能力强，而且他的人品，他的口碑，除了老板李嘉诚，当属翘楚。不论是曾与马世民共事数月，还是已建立十年八载合作关系的下属，都对他赞不绝口。
马世民的日程表上，从早到晚，排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一般人可能根本就吃不消，他却能应付自如。下班后，员工都走了，他仍留在办公室内处理文件，该审批的作出批示，该签名的签上大名，每日很晚才回家。
下属说，“马头”从不吝惜笑容，他的笑很真诚，因为他性格爽朗，待人和善，且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是个特大集团的总裁，却不像洋大班那样盛气凌人。不论和黄的老员工，或者是新到的，哪怕是清洁工，都能与他合得来，毫无拘束，就像处在一个大家庭中一样轻松自在。
他善于听取下属的意见，从不强迫下属去做尚未形成共识的事。他极少发脾气，如他觉得批评人的口气重了些，过后必定会向当事人道歉。据一位“挨训”的员工讲，“波士”（老板）道歉的方式很独特，不是一般的口头说说而已，而是买一只花篮给予他。
正因为马世民富有人格魅力，因此，长实上上下下都非常爱戴他。
从以上可以看出，马世民是一个真正的领导者。领导者与纯管理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不仅能运用职务性权力，以制度来规范下属，更能运用非权力性影响力，以人格魅力来引导人，让下属心甘情愿地追随。作为创业者，要想由小做大，必须设法找到一些领导者来辅佐自己。这首先要求自己是个真正的领导者，具有能吸引人的人格魅力。
李嘉诚深为看重马世民难得的管理才能，为了让他加盟长实，便连马世民的公司一同买了下来。1984年，马世民坐上了和黄集团第二把交椅，任董事行政总裁。接着，马世民又先后出任港灯、嘉宏等公司的董事局主席。
马世民在长实系权高位重，是除老板李嘉诚外最有权有势、炙手可热的人物。
在和黄、港灯两大老牌英资集团旗下，留任的各分公司董事长、行政总裁有数10人之多，他们大部分都是英国人。
马世民曾把李嘉诚的左右手称为“内阁”。评论家说：“这个内阁，既结合了老、中，青的优点，又兼具中西方的色彩，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
李嘉诚的“以夷制夷”策略，事实证明大获成功。
不过，到1993年9月，马世民辞去和黄行政总裁职务时，由霍建宁接替，马世民便成为和黄最后一位洋大班了，这就是说，从霍建宁开始，李嘉诚以后不太可能启用洋大班了。
后来，李嘉诚表示，和黄以后用人，要多用本地人，并且要通晓普通话。因为他此时的投资大计已放眼于内地。
由此可知，李嘉诚并不偏向于用什么人，而是从实际需要出发，用最适合自己事业发展的人才。
培养继任
美国哈佛大学人才专家罗克尔说：“世界上管理者的重任之一就是寻找继任者。”的确，每个公司都想延续自己的财富神话。那么，怎样才能让自己的财富得以延续下去？这是李嘉诚的当务之急。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伟大贤能的人，都要经过生老病死这一关，一个大型企业的总裁在即将卸去总裁一职时，如何使企业保持同样的活力，或超过自己在任时的景况呢？选择一位优秀的继承者是必不可少的。
优秀的领导者总是能在这一切尚未来临之前而做好充分的准备，而非在仓促之间指定继承人。李秉哲作为三星总裁，在经过3次考验之后，将其3子选为继承人，从而使三星事业又踏上另一个高度。
与李秉哲相似，李嘉诚也很重视培养自己的儿子。
温室里的苗苗不能茁壮成长，在李泽钜、李泽楷很小的时候，李嘉诚就要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解人世的艰辛，他常常带他们坐汽车坐巴士，到路边报摊看一个卖报的小女孩边卖报边做功课的苦学情景。
每逢星期天，李泽钜、李泽楷兄弟俩便要跟父亲出海畅游。“他们一定要听我讲话，我带着书本，是文言文的那种，解释给他们听，问他们问题。我想，到今天他们未必看得懂文言文，但那些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经验和做人宗旨。”
李泽钜、李泽楷在八九岁时，即被安排在公司董事会上，静坐一旁，作为学校之外的另一项重要课程。在两兄弟念中学时，李嘉诚就带着他们到公司开会，“带他们到公司开会，不是教他们做生意，而是教他们知道，做生意不是简单的事情，要花许多心血，开许多会议，才能成事”。
长江实业于1972年上市，从那时起，童年无忧的李家兄弟，就算想嬉戏玩乐，但在严肃的会议室内，在严父和严师跟前，也只好乖乖的，正襟危坐。
李泽楷后来也否认传媒所说其父从小就教他们经商。他说父亲从不讲怎样做生意，而是教育我们如何做人，标准乃是古老的孔孟之道。
李嘉诚对两个儿子一直寄予厚望，为两个儿子起名也别有意思。据他解释：“泽”是按家族字辈排，而起名“钜”及“楷”，是希望他们做到“钜大”及“楷模”。
李泽钜1964年出生时，父亲已是一名富商。由于李嘉诚早年失学，所以非常重视儿子的教育，李泽钜被送往香港顶级名校圣保罗学校念书，由小学念到中学。也许是父亲的谆谆教导，李泽钜在学校里一向比较低调。
李泽钜在校内成绩不俗，中学会考5门优秀，其中包括英语、数学。他待人也很宽厚。在其出国前，请了30多位老师和同学到李家游艇玩。毕业返港后，亦与旧日同学经常聚会。
李泽钜现在的太太王富信，则是在美国的一次大学生聚会时认识的，真正展开追求攻势却是在返港之后。
李泽楷1966年出生，比泽钜小两岁。当时父亲李嘉诚已38岁，长江实业仍未上市，但已是塑胶花大王，是城中有名的富豪。而深水湾道79号李家大宅，则以母亲庄月明名义购入。
李泽楷从小学到中学与哥哥同校。但据一位与李泽钜的同班同学回忆：两兄弟各玩各的，甚至放学后也不会一起坐私家车回家。李泽楷在校内并非活跃分子，他最多在休息时与同学们打乒乓球。即使同班同学亦印象模糊。至于成绩也是普普通通，没有进过前10名。
不满14岁，李泽楷赴北美读大学预备学校。美国同学不管出身名门或平民，皆有很强的独立意识。目濡耳染，李泽楷很快习惯了独立生存。父亲去看儿子，发现泽楷假日在网球场拾球赚钱。李嘉诚回港后高兴地对夫人庄月明说道：““泽楷学会勤工俭学，将来准有出息。”
17岁时，李泽楷进入大哥就读的美国斯坦福大学，专修自己喜欢的电脑工程。但这显然不是父亲的意思。泽钜是听从父亲的安排，念土木工程系。若从家族事业考虑，泽楷应读商科、法律等适宜管理综合企业的专业，并与泽钜的建筑专业互补相辅。
李嘉诚尊重小儿子的选择。
一次，李嘉诚到国外探望读大学的儿子。那日，天下着雨，他远远看见一个年轻人背着大背囊，踏着自行车，在车辆之间左穿右插。李嘉诚心想：“这么危险。”再看清楚一点，原来是儿子李泽楷。
最初，两兄弟到外国读书，李嘉诚没打算给他们买汽车，只买了两辆自行车给他们代步。自那次目睹险境，他才放弃这个磨炼儿子的方法。
1987年，21岁的李泽楷大学毕业。此时，家族在加拿大的事业正轰轰烈烈地展开。李泽楷去了加国，却不是像其兄一样打理家族生意，而是进入一家投资银行从事电脑工作，做一名靠工薪度日的打工族。估计这也不是父亲的安排。后来李泽楷获得加拿大国籍，这也许还不是李嘉诚所希望的。从李泽楷的两次选择，可见他不羁的性格，又可见李嘉诚对儿子的宽容。
1990年，做了4年打工族的李泽楷，在父亲的指令下回港。李泽楷顺从父亲，也许是他厌倦了异国打工生涯，也许认为父亲的公司里更可“随心所欲”，大展拳脚。
李嘉诚并不以为小儿子的实习期已经结束，于是便安排他到和记黄埔做普通职员，跟随行政总裁马世民学艺。马世民则安排他到旗下的和记通讯公司工作，这与他喜欢的电脑工程基本对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