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贺敬之随文艺工作团到华北，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土改、支前等群众工作，1947年参加青沧战役，立功受奖。1949年7月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他被选为全国剧协理事和作协理事，后到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工作。由于健康原因，建国初期贺敬之创作不丰。直到1956年，他重回延安，写了《回延安》，再一次声誉鹊起，名震诗坛。同年，长诗《放声歌唱》发表；1963年，长诗《雷锋之歌》广为流传。这两首长篇政治抒情诗，以恢弘的气势和高昂的政治热情，讴歌了人民革命的辉煌历史和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崭新风貌，抒发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豪迈情怀，音节错落跌宕，语言琅琅上口，成为那一时期政治抒情诗的代表作。粉碎“四人帮”以后，沉默十多年的贺敬之满怀激情，拿起诗笔，先后创作了《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记录了党和国家的命运转折，讴歌了人民军队的战斗风采，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和憧憬。历风雨坎坷而诗心不改，信仰不变，理想不变，贺敬之还是贺敬之。
对毛泽东晚年诗词的看法
我们问贺老，如何理解评价文艺作品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贺老说：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述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他十分强调革命文艺作品的政治性，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但同时主张“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对文艺作品的政治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实际情况，毛泽东《讲话》中也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包括革命文艺在内的各种文艺作品，其中除有二者统一的情况外还存在着并不统一的情况。思想内容错误甚至反动的作品，也可能具有某种艺术性；政治观点正确的作品，也可能艺术性不足或缺乏艺术性，如毛泽东同志所反对的“标语口号化倾向”。这样就需要在政治性和艺术性的关系上既看到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方面，也要看到二者并不同步的方面，才能对不同作品作出全面的符合实际的分析。单就政治性和思想性来说，毛泽东在《讲话》中的有关论述和古今中外大量文艺作品的实际告诉我们：其中存在着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程度和不同形态的各种不同表现，包括在政治立场、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相互间既一致又不尽一致的复杂情况，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才能正确评价它们的是非和高低。其中有的还需要经过长期的历史和实践的反复检验才能得出科学的定论。而在这一过程中，往往由于某种政治偏见或者认识上的某种局限所致发生歧见，这是不足为怪的。
在伊春召开的这届毛诗年会的主题是“毛泽东晚年诗词研究”。当我们问及贺老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诗词时，贺老缓缓地说：研究和探讨毛泽东晚年诗词，不可能不涉及“反修”与“文革”问题。对此，我们在政治上必须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保持一致；在学术上可以百家争鸣，各抒己见，但也应当力争准确把握和坚持文艺与政治辩证关系的科学方法与立场。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诗人毛泽东，他的许多重要的诗词作品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但这政治性绝非政治纲领的直接宣示和具体政策的图解，而是通过抒发他那伟大共产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的襟抱、情怀、崇高的理想和人格精神表现出来的，是通过诗词艺术的审美创造，在政治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中表现出来的。差不多成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共识的对毛泽东诗词的这一总的看法，是否也可以包括对他晚年诗词的看法在内？这可能是这次会上需要进行科学分析和深入研讨的。近几年来，处在异常复杂的历史语境中，毛泽东诗词在国内外获得了与日俱增的空前盛誉，不仅它的艺术性，也包括它的政治性；不仅早年中年所作，也包括晚年所作中的某些重要篇章，都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毛泽东诗词研究界在肯定性评价的许多重要方面取得了共识，产生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情况是令人感到鼓舞的。与此同时，在学术界内外，也出现了某些恶意的贬损，或无意的误解或曲解，以及善意的歧见和疑问。这当然也是正常的，但也是应当给予充分注意的。
我们知道，从1978年起，贺敬之曾先后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党组书记，也有人誉他为“学界泰斗”“诗圣”等等。我们特别想知道，贺老习惯别人称他什么。
贺老微笑着说：什么“学界泰斗”“诗圣”之类，我是不接受的，也抗议过。官衔这个“长”呀那个“长”的，和张“会计”、李“过秤”一样。我只是个作家、诗人，一个平凡的小小的作家和诗人，曾经写过一些作品，也还有兴趣继续写。我写自由体诗，也写过歌词，最近20年也写一些古体诗，是新古体诗……
听着贺老从容平和的话语，我们仿佛面对着辽阔而波澜不惊的大海。那是一种对深沉与激情的独特感受。新月如钩，仰望浩瀚深邃的夜空，你会想得很多很多。
§§§第3节姚奠中：学者风范赤子情怀
山西大学是一所百年老校，其前身为1902年创办的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堂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是中国创办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诞生之初的山西大学，风云际会，学者云集，荟萃了一批文化精英，展现了一个时代的辉煌。章太炎弟子、著名教授姚奠中就是这个时候来到山西大学的。从1951年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95岁高龄的姚奠中以其学术造诣、艺术成就、品性德行，成为一座令人仰之攀之而不可登其峰巅的巍峨高山，一株历经风雨雷电而依然挺拔苍劲的青松，一个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先进知识分子崇高品格有机融溶的丰厚载体。
没错，当你站在他面前，倾听他从容讲述历史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
一个世纪老人的足迹，辉映着一位学人的思想光辉，丈量着一位智者的精神高度。
继承章太炎精神，毕生追求真理
姚奠中，原名豫泰，字奠中，20岁后以字行。1913年农历5月出身于山西省稷山县南阳村一个家境殷实的书香门第。在私塾和初小阶段，勤思好学，除读完多种文言启蒙读物和当时的教科书外，又读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左传》和《诗经》。上初中后则大量浏览经、史、子、集等文化古籍，《史记》读得最多。同时，受堂哥姚晋泰（中共党员，1935年牺牲，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影响，开始接触进步书刊，读过《天演论》以及鲁迅、茅盾等人的进步小说。血气方刚，思想活跃，积极参加并组织学生运动，但兴趣仍在“博览古今群籍，期于作一名学者”。高中尚未毕业，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西教育学院国文系。因故休学，又因参加学潮，被省当局驱逐，遂南下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半年后，听说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办学，因仰慕其名声大、学问好，于是决定放弃国专学籍，转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当时听课会员七八十人，程度不齐，于是进行了选拔考试。这是章太炎招收的唯一一届研究生，共录取七名，姚奠中顺利考取，名列第四。从此，他的人生进入新的阶段。
章太炎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著名的反清志士，和孙中山一起推动旧民主主义革命，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立下汗马功劳。1908年因“苏报案”被捕入狱三年，轰动一时。章太炎既是革命家，又是一位国学大师。他东渡日本后，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同时，开办国学讲习班，黄侃、钱玄同、周树人（鲁迅）、许寿裳等都受业为弟子。章太炎一生多次讲学，而晚年的“章氏国学讲习会”更是一次有组织的盛学。姚奠中经常与同学到老师寓所亲聆教诲，除谈个人研究的专题外，别的问题都可以谈。章太炎夫人汤国梨也常常在座，她还经常给学生们沏茶喝。章太炎讲话浙江方言较重，每到学生听不懂时，他便常用铅笔写在学生的本子上。而他提到的参考书，学生们都能随时买到，读后讨论再请教先生，所以收获很大。章师母汤国梨对学生很亲切，常备小吃和茶水。特别是章先生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对民族文化继承发展的使命感，对姚奠中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青年时期负笈远游开始，姚奠中就迎着时代风雨艰难前行。“燕子虽娇小，尚敢迎风飞”，便是他青年时期的精神写照。1931年日寇在东北地区相继挑起了“万宝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全国各地掀起反日浪潮。姚奠中作为运城菁华中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之一，愤然编写了话剧《万宝山》并参加演出。1934年太原当局企图以“会考”压制学生的抗日活动，他因参加发动罢考运动，被扣押三个月，又被驱逐回乡。及至做了章门研究生，他不仅传承学术，以成大家，而且继承章氏精神血脉，一腔豪情，一生报国。
姚奠中认为：章太炎先生“始终坚持民族、国家大义，对国家、民族前途有一种深切的使命感、责任感”。姚奠中的研究生、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毓庆说：“我深深感到，姚先生身上有太炎先生遗风，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学术上非常重视国学，在行为上对现实问题非常关怀。无论写文章，还是平时的言谈，都充满着对国家、对民族、对民族文化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内化为一种“正气”和“血性”，彰显在他坎坎坷坷的人生之途。七七事变后，姚奠中辗转苏州、南京、安徽等地，吟出“秋气遍寰宇，圣宫亦寂寥。素王何杳杳，赤子徒噍噍”，为国势危急而焦虑太息。1938年，他怀着“志士英雄应即作，从头重整旧江关”的救国豪情，参加了抗日游击队。“齐心赴国难，誓辞相慨慷。一旅虽寡弱，男儿当自强”，表现了誓死救国的雄心壮志。后因目睹国民党军政腐败，自知无能为力，遂转上“教育救国”道路。即使在三尺讲坛，他也始终把为社会服务、为救国服务作为教学的最高宗旨，始终和广大学生站在一起，站在反专制、反压迫的正义方面，因而不断遭到打击迫害，以致九年间走了四个省区，换了七所学校。1940年在大别山立煌师范，为反对无理干扰教学，他将原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时任安徽省教育厅长的方治，从教室中赶走。1943年在安徽师专，为反对省主席李品仙侮辱教师，他带头罢课，发起集体辞职以示抗议。1947年在贵阳师院，他因率众反对军统特务任院长而被解聘。
新中国的成立，使姚奠中看到了民族振兴的希望。他辗转北归，先到了北京。以他当时在学界的名气，留下是没问题的。但他桑梓情深，顾念家乡的学校更需要自己，遂放弃优厚的待遇，应邀于1951年秋携全家回到山西大学。然而，学术道路并不平坦，生活之河湍流涡旋。在肃反运动中，他受到错误审查；在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由三级教授降为六级；“文革”中又被批斗下放，吃了不少苦。但是，他从未以个人得失为怀，总是对国家命运、民族兴衰深情关切。在他看来，个人遭遇逆境算不得什么，混乱和无序是暂时的，明天总会好起来。因此，他总是保持着豁达乐观的精神状态，不能上课，写的论文没处发表，还可以练书法，可以思考呀。他说，站在讲台就要把书教到最好，下地干活就要把地种到最好。据一位当年跟他同被下放的老师讲，姚先生弯着腰割麦，仰着头泥顶棚，没有人比他割得快，没有人比他泥得好。可见，无论身处何境，只要是对社会和他人有益的事，即使这事是多么微不足道，他都会抱着积极的心态去做，从无怨艾。“文革”结束，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他更心情舒展，精神焕发，以古稀之年活跃在工作一线，教书著书，带研究生，还担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第六届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山西省委主委、名誉主委，积极参政议政，为国计民生建言献策。
天很蓝，春天的大学校园一片生机。他常常会想起他的老师。
在杭州章太炎纪念馆，有姚奠中题写的一副楹联：“为国为民九死一生终不悔，兴文兴教千秋功业赖承传。”这是对章太炎先生的评价，也是作者自己心志的表达。擅长行草的他特地用章先生生前最喜欢的篆书书写这副联语，此中衷曲，唯天地铭之。
心系天下苍生，崇尚“教育救国”“教育兴国”
姚奠中在1979年的一份自我总结里写道：“我是一个教了43年书的老教师。青年时曾抱过教育救国的愿望，但在黑暗的旧社会，很快破灭了。解放后，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远景一致了，教育成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组成部分，有了光明的前途。因之，有使不完的劲。”
对于教育，姚奠中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早在1939年，他和同是章门弟子的柏耐冬创办“汉国学讲习班”时，就亲手制定了10条“教条”：“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这是他26岁时的教育主张，强调了教育为社会服务、为现实服务的宗旨，融会了儒家学说“独善其身”“兼善天下”的用世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非常精彩，非常可贵。今天味之思之，仍然不无启发。
姚奠中一生从教，是国内著名学者。他实践了自己的教育主张，坚持学术真理，不唯书，不唯上，治学十分严谨。20世纪50年代初期，“左”倾思潮开始泛滥，文化界对庄子多持贬抑态度，甚至认为庄子的思想是“可耻的寄生阶级的没落思想”。姚奠中于1956年发表《浅谈作为文学家的庄子》，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庄子的思想和艺术成就，鲜明地指出，庄子对现实的批判态度是“二千年中仅有”的，庄子的思想是“同情苦难的人民的”，庄子的艺术成就是“千古文学奇迹”。在先秦诸子中，姚奠中对庄子情有独钟，他认为，“读庄子，对人生观世界观会有很好的理解”。“四人帮”鼓吹儒法斗争，姚先生却坚持指出：“儒法虽有斗争的一面，但也有相联系相一致的一面；反儒不一定是法，反法也不一定是儒。”这些见解坦率深刻，振聋发聩。
